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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其充足的低廉劳动力供应，广东省加工贸易从业企业众多，外资也在加工贸易领域吞占利润，导致加工贸易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对外贸易利益空间日渐逼仄。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在过去20多年里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伴随这种高速增长所取得的骄人的经济业绩。从1978年到2003年，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6.18亿美元增长到2835.22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3.54%飙升至172.22%。但从对外贸易利益的角度看，广东的对外贸易同全国的情况一样，在近年来面临着贸易利益空间日渐逼仄的窘境，以至出现了“得势不得分”的态势。
加工贸易进步指数下降
广东省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使一般贸易相形见绌。
根据2004年1到11月份的统计资料，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1288.2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量的76.02%，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量的44.04%；广东省的对外贸易进口中，加工贸易进口898.0亿美元，占全省进口总量的60.02%，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口总量的44.86%。也就是说全国近一半的加工贸易集中在广东省，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而广东的对外贸易总量中的三分之二是加工贸易。不能否认加工贸易的技术和管理“外溢效应”曾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不能否认加工贸易为广东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目前，广东全省每年大约2000万外来流动人口中有接近一半就业于加工贸易领域或与之相关的产业。
但是，单纯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要素贸易。它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交易的是具备低价格竞争优势的劳动力，与劳务输出具有同样的性质。加工贸易如若不能使国内产业链条不断向上游延伸，单纯出卖廉价劳动力的贸易方式就长期得不到改善，其对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的作用就微乎其微。数据分析表明，广东的加工贸易进步指数[(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总额]在近几年是不断下降的，1998年为19.22%，2000年为18.50%，2002年为17.43%，2004年截至11月底为17.84%。这实际上表示，广东加工贸易已经出现了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停滞的倾向。
外资经济大量吞占对外贸易利益
与加工贸易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广东对外贸易中外资贸易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按照实际利用外资口径统计，1979年到2003年外商在广东直接投资总计1404.79亿美元，其中投向制造业955.24亿美元，占投资总数的70.0%。
在早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的资本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广东正处于发展初期资本形成困难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阶段，资本稀缺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广东实际情况看，虽然资金需求的内源供给起主导作用，但外源供给仍功不可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商投资企业迅猛地向对外贸易及相关行业渗透。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257.59亿美元，已经占广东全省出口的45.51%，其中外商加工贸易出口248.29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出口的58.73%；外商投资企业进口2274.51亿美元，已经占广东全省进口的57.94%，其中外商加工贸易进口198.28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进口的61.21%。上述比例在2003年又攀升到新的水平，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953.73亿美元，占广东全省出口的62.40%，其中外商加工贸易出口853.93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出口的72.28%；外商投资企业进口793.03亿美元，占广东全省进口的60.69%，其中外商加工贸易进口588.62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进口的72.76%；另外，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89.54%，加工贸易进口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74.22%。这些数据说明，广东对外贸易的60%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80%左右以加工贸易形式进行，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量已经占广东加工贸易总量的70%以上。
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获取的企业生产者剩余，除极少部分以被优惠了的税率向本地纳税外，绝大多数最终要汇出国外。这部分产出被核算进入广东的GDP，但不进入广东的GNP，与广东社会福利水平关系不大。正因为如此，以从事加工贸易为主要动机的外商投资企业只是为了获取低劳动力工资的成本优势，根本没有动力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甚至将广东作为其落后技术和设备的转移目的地。
对外贸易条件严重恶化
据测算，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至2003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至1.2%。与全国的情势一样，广东近年来的贸易条件也恶化了。
我们列举了几个广东重要的对外贸易产品，根据出口单位价格和进口单位价格变动幅度计算其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发现从1998年到2003年广东的贸易条件大幅度下降了，发展中经济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再次在广东的对外贸易实践中得到验证。
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广东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贸易条件恶化是否意味着“贫困化的经济增长”或“福利恶化型经济增长”，我们还缺乏更翔实的数据资料来印证，但贸易条件恶化必然导致静态贸易利益的丧失却是毋庸置疑的。
广东省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广东出口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夺海外市场，许多企业不惜采用低价营销策略推动出口，以家电行业为例，各企业将国内市场的“火拼”延伸到国外，最终导致中国家电产品成为美国和欧盟反倾销诉讼的关注焦点。
近年来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延续下来的实质性的钉住美元的单边固定汇率制度。三年来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下降了35%，对日元的汇率下降了24%，相应地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也跟着下降了。人民币的实质性贬值，使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等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成本上升，同样导致了广东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化。
对外贸易滑入“比较优势陷阱”
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无不与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有关，正是低廉劳动力价格的吸引力使广东成为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旺地，也正是低廉劳动力价格所确立的出口价格优势使广东对外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成为可能。
劳动力价格低廉成为广东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比较优势。2003年与2002年比较，仅仅一年时间，广东劳动力密集型的塑料、橡胶及其制品出口增长了17.17%，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增长了14.08%，鞋帽伞杖、加工羽毛、人造花、人发制品增长了12.26%。广东的比较优势刚性，即长期依赖比较优势产业发展对外经济，导致其虽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能获得暂时利益，但因为产业升级乏力，技术进步停滞、制度创新缓慢，获取贸易利益的成本越来越大，最终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当密集使用某一种生产要素生产某种产品时，其边际收益率呈递减趋势，从而使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最终会被对其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2004年初期广东部分地区所谓的“民工荒”就是这一作用过程的表征。因为劳动力低价格优势被极端强化，技术甚至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过程被延缓或排斥，结果只能是影响广东整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静态的比较优势原理忽视了未来若干年后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可能发生的逆转。基于此，广东省在规划对外贸易发展时应该摈弃简单的静态比较优势标准，而代之以动态的比较优势标准。不再按照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构成来确立产业的选择，而是采用另两个具体的标准，即“收入弹性标准”和“比较技术进步率标准”。“收入弹性标准”是用某种产品的世界需求增加率与全世界实际收入的增加率之比来计算的。其数值越大，说明其需求弹性越大，出口获利的市场潜力越大。“比较技术进步率标准”则是选择那些即使生产成本暂时偏高，但其技术推动力大，技术进步率相对较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也较强的产业。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就是以这样的选择标准确立其“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并取得经济起飞的。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在过去20多年里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伴随这种高速增长所取得的骄人的经济业绩。从1978年到2003年，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6.18亿美元增长到2835.22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3.54%飙升至172.22%。但从对外贸易利益的角度看，广东的对外贸易同全国的情况一样，在近年来面临着贸易利益空间日渐逼仄的窘境，以至出现了“得势不得分”的态势。
加工贸易进步指数下降
广东省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使一般贸易相形见绌。
根据2004年1到11月份的统计资料，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1288.2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量的76.02%，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量的44.04%；广东省的对外贸易进口中，加工贸易进口898.0亿美元，占全省进口总量的60.02%，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口总量的44.86%。也就是说全国近一半的加工贸易集中在广东省，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而广东的对外贸易总量中的三分之二是加工贸易。不能否认加工贸易的技术和管理“外溢效应”曾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不能否认加工贸易为广东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目前，广东全省每年大约2000万外来流动人口中有接近一半就业于加工贸易领域或与之相关的产业。
但是，单纯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要素贸易。它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交易的是具备低价格竞争优势的劳动力，与劳务输出具有同样的性质。加工贸易如若不能使国内产业链条不断向上游延伸，单纯出卖廉价劳动力的贸易方式就长期得不到改善，其对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的作用就微乎其微。数据分析表明，广东的加工贸易进步指数[(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总额]在近几年是不断下降的，1998年为19.22%，2000年为18.50%，2002年为17.43%，2004年截至11月底为17.84%。这实际上表示，广东加工贸易已经出现了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停滞的倾向。
外资经济大量吞占对外贸易利益
与加工贸易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广东对外贸易中外资贸易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按照实际利用外资口径统计，1979年到2003年外商在广东直接投资总计1404.79亿美元，其中投向制造业955.24亿美元，占投资总数的70.0%。
在早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的资本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广东正处于发展初期资本形成困难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阶段，资本稀缺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广东实际情况看，虽然资金需求的内源供给起主导作用，但外源供给仍功不可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商投资企业迅猛地向对外贸易及相关行业渗透。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257.59亿美元，已经占广东全省出口的45.51%，其中外商加工贸易出口248.29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出口的58.73%；外商投资企业进口2274.51亿美元，已经占广东全省进口的57.94%，其中外商加工贸易进口198.28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进口的61.21%。上述比例在2003年又攀升到新的水平，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953.73亿美元，占广东全省出口的62.40%，其中外商加工贸易出口853.93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出口的72.28%；外商投资企业进口793.03亿美元，占广东全省进口的60.69%，其中外商加工贸易进口588.62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进口的72.76%；另外，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89.54%，加工贸易进口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74.22%。这些数据说明，广东对外贸易的60%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80%左右以加工贸易形式进行，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量已经占广东加工贸易总量的70%以上。
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获取的企业生产者剩余，除极少部分以被优惠了的税率向本地纳税外，绝大多数最终要汇出国外。这部分产出被核算进入广东的GDP，但不进入广东的GNP，与广东社会福利水平关系不大。正因为如此，以从事加工贸易为主要动机的外商投资企业只是为了获取低劳动力工资的成本优势，根本没有动力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甚至将广东作为其落后技术和设备的转移目的地。
对外贸易条件严重恶化
据测算，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至2003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至1.2%。与全国的情势一样，广东近年来的贸易条件也恶化了。
我们列举了几个广东重要的对外贸易产品，根据出口单位价格和进口单位价格变动幅度计算其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发现从1998年到2003年广东的贸易条件大幅度下降了，发展中经济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再次在广东的对外贸易实践中得到验证。
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广东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贸易条件恶化是否意味着“贫困化的经济增长”或“福利恶化型经济增长”，我们还缺乏更翔实的数据资料来印证，但贸易条件恶化必然导致静态贸易利益的丧失却是毋庸置疑的。
广东省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广东出口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夺海外市场，许多企业不惜采用低价营销策略推动出口，以家电行业为例，各企业将国内市场的“火拼”延伸到国外，最终导致中国家电产品成为美国和欧盟反倾销诉讼的关注焦点。
近年来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延续下来的实质性的钉住美元的单边固定汇率制度。三年来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下降了35%，对日元的汇率下降了24%，相应地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也跟着下降了。人民币的实质性贬值，使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等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成本上升，同样导致了广东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化。
对外贸易滑入“比较优势陷阱”
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无不与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有关，正是低廉劳动力价格的吸引力使广东成为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旺地，也正是低廉劳动力价格所确立的出口价格优势使广东对外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成为可能。
劳动力价格低廉成为广东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比较优势。2003年与2002年比较，仅仅一年时间，广东劳动力密集型的塑料、橡胶及其制品出口增长了17.17%，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增长了14.08%，鞋帽伞杖、加工羽毛、人造花、人发制品增长了12.26%。广东的比较优势刚性，即长期依赖比较优势产业发展对外经济，导致其虽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能获得暂时利益，但因为产业升级乏力，技术进步停滞、制度创新缓慢，获取贸易利益的成本越来越大，最终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当密集使用某一种生产要素生产某种产品时，其边际收益率呈递减趋势，从而使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最终会被对其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2004年初期广东部分地区所谓的“民工荒”就是这一作用过程的表征。因为劳动力低价格优势被极端强化，技术甚至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过程被延缓或排斥，结果只能是影响广东整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静态的比较优势原理忽视了未来若干年后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可能发生的逆转。基于此，广东省在规划对外贸易发展时应该摈弃简单的静态比较优势标准，而代之以动态的比较优势标准。不再按照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构成来确立产业的选择，而是采用另两个具体的标准，即“收入弹性标准”和“比较技术进步率标准”。“收入弹性标准”是用某种产品的世界需求增加率与全世界实际收入的增加率之比来计算的。其数值越大，说明其需求弹性越大，出口获利的市场潜力越大。“比较技术进步率标准”则是选择那些即使生产成本暂时偏高，但其技术推动力大，技术进步率相对较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也较强的产业。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就是以这样的选择标准确立其“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并取得经济起飞的。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