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的猫》是美国著名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于192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作为20世紀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海明威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内奥米·格兰特指出：“海明威对那些受到社会忽视、歧视或虐待的妇女有一种默默的同情”（Grant，1968：73）。肯尼思·林恩（1997）进一步证实，海明威对女性的描写充满了同情。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探究海明威笔下身处男权社会的女性，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幻灭的过程，揭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困境，启发人们对女性当代性别角色的深刻思考。
　　社会的安定推动了思想的解放，此时女性主义运动正掀起了第一次浪潮，新女性开始重新定义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雨中的猫》就写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反映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中性别关系和冲突的深刻思考。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暂居旅店的夫妇。天降大雨，妻子见一只猫蹲在桌下躲雨，心生怜悯，打算下楼救它。等她到时，猫不见了，于是她怅然而归。店主看到后就派人送去了一只猫。但是不是那只躲雨的猫呢？故事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幻灭及所面临的困境
　　故事的发展经历了发现猫、寻猫、求猫与得猫四个过程，而主人公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也同样经历了相对应的四个过程：发现猫（联想到自己，短暂觉醒）→寻猫遇店主（尝试寻求话语权，进一步觉醒）→求猫（受挫）→得猫（彻底幻灭）。在这个过程中隐藏着主人公与猫咪、店主、丈夫之间关系的发展。故事中有四个重要形象：猫、女人、丈夫和店主。猫不仅作为贯穿小说的角色，而且也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并且，这一动物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而是带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从形象上来说，大部分猫娇小可人，惹人怜爱，需要人的保护，女性天然的母性和同情心也很容易使人把她们与猫咪联系在一起。因此，小说中躲雨的猫可看作是女性的象征，象征着丧失了主体意识的女性。当女人发现猫咪时，猫咪的处境—躲雨，这一幕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绵绵的雨使得猫咪无处藏身，仿佛无处不在的主流男权思想将女性团团包围，暗示着女人躲避传统性别角色，打破陈规，努力寻找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而猫咪躲雨的窘境反映出女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孤苦无依，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凄惨境况。
　　妻子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她富有同情心，渴望平等与自我。当她看到一只可怜的猫蜷缩在雨中，她想要亲自救它，一方面猫的处境使她产生一种很深刻的共鸣，另一方面也是她迫切希望获得话语权的内心写照。长期以来，像她这样的传统女性始终处于男性的庇护之下，作为男性主体的她者而附属于男性。女人不需要也不应该有能力去保护别人，更不需要话语权。弱小的猫，就像婚姻中弱势的她，都被“超出其控制之外的外部力量所限制”并“因这种强加的限制感到挫败、无助”（Lamb，2010：81）。正是这样相似的处境使她对躲雨的猫咪产生了同情。法国思想家福柯把话语看作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它影响控制着话语的运动。话语权不仅能确立主体的存在，也代表着存在的意义”（伍忠丽，2006：96）。因而救猫行为在该层面上就有了更深的含义，通过救猫，她似乎从男性的庇护中拯救了自己，获得了主体意识，拥有了话语权，即自己存在的意义，就能掌控生活决定命运，而这正是她所缺失和渴望的。可以说，妻子为救猫所做的一切尝试皆可被视为打破男权桎梏、找寻主体地位的尝试过程。至此，妻子经历了短暂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雨中的猫让妻子产生同病相怜之感，怀着伟大的使命，妻子下楼寻猫，店主客气的哈腰，礼貌的答话，谦恭卑微的态度以及体贴地让女仆送伞等行为让妻子感受到被关注、被尊重，似乎与男性社会成员拥有着平等的话语权，这进一步加速了其渴望平等与话语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予了她当头一击—当她回到房间对丈夫提出一系列诉求时（这也侧面反映出社会限制了她寻求自主改变的能力而只能求助于丈夫），丈夫如是说：
　　“我要把我的头发往后扎得又紧又光滑，在后脑勺扎个大结儿，可以让我摸摸，”她说。“我真要有一只小猫来坐在我膝头上，我一抚摩它，它就呜呜叫起来。”
　　“是吗？”乔治在床上说。
　　“我还要用自己的银器来吃饭，我要点上蜡烛。我还要现在是春天，我要对着镜子梳头，我要一只小猫，我要几件新衣服。”
　　“啊，住口，找点东西来看看吧。”乔治说。他又在看书了。（Hemingway，2002：143）
　　丈夫漠不关心、不耐烦甚至强硬的态度将她的努力与期望生生压下，她只能发出无助的呐喊：
　　“总之，我要一只猫，”她说，“我要一只猫，我现在要一只猫。要是我不能有长头发，也不能有任何有趣的东西，我总可以有只猫吧。”（同上）
　　这种对猫的执念正是妻子渴望自主寻求缺失的女性主体性与话语权的真实写照，因为尽管她无法获得真正“缺失的东西”，但“猫”这一意象“在无意识层面上不断提醒主体这一缺失的存在并成为主体无意识欲望的核心”（陈金程，2020：188）。即，此时的猫不再是具象的，而是象征着主人公缺失的主体意识与话语权。同样，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中多次选用不定冠词 a，也说明了她所欲求的并不是某一只特定的猫，而是某些抽象的事物。这一点也可以从作者未对那只躲雨的猫做详细描述中看出来。
　　“女性言说的主体性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生成过程，并非身为女性就天然会说女性话语。它强调，女性的话语言说权利不是靠谁来恩赐，而是靠自己对话语权利的自觉与掌握，让自己真实的经验、感觉、思维进入语言，倾听自己真实的内心的声音。”（张广利，2003：92）但糟糕的是，结局中出现的玳瑁猫似乎表面上满足了主人公的需求，而“猫所象征的那种渴望依然未得到满足”，与此同时，这只“送来”的猫的出现反而使其丧失了其话语言说的权利，从而失去了“表达她真实处境的方式”（Strychacz，1997：78）。至此，主人公先前为追求自我意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去意义，彻底丧失女性话语权与主体性，自我意识彻底幻灭。 　　通过主人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受挫并最终幻灭的过程可以看出，女性自我意识彻底觉醒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以丈夫为代表的“强硬派”话语霸权主义;以店主为代表的“温柔派”话语霸权主义以及主人公自身的原因。在夫与妻两性关系中，妻子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丈夫用霸权地位规定妻子的行为，妻子没有“改变”的权利，即没有话语权，只能作为男性（丈夫）的附属品。对待妻子敷衍、不耐烦到“啊，住口”，以丈夫为代表的“强硬”男性话语霸权主义对女性渴望改变现状、自主寻求主体意识、掌握话语权表现出强制性、压迫性的拒绝态度;而店主，作为男权社会中“温柔”话语霸权主义的代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那些将女性当作宠物的男性，他们对待女性奉行“要什么给什么”的准则，而不在乎后者真正的内心需求，而这种态度本质上是对女性的轻视。正如文中店主送来的那只猫，并非是主人公真正所需要的。但这只猫的出现却将主人公置于道德上和话语上的劣势地位，从而彻底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与自主意识。“重构女性主体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在男权文化统治的社会中，男性与女性处在一种主动与被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之中，这就导致了不仅男性忽视、歪曲著女性的经验，女性因长期受压抑处于从属地位也认同了男性对自身的设定，使自己的真实经验沉入水底。”（张广利，2003：90）一连六个“喜欢”，主人公对店主的体贴无疑是认同而欣赏的，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微妙而强烈的感觉—这位店老板让她觉得自己很渺小，同时又很重要”（Hemingway，2002：142）。“渺小感是感受主体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否定，受男权思想束缚，传统女性普遍持有这种卑微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王美萍，2009：100）这种自我弱化现象产生的根源或许在于主人公自小成长在男权社会中，早就习惯并接受了男权社会赋予自己的性别角色。而在面对丈夫时，她采用类似孩童一样简单的句式，如，“我要……我现在要……。要是我不能……，也不能……我总可以……吧。”（Hemingway，2002：143）这些话语反映出她对于丈夫习惯性的依赖，说明她潜意识中接受了社会赋予自己的家庭角色。
　　二、结语
　　综上所述，女人在社会、家庭中所处的“第二性”附属地位恰恰是由男人，由这个男权社会赋予她的。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所谓‘女性’。”显然，小说中的妻子的所作所为也是由这个社会传统观念的约束造成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由此，小说主人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我意识最终幻灭的结局或许便可以理解了。
　　通过对主人公发现猫、寻猫、求猫并最终得到猫的过程进行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位被誉为海明威笔下“最敏感的女性角色之一”的主人公寻求平等、话语权与自我意识的内心挣扎及其面临的精神困境，启发我们对于女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深刻思考。尽管当今社会已赋予女性很多的权利，但女性在许多方面还是受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女性如何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利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