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寒微，年轻时遭世艰苦，饥馑相仍，虽父母俱在，却无力奉养。十七岁时，父母双亡，更是“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明太祖集》卷一四，《皇陵碑》）。每念及此，他常“感怆泣下”，泪流不止。
　　


　　登基后，他虽欲以天下奉养父母却不可得，于是便在凤阳为父母大修皇陵，在泗州（今江苏盱眙）为祖父母大修祖陵，并在京师修建太庙，在宫中修建奉先殿，按时致祭，以展孝思，而垂范天下。
　　为了向臣民灌输孝亲思想，朱元璋特命绘古代的孝行图以示子孙，修《女诫》颁之后妃。还下令，全国各地每个乡里都要置办一个木铎，派一名老人或盲人，每月六次，拿着木铎在乡间大道上敲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并规定各府州县于每年正月十五及十月初一、各个乡村里社于每年春秋社祭之后，都要举行乡饮酒礼，由司正作“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亲族，外和乡里”的致词。他颁布的《御制大诰续编》还专辟《明孝》一节，详细开列并解释“孝亲”的具体内容：“冬温、夏清，晨省、昏定”;“饮食洁净，节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于礼法，则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业毋消”;“父母运蹇，家业末成，则当竭力以为之”;“事君以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居处端庄”;“莅官以敬”;“战阵勇敢”;“不犯国法”;“不损肌肤”;“闲中不致人骂詈”;“朝出则告往某方，暮归则告事已成未成”（《御制大诰续编·明孝第七》）。并规定：“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御制大诰续编·申明五常第一》）。
　　围绕“孝”字，朱元璋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不孝”被列为“十恶”大罪，要处以最重的刑罚，不在常赦之列。《大明律》规定，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也要受到杖一百的刑罚。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妻妾对丈夫、弟妹对兄姊进行骂詈或殴打，要处以凌迟、斩、绞或其他刑罚。百官不得擅离职守，但闻父母丧，不待报许即可离职奔丧。至于遇到父母丧，匿不举哀，冒哀出仕，居丧嫁娶，或弃亲之任等违背孝道的行为，都在禁止之列。
　　除对违背孝道的行为严加惩处外，朱元璋还大力旌表践行孝道的行为，甚至将孝悌力田者提拔上来做官。易州涞水县农民李德成幼年丧父，元末随母避难到河边，在元兵的追逼之下，母亲投河而死。洪武十九年（1386年），李德成冒着严寒，与妻子跣足步行三百里，到母亲投河之处，卧冰七日，以求母尸。乡里举荐他为孝廉，被擢为光禄寺丞，后迁尚宝司丞。洪武二十七年，又被旌表为孝子。永乐初年更升任陕西布政使。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自宋代以来，“代以一人主家政”，累世聚族同居，凡三百年。龙凤四年（1358年），李文忠下浦江，特旌之为“义门”，禁军士不得侵犯。明初，郑家族长郑濂出任粮长，入京受到朱元璋的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曾想给他官做，他以老辞。后来，发生胡惟庸谋反案，有人告发郑家“交通”胡惟庸，官吏到郑家逮人，郑家兄弟六人争着承担罪责。郑濂弟郑湜径自前往京师，准备入狱受审。正在京师的郑濂迎接他，说：“吾居长，当任罪。”郑湜说：“兄年老，吾自往辩。”两人争着入狱。朱元璋得到消息，说：“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下令召见他们，不仅免于问罪，还提拔郑湜为左参议。洪武二十六年，又擢郑濂弟郑济为左春坊左庶子。后来，又征召郑濂弟鄭沂为礼部尚书。浦江王澄，仰慕郑氏家风，令子孙聚族同居，后来他的孙子王应也被朱元璋擢为参议，另一个孙子王勤被擢为左春坊左庶子。
　　有些臣民犯了法，因其子有突出的“孝义”行为，朱元璋往往屈法宥之，或从轻处罚。洪武八年，淮安府山阳县有人犯法当受杖刑，他儿子请以身代，朱元璋对刑部大臣说：“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明太祖实录》卷九六）下令释之。江宁人周琬十六岁时，担任滁州牧的父亲坐罪论死，他请求以己代父而死。朱元璋懷疑他是受人指使，下令斩之。周琬面对屠刀面不改色，朱元璋很是惊异，下令从宽处理，将其父免死戍边。周琬再次求情，说戍边与斩首，同样都是死，父亲死了，儿子活着能安心吗？他愿用自己这条命来换父亲的命，朱元璋非常生气，下令将他缚赴市曹处斩。周琬看到父亲终于可以免除戍边之苦，面露喜色。朱元璋觉得此人竟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孝心确实真诚，下令赦免了他，顺手在屏风上写下“孝子周琬”四个字，不久授予兵科给事中之职。浙江新昌人胡刚，他的父亲因罪罚至泗上做苦役，逃亡后被捕，依律当死。朱元璋敕命驸马都尉梅殷监斩。胡刚要去探视父亲，在河边等候渡船，听到消息，就脱下衣服，泅水过河，赶往刑场，哀号泣代。梅殷怜悯他，飞速禀报皇上。朱元璋当即“诏宥其父，并宥同罪八十二人”（《明史》卷二九六，《周琬传》）。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对孝道的提倡，并不完全照搬古训，而主张适时而变，他说：“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明太祖宝训》卷二，《议礼》）认为礼制应该随着人情的变化而变化，而人情的变化，则是缘于时代条件、客观环境的变化。就这一点来说，他的主张颇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如洪武七年九月，孙贵妃病死，她没有儿子，朱元璋想叫其他儿子为这位庶母穿孝，命礼部议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引《周礼》《仪礼》奏称：父亲在世，母亲去世，服孝一年;如果是庶母，则不穿孝服。朱元璋不以为然，说：
　　夫父母之恩一也。而父丧三年，父在，为母则期年（周年），岂非低昂太甚乎？其于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若父母新丧，则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饮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号焉，又三年不语焉。禁令服内勿生子焉。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为已死者伤，见（现）生者十亡八九，则孝礼颓焉，民人则生理罢焉，王家则国事紊焉。（《明太祖集》卷一五，《孝慈录序》）
　　朱元璋又命翰林学士宋濂查考古人有关丧服的主张。宋濂奏报说：“古今论丧服者，凡四十有二人，愿服期年者十四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增倍。”朱元璋说“礼乐制度出自天子”，于是重订丧服制度，规定儿子对母亲包括庶出的儿子对父亲的正妻、庶子对母亲都须服孝一年，并将这一制度汇编为《孝慈录》，亲为之作序，颁行全国。中国过去只为父亲服孝，为母亲服孝成为明朝新创的制度。
　　又如洪武二十七年九月，青州日照县民江伯儿，其母亲久病不起，他听说割股疗亲是至孝的行为，便将自己胁下肋骨上的肉割下一块，煮熟了喂给母亲。但母亲吃了仍未康复，他又到泰山的岱狱祠求神，许愿如果神灵能保佑母亲病愈，他将杀子以祀神。不久，母亲竟然康复了，江伯儿真的就杀掉三岁的儿子来祭神。地方官赶紧奏报朝廷，希望能给予旌表。朱元璋看了奏章大怒，说：“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勿使伤坏风化。”下令逮捕江伯儿，杖一百，谪戍海南。并命礼部定议旌表事例，规定今后凡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
　　洪武年间“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及措施，得到了比较认真的执行。各地府州县的官员，都瞪大眼睛，注视着臣民的一举一动，寻找孝子，奏请礼部给予旌表，“岁不乏人，多者十数”（《明史》卷二九六，《孝义传》）。哪里出了个受到旌表的孝子，哪里的乡民就感到自豪和光荣。于是，在市井闾阎之间，逐渐树立起尊老爱幼、兄友弟恭的风气。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实行休养生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自《中外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