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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炜认为，文学应该成为商业扩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死敌。在这个物质主义腐蚀人心的世界里，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和人心污染的双重困境，因此他选择逃离城市，拥抱土地，在广袤的野地里寻找永恒——向善的力量，从而获得生命的自由。他认为艺术家应该保持遗世独立的姿态，张炜的逃离与坚守正出自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他所做的只为提醒我们，正是因为人性中固有的弱点难以磨灭，我们更加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使人心不至于太过堕落。
关键词：张炜；你在高原；作家责任感
“文学”是一个极难定义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甚至是每一个人，对文学的认识都有可能不同。“90年代一切纯文学多少都是‘寻根文学’”[1]、“当代文学的实质便是寻根：……寻回人们既有的本心。”[2]张炜的作品也突出地体现出这种寻根的时代特色。
在张炜的作品中，他总在坚守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散文《野地》提到他对文学作用的认识：“文学的确是商业扩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死敌。可见，文学家在今天不自觉地就成了浪漫的骑士。[3]”、“我不仅希望文学家，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对这个疯狂的物质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反应，都不要与之合作。[4]”可见他的创作观指向对商业社会的反叛。所以在散文《自画像》中他提到“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5]”
张炜笔下的土地，有着精神的象征意义。土地像母亲一样，对待万物生灵平等而博爱，土地也是至善至美的所在。所以作者一再强调他想要融入野地，回归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他苦苦寻找一种精神的永恒，这种永恒的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这正是他要坚守的东西。
逃离城市——环境和人心的双重污染
“游荡”正源于作者从城市的出逃，出逃者必将经历跋涉，而“游荡”为何会是“无边”的？这是因为记忆中的家园经过商业文明的重塑，也变得面目全非。被改变的，不只是附着在土地上的物质形态，更可怕的是人心的污染，这使张炜不得不在广袤的土地上不停地寻找精神的纯洁。寻找是艰难的，因为物质文明扩张的步伐是迅速的，也是无孔不入的。可怕的是人文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人心的污染，人们在利益的诱惑下，嗅觉异常灵敏，不放过任何有利可图的角落。
毛锛岛和粟米岛是张炜在《你在高原·无边地游荡》中着重描写的两个被城市文明入侵的小岛。这两个小岛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隐藏在大海之中，如果不经过一番努力，很难被发现。“粟米岛”一节中，开篇便写到它在大海深处，只有空气极为透明清新的日子里，从岸上才能看到影子。无独有偶，毛锛岛毛锛岛上的居民，世世代代与自然相伴，和粟米岛一样隐秘：“它每年里有一多半时间隐在浓雾之中，平时相隔十里即不见踪影。[6]”
物质欲望吞没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粟米岛是一个有传说的岛屿，曾经人们不敢登岛，大概对龟娟的传说仍心存畏惧，实际上也是对自然的敬畏。而如今，自然的传说的神秘感恰巧可以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当然也就能够充当转换成财富的卖点，“当有人将这般凶险告诉公司时，人家不仅毫无惧色，而且更加兴奋了，拍着大腿说：‘咱买的就是这个凶险啊，想想看，一个地方连点刺激都没有，那还值什么鸟钱！’”[7]
物质欲望同样吞没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爱。对爱和性的忠贞已经成为毛锛岛原住民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那些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掌握资本的人，随着他们对利益追逐着，逐渐长成一颗颗乐于蹂躏同类的可怕人心。在“公司”占领的这座岛后，为了攫取利益，强迫岛上的年轻男女卖淫。这无疑是对同类的信仰随意践踏，可见他们的内心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和爱，更不用说对待其他生命态度了。
作者提出的是一种现象：即从前被珍视的东西，在物质利益面前，是可以随意践踏的，道德、亲情、甚至一切往日里被坚守的人类情感都可以放弃，而屈服于利益。作者在“向故园”一节中借一个中年农村汉子的口发出人心堕落的控诉：“你们城里人心黑呀！”
回归土地——坚守爱和平等
如今，人们对一个地区的看法，经济的发展程度总在无意识中成为影响判断的重要因素。例如，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主导我们的审美。“土气”和“洋气”更多是人为的定义，“土”和“洋”仅仅作为一种符号，这两个符号对应的概念是任意的，这正如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所以两个词中包含的轻视和羡慕的情感，实际是人们受到了物质社会的影响而做出的判断。事实上经济的发展程度对人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审美领域，在人们的评判中，甚至存在着“好”与“不好”的简单对应，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对立的社会框架下，城市人的优越感是无法掩藏的。并且，这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不仅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认同，在经济落后地区人的心中，也一样是认同的。
张炜的《无边地飘荡》同样关注到了地区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人格不平等。小说中描写了小华、荷荷、老红军的儿子和儿媳等一组被城市重塑的人物形象，大量的村民涌入城市，村子里的女孩子们不惜用肉体的交易换来金钱。如果说强迫他人卖淫、怂恿女儿进城是对“爱他人”的抛弃，那么像小华这样对城市趋之若鹜的姑娘们，则是彻底抛弃了“自爱”。这种状态下，施暴者和受暴者各取所需，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人格不平等当做一种常态，这让人不寒而栗。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来自于是否拥有权力。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影响、控制、支配他人。权力可以来自于政治地位，相对于帆帆和田连连，岳贞黎政治地位高于他们的掌权者，所以他可以随意地“挑选”某家的姑娘，使帆帆和奶奶骨肉分离、使田连连惟命是从，从而摆布他们的人生。掌权者认为他们对无权者的“看中”，实际上是一种施恩，被”看中“者应该对这样的“挑选”感恩戴德。田连连在这种话语的包裹中，成为一个彻底被奴化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工具。“权力的罪恶被那些掌权者的性格罪恶加强了，也被对那些无权的人易有的物质罪恶的恐惧加强了” [9]，所以对于帆帆，岳贞黎的凌辱和对她梦想的资助，实际上使他施加在这个女孩身上的权力得到了双重加强。当然，权力也可以来自于伦理纲常的界定。岳贞黎对于凯平来说是长辈，在中国这个注重伦理孝道的社会氛围内，父母对子女情感自由的干涉被看做是常态，所以岳贞黎才可以借助父亲的身份阻止帆帆和凯平的结合，达到掩盖自己罪恶的目的。 “唯一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是植根于相互尊重自由上的，那里没有支配，没有奴役，爱是唯一的纽带。”[8]要坚守的永恒的善念，正出自于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和爱。这种尊重和爱，带来平等的意识，而后才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土地是博爱的母亲，平等对待一切生灵，所以张炜要回归野地，他要寻找生命平等的所在。张炜理想中的平等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更大的平等。他主张在文学创作时学会自然的语言，“你与庄稼稞子在一块儿，才会说它们的话，与牲口在一起，也会学到它们的话”[10]真正的艺术家，在描写自然时，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自然，而不是简单地运用拟人的修辞技巧。城市的孤独就在于人类自以为是“高级生命”，肆意地侵占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使城市成为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人造的虚伪装潢代替了生命的多样性，使得一切源自自然的语言戛然而止，作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寂寞。所以逃离城市、回归野地，他并不孤独，而是与更多友善的生命为伴。因此，张炜强调的回归野地，正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
心之向往——自由的生命
野地不仅是平等的所在，也是自由的所在。我们始终不能否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也就始终不能摆脱强者对弱者的约束。然而，即便是人类社会中所谓的强者，也不能摆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约束。总之，人们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作茧自缚。野地给了生命驰骋的空间，生命在野地里才能真正拥有爱的自由、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奔跑天地间的自由，那才是活的生命。
养蜂人老憨这个人物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寄托，他的生活状态也是作者向往的自由生命的表现形式。老憨因祸得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换来了后半生发自内心的快乐。老憨作为养蜂人，从来没有把蜜蜂当做他的生财工具，而是当做平等的生命来看待，他和蜜蜂之间仿佛建立起了朋友的关系。当他走进自然，摆脱俗世的困扰，从此就获得了自由。
老憨和他的同伴之间，不再受制于物质，从而实现了没有支配、没有奴役的关系，爱是他们关系的唯一纽带。这种被爱牵起的关系里，排除了恶意，留下了平等。在一个欢聚的夜晚，参与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小的只有五六岁，奇怪的是却没有大人牵拉，全由他们自己独立行事，仿佛这儿的孩子奇怪地早熟”[11]，从这所谓的“奇怪”透露出孩子的独立和自尊，这是对人的尊重，谁也不受谁的摆布。这也正体现了这个聚会消解了人的年龄、身份、性别的分界，只留下独立的、个体的人。“我咀嚼刚刚经历的这个夜晚，发现好久以来都没有这种无拘无束的敞怀大笑。这才是生活啊，这才是人的聚会和夜晚啊！“[12]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平等的、善意的、友爱的。所以所有参加这个聚会人，都能够完全的打开自己，放下了忸怩和顾虑，才能忘情欢呼、忘情哭泣！也许这就是作者一再强调他所向往的融入“野地”的生活场景。
聚会过后，作者发出融入野地呐喊：“我不明白那些和我一样的生命为什么要在那里留滞、满足于一种煎熬？难道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生而是有两个或更多的人生吗？” [13]融入野地，也就获得了自由的生命。虽然乌托邦、桃花源、天下大公的理想都悬于现实的空中，只能遥望，理想中也许有许多的不可能，但正如张炜所说：“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像渺渺星斗。”[14]张炜通过老憨及其友人的人物塑造，营造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张炜笔下的野地就像沈从文笔下的纯美湘西，都是一个光点，以纯洁的姿态平行于现实世界，也反衬现实世界，在晦暗的现实中照亮人心。
虽然张炜不是完美的，但在异彩纷呈的当代文坛上，他一定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清洁的思想、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永恒的坚守，都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张炜的坚守正出自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他所做的只为提醒我们，正是因为人性中固有的弱点难以克服，我们更加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使人心不至于太过堕落。“我相信最终还有一种矫正人心的更为深远的力量潜藏其中，那即是向善的力量。[15]”所以即使身处世俗的世界之中，也应该感觉、搜寻、依靠这种力量，这样，我们才能更多地保存人性中的善，在一个充满善意的世界里，人也就能实现尽可能多的自由。
参考文献：
[1][2]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M].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
[3][4]张炜.野地与行吟·野地[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142.
[5]张炜.野地与行吟·自画像[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1.
[6][7][11][12][13]张炜.你在高原 · 无边地游荡[M].作家出版社，2013.
[8]伯特兰 · 罗素 著， 李国山，等 译.自由之路· 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M].西苑出版社，2009：30.
[9]伯特兰 · 罗素 著， 李国山，等 译.自由之路 · 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M].西苑出版社，2009 ： 37 .
[10]张炜.野地与行吟·野地[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131.
[11]张炜.野地与行吟·自画像[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22.
[12]张炜.野地与行吟·童年[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41.
关键词：张炜；你在高原；作家责任感
“文学”是一个极难定义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甚至是每一个人，对文学的认识都有可能不同。“90年代一切纯文学多少都是‘寻根文学’”[1]、“当代文学的实质便是寻根：……寻回人们既有的本心。”[2]张炜的作品也突出地体现出这种寻根的时代特色。
在张炜的作品中，他总在坚守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散文《野地》提到他对文学作用的认识：“文学的确是商业扩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死敌。可见，文学家在今天不自觉地就成了浪漫的骑士。[3]”、“我不仅希望文学家，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对这个疯狂的物质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反应，都不要与之合作。[4]”可见他的创作观指向对商业社会的反叛。所以在散文《自画像》中他提到“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5]”
张炜笔下的土地，有着精神的象征意义。土地像母亲一样，对待万物生灵平等而博爱，土地也是至善至美的所在。所以作者一再强调他想要融入野地，回归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他苦苦寻找一种精神的永恒，这种永恒的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这正是他要坚守的东西。
逃离城市——环境和人心的双重污染
“游荡”正源于作者从城市的出逃，出逃者必将经历跋涉，而“游荡”为何会是“无边”的？这是因为记忆中的家园经过商业文明的重塑，也变得面目全非。被改变的，不只是附着在土地上的物质形态，更可怕的是人心的污染，这使张炜不得不在广袤的土地上不停地寻找精神的纯洁。寻找是艰难的，因为物质文明扩张的步伐是迅速的，也是无孔不入的。可怕的是人文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人心的污染，人们在利益的诱惑下，嗅觉异常灵敏，不放过任何有利可图的角落。
毛锛岛和粟米岛是张炜在《你在高原·无边地游荡》中着重描写的两个被城市文明入侵的小岛。这两个小岛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隐藏在大海之中，如果不经过一番努力，很难被发现。“粟米岛”一节中，开篇便写到它在大海深处，只有空气极为透明清新的日子里，从岸上才能看到影子。无独有偶，毛锛岛毛锛岛上的居民，世世代代与自然相伴，和粟米岛一样隐秘：“它每年里有一多半时间隐在浓雾之中，平时相隔十里即不见踪影。[6]”
物质欲望吞没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粟米岛是一个有传说的岛屿，曾经人们不敢登岛，大概对龟娟的传说仍心存畏惧，实际上也是对自然的敬畏。而如今，自然的传说的神秘感恰巧可以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当然也就能够充当转换成财富的卖点，“当有人将这般凶险告诉公司时，人家不仅毫无惧色，而且更加兴奋了，拍着大腿说：‘咱买的就是这个凶险啊，想想看，一个地方连点刺激都没有，那还值什么鸟钱！’”[7]
物质欲望同样吞没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爱。对爱和性的忠贞已经成为毛锛岛原住民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那些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掌握资本的人，随着他们对利益追逐着，逐渐长成一颗颗乐于蹂躏同类的可怕人心。在“公司”占领的这座岛后，为了攫取利益，强迫岛上的年轻男女卖淫。这无疑是对同类的信仰随意践踏，可见他们的内心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和爱，更不用说对待其他生命态度了。
作者提出的是一种现象：即从前被珍视的东西，在物质利益面前，是可以随意践踏的，道德、亲情、甚至一切往日里被坚守的人类情感都可以放弃，而屈服于利益。作者在“向故园”一节中借一个中年农村汉子的口发出人心堕落的控诉：“你们城里人心黑呀！”
回归土地——坚守爱和平等
如今，人们对一个地区的看法，经济的发展程度总在无意识中成为影响判断的重要因素。例如，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主导我们的审美。“土气”和“洋气”更多是人为的定义，“土”和“洋”仅仅作为一种符号，这两个符号对应的概念是任意的，这正如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所以两个词中包含的轻视和羡慕的情感，实际是人们受到了物质社会的影响而做出的判断。事实上经济的发展程度对人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审美领域，在人们的评判中，甚至存在着“好”与“不好”的简单对应，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对立的社会框架下，城市人的优越感是无法掩藏的。并且，这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不仅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认同，在经济落后地区人的心中，也一样是认同的。
张炜的《无边地飘荡》同样关注到了地区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人格不平等。小说中描写了小华、荷荷、老红军的儿子和儿媳等一组被城市重塑的人物形象，大量的村民涌入城市，村子里的女孩子们不惜用肉体的交易换来金钱。如果说强迫他人卖淫、怂恿女儿进城是对“爱他人”的抛弃，那么像小华这样对城市趋之若鹜的姑娘们，则是彻底抛弃了“自爱”。这种状态下，施暴者和受暴者各取所需，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人格不平等当做一种常态，这让人不寒而栗。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来自于是否拥有权力。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影响、控制、支配他人。权力可以来自于政治地位，相对于帆帆和田连连，岳贞黎政治地位高于他们的掌权者，所以他可以随意地“挑选”某家的姑娘，使帆帆和奶奶骨肉分离、使田连连惟命是从，从而摆布他们的人生。掌权者认为他们对无权者的“看中”，实际上是一种施恩，被”看中“者应该对这样的“挑选”感恩戴德。田连连在这种话语的包裹中，成为一个彻底被奴化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工具。“权力的罪恶被那些掌权者的性格罪恶加强了，也被对那些无权的人易有的物质罪恶的恐惧加强了” [9]，所以对于帆帆，岳贞黎的凌辱和对她梦想的资助，实际上使他施加在这个女孩身上的权力得到了双重加强。当然，权力也可以来自于伦理纲常的界定。岳贞黎对于凯平来说是长辈，在中国这个注重伦理孝道的社会氛围内，父母对子女情感自由的干涉被看做是常态，所以岳贞黎才可以借助父亲的身份阻止帆帆和凯平的结合，达到掩盖自己罪恶的目的。 “唯一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是植根于相互尊重自由上的，那里没有支配，没有奴役，爱是唯一的纽带。”[8]要坚守的永恒的善念，正出自于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和爱。这种尊重和爱，带来平等的意识，而后才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土地是博爱的母亲，平等对待一切生灵，所以张炜要回归野地，他要寻找生命平等的所在。张炜理想中的平等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更大的平等。他主张在文学创作时学会自然的语言，“你与庄稼稞子在一块儿，才会说它们的话，与牲口在一起，也会学到它们的话”[10]真正的艺术家，在描写自然时，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自然，而不是简单地运用拟人的修辞技巧。城市的孤独就在于人类自以为是“高级生命”，肆意地侵占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使城市成为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人造的虚伪装潢代替了生命的多样性，使得一切源自自然的语言戛然而止，作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寂寞。所以逃离城市、回归野地，他并不孤独，而是与更多友善的生命为伴。因此，张炜强调的回归野地，正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
心之向往——自由的生命
野地不仅是平等的所在，也是自由的所在。我们始终不能否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也就始终不能摆脱强者对弱者的约束。然而，即便是人类社会中所谓的强者，也不能摆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约束。总之，人们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作茧自缚。野地给了生命驰骋的空间，生命在野地里才能真正拥有爱的自由、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奔跑天地间的自由，那才是活的生命。
养蜂人老憨这个人物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寄托，他的生活状态也是作者向往的自由生命的表现形式。老憨因祸得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换来了后半生发自内心的快乐。老憨作为养蜂人，从来没有把蜜蜂当做他的生财工具，而是当做平等的生命来看待，他和蜜蜂之间仿佛建立起了朋友的关系。当他走进自然，摆脱俗世的困扰，从此就获得了自由。
老憨和他的同伴之间，不再受制于物质，从而实现了没有支配、没有奴役的关系，爱是他们关系的唯一纽带。这种被爱牵起的关系里，排除了恶意，留下了平等。在一个欢聚的夜晚，参与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小的只有五六岁，奇怪的是却没有大人牵拉，全由他们自己独立行事，仿佛这儿的孩子奇怪地早熟”[11]，从这所谓的“奇怪”透露出孩子的独立和自尊，这是对人的尊重，谁也不受谁的摆布。这也正体现了这个聚会消解了人的年龄、身份、性别的分界，只留下独立的、个体的人。“我咀嚼刚刚经历的这个夜晚，发现好久以来都没有这种无拘无束的敞怀大笑。这才是生活啊，这才是人的聚会和夜晚啊！“[12]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平等的、善意的、友爱的。所以所有参加这个聚会人，都能够完全的打开自己，放下了忸怩和顾虑，才能忘情欢呼、忘情哭泣！也许这就是作者一再强调他所向往的融入“野地”的生活场景。
聚会过后，作者发出融入野地呐喊：“我不明白那些和我一样的生命为什么要在那里留滞、满足于一种煎熬？难道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生而是有两个或更多的人生吗？” [13]融入野地，也就获得了自由的生命。虽然乌托邦、桃花源、天下大公的理想都悬于现实的空中，只能遥望，理想中也许有许多的不可能，但正如张炜所说：“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像渺渺星斗。”[14]张炜通过老憨及其友人的人物塑造，营造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张炜笔下的野地就像沈从文笔下的纯美湘西，都是一个光点，以纯洁的姿态平行于现实世界，也反衬现实世界，在晦暗的现实中照亮人心。
虽然张炜不是完美的，但在异彩纷呈的当代文坛上，他一定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清洁的思想、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永恒的坚守，都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张炜的坚守正出自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他所做的只为提醒我们，正是因为人性中固有的弱点难以克服，我们更加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使人心不至于太过堕落。“我相信最终还有一种矫正人心的更为深远的力量潜藏其中，那即是向善的力量。[15]”所以即使身处世俗的世界之中，也应该感觉、搜寻、依靠这种力量，这样，我们才能更多地保存人性中的善，在一个充满善意的世界里，人也就能实现尽可能多的自由。
参考文献：
[1][2]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M].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
[3][4]张炜.野地与行吟·野地[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142.
[5]张炜.野地与行吟·自画像[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1.
[6][7][11][12][13]张炜.你在高原 · 无边地游荡[M].作家出版社，2013.
[8]伯特兰 · 罗素 著， 李国山，等 译.自由之路· 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M].西苑出版社，2009：30.
[9]伯特兰 · 罗素 著， 李国山，等 译.自由之路 · 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M].西苑出版社，2009 ： 37 .
[10]张炜.野地与行吟·野地[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131.
[11]张炜.野地与行吟·自画像[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22.
[12]张炜.野地与行吟·童年[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