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签署了那份著名而又残暴的270号命令。
　　命令说：“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战斗中如果隐瞒自己的身份，开小差或者向敌人投降，将被视为蓄意叛逃人员。其家庭成员将被视为背叛祖国的逃兵家属而实施逮捕……责成每一位军人，如果所在部队被包围，务必尽一切可能战斗到最后一刻，突出重围。如果指挥员或者政委不积极组织击退敌人，而是选择向敌人投降，可以用一切办法消灭他们……”
　　这个命令后来发展到，所有投敌者的家人将被处决，即使是从战俘营逃脱的俘虏，也将全部被枪决。
　　在苏联统帅眼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变节者。他们认为只要军人被俘，就是变节的人。这一点跟日本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认识一致，你没死就是变节了。原本苏联在对外扩张过程中，造成的民族矛盾就很尖锐，乌克兰人、哥萨克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等，平日受尽欺压，加入苏军后，作战本来就不积极，甚至把德军当作解放者。因此，这份命令一出，更使军心涣散，并把他们推向敌人的怀抱。这些人会想，你们当头儿的太残忍了！反正横竖都是死，还要连累家人，不如投降了吧，还能有口饭吃。
　　270号命令并未对减少苏军战俘数量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在命令发出后的2个月，苏军战俘又增加了130万！整个苏德战争中，苏军被俘人数达到570万，其中叛变的超过100万，他们组成俄罗斯解放军或类似志愿军，调转枪口，向祖国开战。
　　有道是：“將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苏军士兵的反叛，跟苏联军官们绝不以身作则，反而集体腐败也息息相关。一份对苏联第五十九集团军的揭发材料最能说明问题：
　　该部队的领导和政委贪恋女色，酗酒成风，在战斗过程中不是干好本职工作，而是在前线胡作非为。比如，集团军工程部副部长、“苏联英雄”科罗温，他在酗酒后就曾带人闯入部队食堂，拔出手枪，向厨师索要香肠、果酱和面包，拿到之后，还把果酱瓶子砸到地上，并命令副官在食堂安放地雷。此人还公开与司令部女打字员同居，一起去澡堂洗澡，成为下属的“榜样”。
　　再有，该集团军炮兵参谋长萨莫伊洛夫在给打字员图加里诺娃的情书中写道：“亲爱的，如果你不想破坏我们的友谊，就请你收回今天说过的再不和我一起吃饭的话。这使我非常伤心，你让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为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我喜欢你，或者说，我已经习惯了和你在一起。”这封情书的作者，也成了炮兵部队的“榜样”。
　　如果军官们只是做点儿这类的事，那还只是影响士兵的心态。该部队独立话务连的军委会成员阿夫图霍夫与连助理女军医同居，因此，不让她到连里为受伤的战士医治，引起了全体人员的愤恨。
　　服务于该集团军的女飞行员、打字员、通信员、医护员无不受到上级骚扰，有个叫乌兰诺娃的卫生员把企图动手动脚的卫生部长官推开，结果那名长官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地面连开数枪，活该他倒霉，反弹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
　　第五十九集团军就是活脱儿的“酒色”集团军。第三七八步兵师师长多罗费耶夫总结的最妙，有一次，他在跟一群女医师鬼混了两天两夜之后对部下说：“这儿的妇女就是妓女，就得用她们，你们这些指挥员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弗拉索夫的曲线救国
　　苏军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中，肯定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这样的军队能赢吗？军官们沉溺于酒色，却让当兵的流血牺牲，这样的军官，士兵犯得着为他们卖命吗？
　　因此，苏军士兵变节投敌的很多。在战俘营里，弗拉索夫也丧失了信心，认为苏联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跟德国人合作，建立一个对德国屈膝的傀儡政权。弗拉索夫认为这样可以使俄国少流一些血。
　　只有跟德国“合作”，才能让苏联人少流血。这个念头在弗拉索夫的思想中，越来越坚定。他跟自己的部下讲：“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中。”
　　弗拉索夫的这些话虽然是为自己的背叛找借口，并且试图拉别人下水，但是他的行为具有代表性，表现出当时的苏联人对斯大林专制主义并不认同。这种思想把弗拉索夫绑到了法西斯的战车上，担任了亲德的俄罗斯解放军的首领。
　　弗拉索夫想站在德国人一边，但是一开始德国人并不领情，因为不信任他，并不愿意用他。据说，当时德国将军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跟希特勒说了这样一句话：“弗拉索夫有一个想法……”希特勒立刻打断这位将军的话，说弗拉索夫不配有想法，谁批准他们穿德国军装？我们没有那么多德国军装给他们穿。
　　直到二战的最后两年，也就是战争对德军十分不利的时候，德军才启用弗拉索夫。（袁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