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解封將近一个月之后，在上海工作的武汉人尹凡利用“五一”假期回了趟武汉。
　　因为不想劳烦父母收拾房间，尹凡没有回家住，而是在香格里拉酒店订了房。位于武汉香港路的这间豪华酒店，“五一”期间的房价便宜得像快捷酒店——每天只需300多元。
　　预订之前，尹凡打电话想询问餐厅是否开放，然而酒店前台主动播报了一长串信息：酒店在疫情期间接待过医护人员。但之后消毒很彻底。现在防疫措施做得很到位请放心。“我当时反倒有点愣住了。”尹凡说。
　　从天河机场到酒店，尹凡坐了神州专车。司机表现得有些兴奋，告诉尹凡这是他自疫情爆发以来接的第一单——从3月底开始，武汉的公共交通逐次恢复，但网约车直到4月30日才获准运营。
　　对家乡解封后的状态，尹凡的第一感受是“空”。这本来是一座热闹甚至有些喧闹的城市。和中国很多城市的人一样，武汉人喜欢通过吃饭社交。不论点心、火锅、小龙虾还是烧烤，武汉人都习惯聚在一起。因此餐饮行业是观察这座城市复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征。如果大家愿意到外面吃饭了，那才说明心理警备在解除了。
　　警备的确有逐渐解除的迹象，万松园、台北路、球场街的露天烧烤的人气正在越来越旺。但5月10日，武汉东西湖区的一个小区新增6例确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让包括餐饮在内的很多商户意识到生意的真正恢复还得经历波折，也让更多武汉市民意识到生活的真正恢复尚需时日。
　　就在新增确诊病例之后第二天，武汉宣布要在10天内完成全民核酸检测。《第一财经》杂志此次采访的所有武汉人都支持这一做法，更准确地说，他们认为早该这么做了。“不然走在路上觉得每个人都是‘特务’，自己也有可能是。”在武汉经营一家理发店的张涛开玩笑说。
　　尹凡在武汉街头的人行道上看见一摞摞叠着的巨大塑料板。疫情期间，它们组成了隔离墙，封住街边的店铺和门洞，解封后就堆在路边。在尹凡看来，这是封城的印记。而一直待在武汉的人知道，这些隔离板并不是没来得及撤走，而是随时备用，一旦某个楼房里出现了感染者，它们会马上被竖起来。
　　某种程度上，你可以从武汉人处理这些隔离板的措施来理解这座城市眼下的状态：系统在往前走，却也时刻预备着被叫停。长达76天的封闭之后，生活其间的人们有了许多期待，迫切需要常态，然而恐惧尚存。
　　就像大病初愈的人一样，武汉正在缓慢地恢复城市机能，对亲历者而言，城市的暂停和重启都远非按键般轻巧，这个过程注定难熬。

“没戴口罩等于没穿衣服”

　　张涛在4月中旬去了一次上海。发现路上有几个人没戴口罩，他条件反射般地躲远了。“现在的武汉，没戴口罩等于没穿衣服。”他说。
　　在武汉一家创业公司工作的冯杰也有条件反射，是扫码。刚解封时，冯杰要走到大楼门口才会想起解锁手机打开App，现在，还没到入口，“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
　　2月初，武汉就开始筹备城市恢复运转的工作，实名登记乘车是重点项目。解封后至今，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必须实名制。具体而言，就是每个人必须用自己实名登记的手机上的App，扫描公交车、地铁、写字楼、商场出入口的二维码。
　　冯杰供职的小码联城就是这些二维码的具体运营方，他在公司从事运营。与大多数武汉人不同，冯杰从2月初开始就频繁出门。他和同事的任务，是把数十万张二维码张贴在武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
　　两个多月来，冯杰已经习惯了空旷的高架路，也习惯了过桥时（武汉以桥多闻名）三条车道收缩成一条，接受关卡检验。他也看到医疗队撤离武汉时，路人向大巴招手。
　　过去，武汉的公交、地铁、轮渡、BRT的系统数据并不完全打通，现在通过二维码，这些交通工具的出行数据被统一存储在一个数据库里。不少城市也在采取类似的措施，武汉是执行最严格的。
　　理论上，这些二维码生成的信息会针对每一个人形成出行链条，它们会被保留在城市的交通部门和大数据部门。一旦出现感染情况，与这根链条相关的人和地点，都会被纳人防疫流程。目前，尚没有城市宣布这一特殊政策的退出时间。
　　4月8日武汉解封之后，最先恢复的是道路交通，过去拥堵的路段很快又堵了起来。有车的人都尽可能自驾出行，但公共交通恢复缓慢。冯杰说，截至5月15日，武汉的公交乘坐人次只恢复到正常时的1/3。

“公司在几楼？”

　　武汉解封后第一个星期，汪杉喜欢漫无目的地去光谷步行街散步，只是想看看“从来没这么空旷”的光谷。她发现餐厅和超市大都用桌子挡住入口，有一家开放了堂食，她便进去吃了一顿小火锅。汪杉的父母已经习惯了在小区的微信群里团购买菜。刚解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超市急着出清库存，团购的土豆和洋葱特别便宜，家里买了不少。
　　汪杉在武汉长大，现在在深圳的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今年1月，她像往常一样回武汉过年，就此被“封”在了城里。汪杉的父母住在光谷地区的保利花园。疫情期间，小区有30多个确诊病例。
　　光谷是武汉崛起中的城市新中心之一。19年前，这里被确定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之后，它就是大型技术公司在武汉的首选落脚点。最近10年，光谷开始摆脱产业园区的单调面貌，住宅、医院、学校、公园、商场、酒店等城市单元逐渐完善。

　　钱金就是如此。他在一家线下教育机构负责品牌营销，这可能是除了餐饮业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1991年出生的他之前从不做饭，即使疫情期间，他也只是吃了几十顿速冻水饺。不过4月8日恢复上班之后，钱金每天7点起床，准备自己的午饭，因为“没法相信现在的外卖和餐饮店铺”。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的同事们也都是如此，公司甚至为此新买了5个微波炉。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养成（带饭的）习惯，那就意味着中小餐饮的基本盘变小了，那我就不能一味地想办法恢复原来的营业规模。”孙炼说。

“汉正街的营业员都坐着”

　　武汉汉正街是中国最早的批发市场之一。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规模最大的。这里做生意的方式一度很原始，店铺、地摊、面包车挤在一起，人们来回穿梭，生意就谈成了。在作家池莉和方方的多部小说中，汉正街都腾腾冒着热气，是武汉人寄予生活希望的地方。
　　对于个体户来说，这里曾经是淘金梦的温床，对于年纪稍长的武汉市民来说，这里仍然是一个淘便宜的好去处。
　　这几年，汉正街已经被塑造得“规范”了不少。开发商分门别类建立起了十几个批发城，小五金、床品、服装、皮鞋……不同类别的个体户们被重新安排进室内店铺。
　　江莲家的两个店铺都在床品城，商场所有者是卓尔集团，这是武汉最大的批发市场开发者之一。江莲一家算得上是汉正街老资格的商户。25年前，她的公公婆婆就在汉正街做生意，如今由她接手。中间虽经历过电商冲击，她的生意和客户却一直稳定。
　　江莲对复工后的生意清淡做了心理准备。每年七八月是床品生意的淡季，那時她一天只有2000多元的销售额，“开店后一个月估计就是那种水平”。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生意。她也问了一些开零售店的老客户，大多都没开业，批发自然也没生意。
　　二三月还正好是床品批发商库存最高的时候，他们习惯年前进一批货，应对年后旺盛的需求——4月8日复工时，江莲手里有100多万元的库存。
　　床品生意的旺季在下半年，差不多从秋天开始。往常，江莲店铺里的3名营业员虽不至于停不下来，但总是站着接待客户的。复工后，江莲走过整个批发城，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大多数营业员都坐着。“毕竟添置床品不是刚需，现在大家收入减少，能省的开支自然省了。”江莲分析说。
　　江莲两家店每月的房租需要2万元。汉正街商铺的房租一般都是在前一年的12月预付一整年。碰巧其中一家店因去年年底和商场交涉漏水事故而未预付，江莲关了这家店，店员也只留下一个，每人每月4000多元的人工如今她也无力承担。她希望仍在经营的这家商铺能够拿回一部分租金——至少二三月可以减免，毕竟一天都没有开业，不过商场没有松口。 　　关于租金减免，张涛相对幸运。他的理发店开在武汉天地，这是武汉最高端的购物中心之一。业主瑞安地产提供给商户的政策相对温和：2月和3月的租金全免，4月开始减半。这为张涛减去了许多负担。房租是这种高端理发店最主要的成本。因为发型师的基础工资并不高，主要靠提成，当然现在发型师的收入也少了许多。
　　江莲最庆幸的，是夫妻俩在去年决定店铺由她打理，丈夫在外工作。如今丈夫在通信行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这对他们一家至关重要，也是她尚能保持乐观的物质基础。

“永旺里也有病菌对不对”

　　本质上，中小商家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生意规模决定了他们不会有那么充足的资金储备，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只出不进。他们的生意依赖人气，与人的活跃程度紧密相关。在一座停顿的城市，他们的生意撑不了太久。而大多数经营者在武汉解封后所做的事，也就是竭尽所能，尽可能多撑一会儿，熬过这个缓慢的解冻期。
　　孙炼在武汉展览中心的那家店率先复工，也是因为店铺所在的汉商百货鼓励开业，因为商场要保住人气。武汉刚解封后的一段时间，商场一天的进账其实才四五千元，都不够付电费。“当时对方经理就说了一句话，只要能亮灯，房租都好商量。”孙炼说。
　　对于生意人来说，复苏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们愿意放下防备出门。
　　理发店重新开业前，张涛自费给所有员工做了核酸检测。这不是商场的规定，是张涛自己制定的策略，多少是为了让到店的客人更安心一些。
　　尹凡与几位朋友约在香港路上一家餐厅吃饭时发现，这条武汉有名的食街到5月时开放堂食的餐厅还是很少。往常需要预约才吃得上的餐厅，如今老板娘不光有空和客人聊天，还一边打包外卖一边做直播，投入到餐厅疫情后开发的新业务中。
　　学会自己做饭的钱金，也逐渐找回了忙碌工作的感觉。他所供职的尖锋教育属于幸运的少数，因为资金储备较丰富，公司甚至收购了竞争对手的两个校区，并着手扩张儿童心理辅导业务。
　　公司也不打算转型做线上教育，因为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经营模式，盲目转型只会破坏体验。钱金问一些家长什么时候愿意把孩子送回辅导机构，回答很统一：学校复课之后。
　　这也是江莲的心理防线解除指标。她的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个上幼儿园。以前江莲从不在朋友圈卖货，现在也建了300人的微信客户群，上百万的库存目前销掉了大约1/10。
　　孙炼计划，全民核酸检测后，如果无症状感染者和确诊病例都控制住，那他到5月底会再重开几家店。“关键就是预期，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如果我知道，那一切都好办，拿出一些积蓄来维持下去，都没问题。”孙炼说，“对武汉人来说也是这样，那么痛苦的情况都能承受，根本上还是因为相信会好转。”
　　进入5月，武汉开始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何梦实在受不了N95，开始戴普通口罩。她也恢复乘坐地铁通勤，因为公司降薪，她希望节省开销，况且路上也堵了起来。
　　原本可以在解封后返回深圳的汪杉，現在决定把远程办公的时间再延长一阵，她想多陪陪父母。
　　姜宸曾寄予厚望的电玩店至今保留着1月23日准备开业时的样子。好消息是，火锅店的房租总算有了些眉目。商场基本同意只收原来1/3的房租，剩下的用火锅店营收抽成的方式替代。“过去我们是商场里人气最高的店铺之一，他们也不希望我们关掉。这种时候就靠互相理解。”
　　姜宸的女儿今年4岁，属于“商场里长大的一代”，最喜欢去的是家附近的一家定位贴近亲子消费的永旺。过去，只要女儿哭闹，他和太太就说“我们去永旺吧”，小女孩便马上不哭了。但5月的一天，姜宸跟女儿提议去永旺，小女孩这次眨了眨眼说：“永旺里也有病菌对不对？”
　　姜宸最后没有带女儿去商场，而是去了人少的江边逛逛。过去，那里曾是武汉夜晚最热闹的地方。
　　应采访对象要求，立中姜宸、何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