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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舍的《月牙儿》与《阳光》同收于《樱海集》，两部作品都创作于1935年，纵观学界对老舍作品的研究状况，《阳光》比起《月牙儿》稍显黯淡，不过把《阳光》与《月牙儿》做互文性阅读分析就不难发现，尽管学界很多研究者从很多层面剖析《月牙儿》这部作品，但大多数都把《月牙儿》中主人公“我”的命运悲剧归结为“贫穷的生活”、“黑暗的社会”等外在因素，关注造成她人生悲剧的内在原因的很少。本文通过《月牙儿》与《阳光》的互文性阅读，挖掘《月牙儿》所表现的女性悲剧的其他深层次原因，并从作者老舍的创作角度解析文本透露出的作者的女性观等问题。
关键词： 《月牙儿》 堕落 人生悲剧
一、造成“月牙儿”悲剧的乌云背后
《月牙儿》中主人公贫穷、凄苦及她所在的社会的黑暗固然是她人生悲剧的原因，但若只局限于此就无疑抹杀了一些其他的很重要的原因。
《月牙儿》中的“我”家庭贫穷，但也接受过新式学校教育，可是现实的压力却使得她认为“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不仅如此，在自身的价值上，她也默默地接受了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在她看来，“客人们”渐渐少了起来的原因，是自己没了“小鸟依人”的身段与气味。“小鸟依人”这个词很耐人寻味，它暗示着在“我”的观念里，能够得到男性青睞的女性应该是“小鸟依人”的，应该是顺服于男性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男权社会观是一致的，“月”所对应的柔弱的女性才能依靠男性获得物质生活条件。这所体现的便是“我”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枷锁，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牢笼把主人公一步步圈进了看似逃脱不了的“暗娼”结局。
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指的就是人们基于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这种效应在《月牙儿》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表层逻辑上，“我”不想做暗娼，不愿重蹈母亲的覆辙，但是“暗娼”这种出路却自觉不自觉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文中一次又一次提到“那个黑影（指暗娼）向我靠近”，这就是说，表面上来看，“我”一直在逃避着沦为暗娼，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从深层的心理因素来讲，“暗娼”就是“我”所“期待”的未来人生，文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它之所以一步步向“我”逼近，“我”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文本而言，“我”的人生沦落是由“我”自身造成的必然结果。
《月牙儿》容易带给读者这样的一种错觉——女性不应该追求理想，更没有自由品质可言，因为那都是虚假的，永远不可企及的。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妇女挣钱怎这么不容易呢！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对于自己以后的人生，“我”的答案是明确的，于是，爱情与理想就都成了人生的奢侈品，“我”这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穷人当然主动放弃了。在所谓“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的认识基础上，“我”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只是挣钱吃饭，爱情就变成了饱饭后的消遣游戏和算计：“吃饱了当然想爱情，男女彼此织了网，互相捕捉”。所有这些“我”所谓的对生活的领悟在本质上来说根本就是女性自我解放失败之后的自甘堕落和变态。
二、《月牙儿》深层悲剧原因在《阳光》中的互文性证明
“互文性”概念由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那么同一位作者所作且收于同一文集的两篇作品无疑有着更为紧密明显的互文性表现。老舍的《阳光》作为《月牙儿》的姊妹篇，更是从互文性的角度上显现了在《月牙儿》中暗藏的女性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
之所以不能通过《月牙儿》便简单认定贫穷是女性堕落人生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来自《阳光》的反证：《阳光》的主人公“我”家庭优裕体面，自己娇贵美丽又精明，可就是这样的“我”到最后却也还是没能避开命运的悲剧，失去了所有一切。
《阳光》中的“我”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在自己与“贵人”的关系败露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自以为是对丈夫的“挑战”根本就是笑话，丈夫甚至利用“我”和那贵人的关系实现自己的仕途欲望。而在此时，“我”想到的却是，“丈夫应当养着妻子，使妻子快乐；不应当利用妻子获得利禄——这不成体统，不是官派儿！”在“我”这个表面上新派的女子心里，男性是女性的保护树，女性在男性的庇护下生活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假如仅仅从命运悲剧的角度看，《月牙儿》文如其题，全文以清冷悲苦的格调呼应印证着主人公孤身奋斗却仍然逃不出乌云遮月的残酷现实，而《阳光》写在《月牙儿》之后，看似文不对题，好像很突兀，实际上是作为《月牙儿》的补充篇进一步暗示我们，导致旧中国女子命运悲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贫穷，还有女性接受的新道德、新思想浮于表层，止于形式，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甚至已经成为常识扎根于女性头脑的深层次主观原因。很显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新旧思想在女性头脑中的交锋中，旧思想不动声色却稳操胜券。
《阳光》中的“我”生活优渥，于是“浪漫”便是“我”的追求，可是这“浪漫”只是物质上的优越和满足，“我”也有过追求精神浪漫的念头，不过终于还是“精明”地醒悟了：“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以上无论是哪种思想观念都是披着反抗现实黑暗生活的物质享受主义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观念主导下，不论是贫穷还是优越，堕落都是必然的。
如果说《月牙儿》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迫于吃饭堕落的女性的话，那么在《阳光》的互文性阅读下就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作者想要表现的并不是简单的同情或批判，里面隐含着作者的创作经历和对待女性解放的态度问题，使《月牙儿》和《阳光》中女主人公堕落最终酿成悲剧的，不仅仅是贫穷。
三、作者老舍的女性观对作品悲剧的影响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老舍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局外人，也就是说，在老舍的思想观念中，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的。这可以从老舍的生活习惯及其他一些著作中看出来。作者老舍对待这两篇作品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便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老舍男性话语下的女性观。
老舍在作品中指出的妇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自我认同并屈从命运的摆布。其中既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一开始也想过抗争，但是迫于传统势力的强大顽固而最终屈从①，《月牙儿》便是如此，主人公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悲剧，是女性自我解放的悲剧。如果说女性自身的悲剧性和历史惯性、黑暗势力共同构成了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障碍的话，那么，妇女解放的第二步还需从妇女自身寻找良方。老舍认为，盲目趋从时尚，急于求成，只会酿成更大悲剧，这与女性自身性格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
《月牙儿》的主人公受教育程度低于《阳光》的主人公，而较之于《月牙儿》主人公的贫穷却又坚韧、隐忍、勤劳、“被逼无奈”，《阳光》的主人公则是骄傲、轻浮、贪图安逸、永不知足，这样对比之下，作者在前者中表现出的悲天悯人和在后者中表现的批判蔑视就可以理解了。
注释：
①荆云波.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参考文献：
[1]张爱兰.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9，VOL17（3）.
[2]田聪.见习老舍月牙儿对当代女大学生成长的启示.芒种总第438期.
[3]王春林，王晓俞.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中国知网.
[4]荆云波.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
关键词： 《月牙儿》 堕落 人生悲剧
一、造成“月牙儿”悲剧的乌云背后
《月牙儿》中主人公贫穷、凄苦及她所在的社会的黑暗固然是她人生悲剧的原因，但若只局限于此就无疑抹杀了一些其他的很重要的原因。
《月牙儿》中的“我”家庭贫穷，但也接受过新式学校教育，可是现实的压力却使得她认为“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不仅如此，在自身的价值上，她也默默地接受了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在她看来，“客人们”渐渐少了起来的原因，是自己没了“小鸟依人”的身段与气味。“小鸟依人”这个词很耐人寻味，它暗示着在“我”的观念里，能够得到男性青睞的女性应该是“小鸟依人”的，应该是顺服于男性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男权社会观是一致的，“月”所对应的柔弱的女性才能依靠男性获得物质生活条件。这所体现的便是“我”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枷锁，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牢笼把主人公一步步圈进了看似逃脱不了的“暗娼”结局。
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指的就是人们基于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这种效应在《月牙儿》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表层逻辑上，“我”不想做暗娼，不愿重蹈母亲的覆辙，但是“暗娼”这种出路却自觉不自觉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文中一次又一次提到“那个黑影（指暗娼）向我靠近”，这就是说，表面上来看，“我”一直在逃避着沦为暗娼，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从深层的心理因素来讲，“暗娼”就是“我”所“期待”的未来人生，文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它之所以一步步向“我”逼近，“我”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文本而言，“我”的人生沦落是由“我”自身造成的必然结果。
《月牙儿》容易带给读者这样的一种错觉——女性不应该追求理想，更没有自由品质可言，因为那都是虚假的，永远不可企及的。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妇女挣钱怎这么不容易呢！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对于自己以后的人生，“我”的答案是明确的，于是，爱情与理想就都成了人生的奢侈品，“我”这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穷人当然主动放弃了。在所谓“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的认识基础上，“我”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只是挣钱吃饭，爱情就变成了饱饭后的消遣游戏和算计：“吃饱了当然想爱情，男女彼此织了网，互相捕捉”。所有这些“我”所谓的对生活的领悟在本质上来说根本就是女性自我解放失败之后的自甘堕落和变态。
二、《月牙儿》深层悲剧原因在《阳光》中的互文性证明
“互文性”概念由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那么同一位作者所作且收于同一文集的两篇作品无疑有着更为紧密明显的互文性表现。老舍的《阳光》作为《月牙儿》的姊妹篇，更是从互文性的角度上显现了在《月牙儿》中暗藏的女性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
之所以不能通过《月牙儿》便简单认定贫穷是女性堕落人生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来自《阳光》的反证：《阳光》的主人公“我”家庭优裕体面，自己娇贵美丽又精明，可就是这样的“我”到最后却也还是没能避开命运的悲剧，失去了所有一切。
《阳光》中的“我”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在自己与“贵人”的关系败露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自以为是对丈夫的“挑战”根本就是笑话，丈夫甚至利用“我”和那贵人的关系实现自己的仕途欲望。而在此时，“我”想到的却是，“丈夫应当养着妻子，使妻子快乐；不应当利用妻子获得利禄——这不成体统，不是官派儿！”在“我”这个表面上新派的女子心里，男性是女性的保护树，女性在男性的庇护下生活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假如仅仅从命运悲剧的角度看，《月牙儿》文如其题，全文以清冷悲苦的格调呼应印证着主人公孤身奋斗却仍然逃不出乌云遮月的残酷现实，而《阳光》写在《月牙儿》之后，看似文不对题，好像很突兀，实际上是作为《月牙儿》的补充篇进一步暗示我们，导致旧中国女子命运悲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贫穷，还有女性接受的新道德、新思想浮于表层，止于形式，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甚至已经成为常识扎根于女性头脑的深层次主观原因。很显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新旧思想在女性头脑中的交锋中，旧思想不动声色却稳操胜券。
《阳光》中的“我”生活优渥，于是“浪漫”便是“我”的追求，可是这“浪漫”只是物质上的优越和满足，“我”也有过追求精神浪漫的念头，不过终于还是“精明”地醒悟了：“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以上无论是哪种思想观念都是披着反抗现实黑暗生活的物质享受主义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观念主导下，不论是贫穷还是优越，堕落都是必然的。
如果说《月牙儿》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迫于吃饭堕落的女性的话，那么在《阳光》的互文性阅读下就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作者想要表现的并不是简单的同情或批判，里面隐含着作者的创作经历和对待女性解放的态度问题，使《月牙儿》和《阳光》中女主人公堕落最终酿成悲剧的，不仅仅是贫穷。
三、作者老舍的女性观对作品悲剧的影响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老舍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局外人，也就是说，在老舍的思想观念中，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的。这可以从老舍的生活习惯及其他一些著作中看出来。作者老舍对待这两篇作品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便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老舍男性话语下的女性观。
老舍在作品中指出的妇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自我认同并屈从命运的摆布。其中既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一开始也想过抗争，但是迫于传统势力的强大顽固而最终屈从①，《月牙儿》便是如此，主人公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悲剧，是女性自我解放的悲剧。如果说女性自身的悲剧性和历史惯性、黑暗势力共同构成了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障碍的话，那么，妇女解放的第二步还需从妇女自身寻找良方。老舍认为，盲目趋从时尚，急于求成，只会酿成更大悲剧，这与女性自身性格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
《月牙儿》的主人公受教育程度低于《阳光》的主人公，而较之于《月牙儿》主人公的贫穷却又坚韧、隐忍、勤劳、“被逼无奈”，《阳光》的主人公则是骄傲、轻浮、贪图安逸、永不知足，这样对比之下，作者在前者中表现出的悲天悯人和在后者中表现的批判蔑视就可以理解了。
注释：
①荆云波.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参考文献：
[1]张爱兰.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9，VOL17（3）.
[2]田聪.见习老舍月牙儿对当代女大学生成长的启示.芒种总第438期.
[3]王春林，王晓俞.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中国知网.
[4]荆云波.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