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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学者对《复活》的文本研究，都是以人道主义、精神重生、宗教观等研究为主。本文根据《复活》的成书时间、《复活》中所含的中国古代哲人思想因素，从“自救”、对灵与肉关系把握三个方面，全面把握《复活》叙述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文本中关于人物、细节等的叙述，对《复活》中托氏思想与中国哲人思想作比较分析。
关键词：自救；灵与肉；福乐
作者简介：赵禹平（1995-），女，汉族，四川雅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
一、托氏“自救”与儒家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
（一）“自救”与环境
上帝在我们的救赎道路上扮演着引导者的形象，却把艰巨的救赎任务交给了人类自己。
托爾斯泰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托尔斯泰否定了耶稣救世而肯定了人实现自我提升和达到终极目标的内在能力，从而在现世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的途径和能力上和中国人的认同。”
人为何要自救，是由于罪恶；人之所以有罪，是源于社会的污染。托尔斯泰正是这样认为的：“人性本善，人之所以为恶，都是由于环境的影响。这也是托尔斯泰在阅读《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引起共鸣的地方，人要摆脱外界因素，要避免外界不良因素对自身善心的“旦旦而伐之”，人需要自救的，而自救是需要从自身的心性出发的。
《复活》第一卷第四十八章中马斯洛娃说：“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在今生利用我消遣取乐，来时还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p. 165），这其实是作者对外界来弥补内心愧罪感的否定，在第三卷二十八章中，渡船上的老头给出了答案来印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谁该受惩罚，谁该得到宽恕，上帝都知道，用不着我们操心。自己主宰自己，这样就不用别人来主宰了。”（p. 446）
自救要从自我的心性出发，要摆脱环境的影响。聂赫留朵夫之所以在诱奸了马斯洛娃之后塞给她100卢布，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马斯洛娃之所以会走向堕落，是社会摧残、社会逼迫。而要实现自救，他们都必须与环境中不良因素相抗衡、对立。
与丑恶对立，首先就要认清丑恶。聂赫留朵夫在目睹了黑暗俄国种种丑恶，便开始反观自己，决定改造自己。（《复活》卷一28章“他这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他在最近这段时期对人们所发的憎恶……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憎恶”P. 214）改造的决心一步步影响到马斯洛娃，马斯洛娃在狱中也开始改变自己，积极乐观，并在最后为了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名誉，选择和革命战友结为伉俪。
正如《复活》第二卷三十四章中，聂赫留朵夫看到自己日记中纪录的动身去彼得堡以前的话：“喀秋莎不愿接受我的牺牲，她宁肯牺牲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很高兴，可是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我不敢相信，打我觉得她在复活。”
这样的福乐观与中国先哲的福乐观紧密契合。
（二）“自救”中的福乐观
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的内心的福乐不但不以外界条件为转移，甚至认为，外部的、物质上的改善，反而有害于自身的完善，也就是有害于福乐。
聂赫留朵夫认为土地是身外之物，他与福乐无关，“土地不能成为财产的对象，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所有人对土地，对土赋予人们的种种恩惠都享有同等的权利”（p. 222），他就是要为了别人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从而寻找到内心的满足。这种内心的满足，正是通过自救、“忘我”来实现的。
（三）“自救”与信念
“自救”还需要有顽强的信念。儒家通过对自我心性的修养和内省以达天命，达到天人合一；而托尔斯泰也层曾告诫，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内心的善性可以战胜污浊的“环境”，“千百万人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还不在于人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而在于人们不是根据信念，自己的信念，去生活”（刘宁， 1997， p. 138），就已经突出了自信在“自救”道路上的重要性。
正如《复活》中的马斯洛娃，她强迫自己相信，她可以做到聂赫留朵夫希望她做到的。包括聂赫留朵夫，尽管在自救的道路上，他也犹豫过，例如在最初，他也没有十足的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决定：和马斯洛娃成婚。聂赫留朵夫也是在一次次说服自己，一次次选择相信自己的抉择之后，才领悟到生命本真的，才领悟到如第一卷第十三章中所说：他曾经可怕的变化，都是源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是开始相信别人”，“他觉得相信别人，生活可以过得不那么艰难”（p. 47），这是在他自救之后领悟到的对自己信念的不坚定就会使自己变成动物人一样的可怕。
自救与信念，在进入后现代化时代的当今世界，也是愈发受人关注的。社会危机、价值危机层出不穷的时代，需要我们树立强大的信念体系，解决道德价值危机。
二、灵与肉的关系把握
托尔斯泰强调灵魂克制肉体，实际就是精神的人要战胜兽性的人，这其实是要求理性征服非理性欲望。受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影响，托尔斯泰将矛头指向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穷奢极欲，他对此厌恶并产生对劳苦大众、受剥削群众的同情和愧罪感。
（一）同：人欲妨心
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与托尔斯泰认同的物质世界勾引人的欲求、乱入人心是一致的。正是欲望的乱入，正是美色的引诱，身处阶级的影响，使得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时，没有忍住心中欲望，诱奸了玛丝洛娃。这是一个标志，既是聂赫留朵夫进入剥削阶级的标志，也是玛丝洛娃进入被剥削阶级受伤害的标志。
托尔斯泰同儒家哲人一样，肯定欲求的乱入人心，讽刺欲求和诱惑。第一卷十三章中对他认为强健、勃发的动物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时，叙述者是这样评价的：“军役本身就促使人堕落，它置服役者于完全无所事事的条件之中……聂赫留朵夫便处于这样的疯狂状态……开始被特别厉害地腐化”（p. 48），叙述者用“堕落”、“疯狂”、“腐化”等词语来描述带着欲望的动物人聂赫留朵夫的状态，可见叙述者对这种持续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表示鄙夷和讽刺。所以，叙述者要拯救聂赫留朵夫，要把误入歧途的聂赫留朵夫拯救到精神救赎之路，要把动物的他引向精神之路，拒绝人欲对心性的妨害。
（二）不同的灵肉关系处理
托尔斯泰和儒家哲人对于灵肉关系的处理却有着不同的方式方法。
托尔斯泰是将灵与肉对立起来，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复活”道路上拒绝诱惑、专注精神自救，厌恶剥削阶级的一切享乐。叙述者要聂赫留朵夫从动物的人、兽性的人重新成长为精神的人，从“看戏、跳舞、玩女人、大牌、喝酒、挥霍钱财”花天酒地、吃喝嫖赌（p. 49）中脱离出来，为监狱中的无辜者，奔走彼得堡，在枢密院败诉，就按照写状子律师的建议，向沙皇告狱状；同马斯洛娃一同到西伯利亚去，人手跳蚤、臭虫、肮脏；他开始厌恶那些穿金戴银、歌舞声色的生活；厌恶诱奸了马斯洛娃的那个兽性的自己；他将钱财、土地视为身外之物，应当给予贫苦大众的平等物。这种专注于精神救赎的洁癖，与先秦儒家实则是不同的，中国先秦哲人并未把灵与肉绝对地对立起来，只是认为人的物质生活、肉体生命，应该服从精神生活，为追求人生的理想服务。（在中国，只是发展到宋代程朱理学那里，灵与肉才开始关系紧张，出现二程的观点“存天理、灭人欲”。）
总体而言，中国人对灵与肉的关系认同“合理”通融、自然欲求应“适度”的观点，相较于托尔斯泰的精神的震慑性，战胜兽性的人是必须结局的想法，似乎适度原则更为可取。毕竟，理性永远战胜理性，灵魂永远战胜淫欲，这毕竟是将人的自然欲求和理性心理相对立较量，这种搏斗必定是悲剧性的战争，在作品中的聂赫留朵夫在如今的现实社会便会作为异项被贴上标签。
三、结语
托尔斯泰作为中俄思想交流的使者，在《复活》这部作品中融入了东西哲学思想，这种东西哲学思想的融入一方面使得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使作品成为研究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文本；另一方面，也是对东西文化内涵的一种参悟。
参考文献：
[1]吴泽霖（2000）. 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列夫·托尔斯泰（2006）. 复活（安东， 南风，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3]列夫·托尔斯泰（1988）. 天国在你们心中（李正荣，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关键词：自救；灵与肉；福乐
作者简介：赵禹平（1995-），女，汉族，四川雅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
一、托氏“自救”与儒家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
（一）“自救”与环境
上帝在我们的救赎道路上扮演着引导者的形象，却把艰巨的救赎任务交给了人类自己。
托爾斯泰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托尔斯泰否定了耶稣救世而肯定了人实现自我提升和达到终极目标的内在能力，从而在现世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的途径和能力上和中国人的认同。”
人为何要自救，是由于罪恶；人之所以有罪，是源于社会的污染。托尔斯泰正是这样认为的：“人性本善，人之所以为恶，都是由于环境的影响。这也是托尔斯泰在阅读《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引起共鸣的地方，人要摆脱外界因素，要避免外界不良因素对自身善心的“旦旦而伐之”，人需要自救的，而自救是需要从自身的心性出发的。
《复活》第一卷第四十八章中马斯洛娃说：“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在今生利用我消遣取乐，来时还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p. 165），这其实是作者对外界来弥补内心愧罪感的否定，在第三卷二十八章中，渡船上的老头给出了答案来印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谁该受惩罚，谁该得到宽恕，上帝都知道，用不着我们操心。自己主宰自己，这样就不用别人来主宰了。”（p. 446）
自救要从自我的心性出发，要摆脱环境的影响。聂赫留朵夫之所以在诱奸了马斯洛娃之后塞给她100卢布，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马斯洛娃之所以会走向堕落，是社会摧残、社会逼迫。而要实现自救，他们都必须与环境中不良因素相抗衡、对立。
与丑恶对立，首先就要认清丑恶。聂赫留朵夫在目睹了黑暗俄国种种丑恶，便开始反观自己，决定改造自己。（《复活》卷一28章“他这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他在最近这段时期对人们所发的憎恶……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憎恶”P. 214）改造的决心一步步影响到马斯洛娃，马斯洛娃在狱中也开始改变自己，积极乐观，并在最后为了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名誉，选择和革命战友结为伉俪。
正如《复活》第二卷三十四章中，聂赫留朵夫看到自己日记中纪录的动身去彼得堡以前的话：“喀秋莎不愿接受我的牺牲，她宁肯牺牲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很高兴，可是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我不敢相信，打我觉得她在复活。”
这样的福乐观与中国先哲的福乐观紧密契合。
（二）“自救”中的福乐观
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的内心的福乐不但不以外界条件为转移，甚至认为，外部的、物质上的改善，反而有害于自身的完善，也就是有害于福乐。
聂赫留朵夫认为土地是身外之物，他与福乐无关，“土地不能成为财产的对象，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所有人对土地，对土赋予人们的种种恩惠都享有同等的权利”（p. 222），他就是要为了别人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从而寻找到内心的满足。这种内心的满足，正是通过自救、“忘我”来实现的。
（三）“自救”与信念
“自救”还需要有顽强的信念。儒家通过对自我心性的修养和内省以达天命，达到天人合一；而托尔斯泰也层曾告诫，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内心的善性可以战胜污浊的“环境”，“千百万人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还不在于人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而在于人们不是根据信念，自己的信念，去生活”（刘宁， 1997， p. 138），就已经突出了自信在“自救”道路上的重要性。
正如《复活》中的马斯洛娃，她强迫自己相信，她可以做到聂赫留朵夫希望她做到的。包括聂赫留朵夫，尽管在自救的道路上，他也犹豫过，例如在最初，他也没有十足的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决定：和马斯洛娃成婚。聂赫留朵夫也是在一次次说服自己，一次次选择相信自己的抉择之后，才领悟到生命本真的，才领悟到如第一卷第十三章中所说：他曾经可怕的变化，都是源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是开始相信别人”，“他觉得相信别人，生活可以过得不那么艰难”（p. 47），这是在他自救之后领悟到的对自己信念的不坚定就会使自己变成动物人一样的可怕。
自救与信念，在进入后现代化时代的当今世界，也是愈发受人关注的。社会危机、价值危机层出不穷的时代，需要我们树立强大的信念体系，解决道德价值危机。
二、灵与肉的关系把握
托尔斯泰强调灵魂克制肉体，实际就是精神的人要战胜兽性的人，这其实是要求理性征服非理性欲望。受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影响，托尔斯泰将矛头指向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穷奢极欲，他对此厌恶并产生对劳苦大众、受剥削群众的同情和愧罪感。
（一）同：人欲妨心
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与托尔斯泰认同的物质世界勾引人的欲求、乱入人心是一致的。正是欲望的乱入，正是美色的引诱，身处阶级的影响，使得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时，没有忍住心中欲望，诱奸了玛丝洛娃。这是一个标志，既是聂赫留朵夫进入剥削阶级的标志，也是玛丝洛娃进入被剥削阶级受伤害的标志。
托尔斯泰同儒家哲人一样，肯定欲求的乱入人心，讽刺欲求和诱惑。第一卷十三章中对他认为强健、勃发的动物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时，叙述者是这样评价的：“军役本身就促使人堕落，它置服役者于完全无所事事的条件之中……聂赫留朵夫便处于这样的疯狂状态……开始被特别厉害地腐化”（p. 48），叙述者用“堕落”、“疯狂”、“腐化”等词语来描述带着欲望的动物人聂赫留朵夫的状态，可见叙述者对这种持续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表示鄙夷和讽刺。所以，叙述者要拯救聂赫留朵夫，要把误入歧途的聂赫留朵夫拯救到精神救赎之路，要把动物的他引向精神之路，拒绝人欲对心性的妨害。
（二）不同的灵肉关系处理
托尔斯泰和儒家哲人对于灵肉关系的处理却有着不同的方式方法。
托尔斯泰是将灵与肉对立起来，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复活”道路上拒绝诱惑、专注精神自救，厌恶剥削阶级的一切享乐。叙述者要聂赫留朵夫从动物的人、兽性的人重新成长为精神的人，从“看戏、跳舞、玩女人、大牌、喝酒、挥霍钱财”花天酒地、吃喝嫖赌（p. 49）中脱离出来，为监狱中的无辜者，奔走彼得堡，在枢密院败诉，就按照写状子律师的建议，向沙皇告狱状；同马斯洛娃一同到西伯利亚去，人手跳蚤、臭虫、肮脏；他开始厌恶那些穿金戴银、歌舞声色的生活；厌恶诱奸了马斯洛娃的那个兽性的自己；他将钱财、土地视为身外之物，应当给予贫苦大众的平等物。这种专注于精神救赎的洁癖，与先秦儒家实则是不同的，中国先秦哲人并未把灵与肉绝对地对立起来，只是认为人的物质生活、肉体生命，应该服从精神生活，为追求人生的理想服务。（在中国，只是发展到宋代程朱理学那里，灵与肉才开始关系紧张，出现二程的观点“存天理、灭人欲”。）
总体而言，中国人对灵与肉的关系认同“合理”通融、自然欲求应“适度”的观点，相较于托尔斯泰的精神的震慑性，战胜兽性的人是必须结局的想法，似乎适度原则更为可取。毕竟，理性永远战胜理性，灵魂永远战胜淫欲，这毕竟是将人的自然欲求和理性心理相对立较量，这种搏斗必定是悲剧性的战争，在作品中的聂赫留朵夫在如今的现实社会便会作为异项被贴上标签。
三、结语
托尔斯泰作为中俄思想交流的使者，在《复活》这部作品中融入了东西哲学思想，这种东西哲学思想的融入一方面使得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使作品成为研究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文本；另一方面，也是对东西文化内涵的一种参悟。
参考文献：
[1]吴泽霖（2000）. 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列夫·托尔斯泰（2006）. 复活（安东， 南风，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3]列夫·托尔斯泰（1988）. 天国在你们心中（李正荣，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