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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支社原社长张荣大先生，是从柴达木走出去的知名记者。荣大先生青年时投笔从戎，参加青海农建第十二师，后凭过硬的笔杆子调到新华社青海分社，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青海分社的12年间，他把柴达木当作采访根据地，先后16次到海西州采访，《火车开进柴达木》是他向国内外报道的作品之一。他调到故乡山东已有30年了，3年前我为编纂“柴达木文史丛书”向他约稿，由此“激活”了他对柴达木的记忆，使他在很短时间里陆续编写出与柴达木有关的三部书稿。我有过短暂的记者经历，对荣大先生的人生历练颇感兴趣，故学他做了一回采访，了解他当年在柴达木采写新闻的事。
盆地圆梦
张珍连：张老师，新华社记者大多是写作高手，您出手很快，我佩服。您的功力是怎么练成的？
张荣大：我不是出手很快，我是喜欢写作这门活。我出生在大文豪蒲松龄的故乡山东淄博，是听着传说故事长大的。从小酷爱文学与写作，立志要当记者与作家，这成为我人生的一大梦想。
尽管当年肩章上连“一道杠”都没有混上的我，斗胆加执着，从写好作文学起，向媒体多投稿问路。高中语文老师刘学敏曾选择我的《博山公园游记》等作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解读，这对一个正在朝着理想迈进的学生来说何其重要。处女作《从弟弟的课文中想到的》是我上高二时发表在《淄博日报》，曾在学校引起了不小反响，从此我在写作道路上一直笔耕不辍。前些年被母校首批授予“功勋校友”，我曾回访母校，应邀给学生做报告，同学们说受益匪浅。
当年，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心中的梦想和追求却没有半途而废，1964年9月到1965年9月上旬，我在老家博山区城东村居委会和博城公社（当时为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博城街道办事处）工作的一年中，我为博山广播站撰写了大量稿件，有的作品发表在《淄博日报》上，在博山这座山城也算崭露头角。
张珍连：大文豪故乡的人啊！原来您在来青海之前就已经学会了采访报道，并有了不俗的表现。
张荣大：应该说是深深爱上了这一行，并小有成果，因而信心就更足了，立志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成功不罢休。人生光有理想不行，贵在坚持，这是成功的原动力。1965年9月，我参加青海军垦后，更加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我用写作追逐梦想，展示前景，很快我被调到团部宣传处当了新闻干事，并被选派到青海日报社学习了半年，不久又调到师部宣传科当了新闻干事，28岁时被提拔为副团职宣传科科长。其间，我到新华社青海分社学习数月。在新华社和青海日报社期间都发表了一些文章和稿件。
常言说，机遇的大门永远向着有准备并努力着的人敞开。也许应了这句话吧，最终我一跃“龙门”，调入新华社青海分社，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
张珍连：新华社是个写作高手云集的地方，就是青海分社，当年也是记者众多的新闻单位。您是如何在这里卓越成长的？
张荣大：在新华社青海分社当记者的岁月里，我以吃苦耐劳和在重大工程以及柴达木开发建设新闻报道中善于独立作战而见长。我每年深入边远地区采访长达七八个月，四进西藏，五上唐古拉，十六次到柴达木，常年活跃在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和盐湖、油田等最艰苦的采访第一线，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采访的足迹。那些用满腔热情写出的颂扬高原建设和高原人的新闻作品，至今仍回荡在我的心中，常常被人提起，这是我留给青藏高原和柴达木赞美的歌。
张珍连：您是从柴达木走出去的新闻记者，对“第二故乡”投以了怎样的关注？
张荣大：柴达木是祖国的聚宝盆，这里也是新闻采访的富矿。
我在柴达木时，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了三条“天路”——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的采访，与人合写的长篇通讯《征服“世界屋脊”的又一曲壮丽凯歌——记纵贯青藏高原的格拉输油管线建设》，深受好评。《青藏铁路铺轨到格尔木》《荒野中的新城格尔木》被称为红花配绿叶的报道，被评为1979年新华社对外报道十大好新闻之一。记述铁道兵英雄事迹的《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记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察尔汗盐湖架彩虹》等，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长达3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之路》和1万多字的《将军与孤儿》，讴歌的是当年带领大家修建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读来仍有一种震撼力。
张珍连：作为柴达木人，我对您的新闻贡献表示钦佩！您赠送我的那套九卷本《我与新闻三十年》中的第一卷《高原手记》里，收集的都是您当年在青海采写的新闻通讯，写柴达木的占绝大篇幅。
张荣大：是的。我虽然离开青藏高原到青岛30多年了，但近3年，写青藏高原和写柴达木的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这段不同寻常的阅历激励我向写作的新目标冲刺，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充满活力的采访现场。除了发表过许多回忆文章外，我还编撰了多部著作，由你担任主编的5辑30本大型丛书——“柴达木文史丛书”其中的《火车开进柴达木》一书就是我的专著。2015年12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路天路天路》一书，是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我最近又编撰了二十六七万字的《柴达木人》一书，将择期出版。
我对柴达木的情，是一生的情。柴达木是我人生的一块福地，圆了我当记者、当作家的梦想，我会为唱响柴达木，尽自己所能。
采访风险
张珍连：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可我感觉，跑新闻是件苦差事。您是如何理解记者工作的？
张荣大：记者工作是个苦差事，但苦中能享受到成就感，这是我爱上新闻工作并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倾心倾力地原动力。尽管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人，有的人出名了;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单位，有的单位大发展了;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地区，有的地区大变样了……可我依然是我，一名痴心不改的新華社记者，长年累月在一线捕捉新闻，夜以继日地赶写新闻，直至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祖国的聚宝盆柴达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海拔高、风沙大、缺氧干旱。我每年总要去柴达木两三次，每次一转就是一两个月。这里气候变化大，茫茫戈壁绵延千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窟。每去采访一次，自然要经受一次艰苦生活的磨炼。 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当记者，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很难干好工作的。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在青藏高原当记者苦中有乐。一个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要是能够在艰苦的高原地区脚踏实地干上几年，会大有益处。
张珍连：您能否谈谈在柴达木的艰苦经历？
张荣大：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坐长途汽车到香日德采访，晚上九点多才到，我又累又饿，巴不得吃顿可口热乎的饭热菜驱寒逐乏，但到饭店一看大失所望，只剩下凉馒头和凉羊肉汤。端上桌的羊肉汤漂着一层白花花的羊油，饭厅里的气温少说在零下几度。为了喝口热汤，我不住地往碗里加热水，饭吃得没滋没味。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采访遭遇时常发生。
1976年11月，我和几名同事第二次去采訪格拉输油管线建设。一天，我们在海拔4700米的二道沟兵站住宿，由于砖砌的土炉子和火墙已失修，炉子怎么也点不着，满屋子是烟，我们只好作罢。室内零下十五六度，我们“全副武装”，穿着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着皮帽子，钻进冰冷的被窝里，一夜冻得透心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一天的采访工作。
张珍连：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不仅面对艰苦的环境，还可能遭遇风险。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张荣大：在高原地区采访，有时会有生死的危险，这话绝非危言耸听。1982年8月，我与同事马集琦到德令哈市可鲁克湖涉水采访养鱼专家应百才，就遭遇了一次危险。
应百才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原在中国牧业科学院工作，1970年到柴达木工作，后来他决定去可鲁克湖养鲤鱼，大获成功，让柴达木人吃上了肥美的新鲜鲤鱼。去采访他时，由于渠道水深无法驱车，我们就步行10多里去采访。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约莫走了一半的路，朝前眺望，我们傻眼了：四处一片汪洋，道路被淹没了。我们顿时没了主意。原来是雨水季节，河水猛涨，溢出河堤，淹没了农场的大片庄稼地，给我们这次采访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水天之间，我们远远望见了似乎漂浮在水上的鲤鱼养殖场。先试探了一下，水不算太深，就干脆拄着一根树棍从农田涉水朝养殖场走去。淹没农田的河水是冰山融化的雪水，冰冷刺骨。蹚水走了几百米，水还比较浅，越往前走水越深，逐渐漫到小腿处，更有的地方坑坑洼洼，水深浅莫测，有的地方水深漫到腰部，最深处到了胸口处，让人胆战心惊。幸亏有木棍试探水的深浅，否则掉到深坑里就没命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这只脚刚刚从稀泥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进泥水中，有时挪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我们两个人从头到脚全是泥水。我们在水中大约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又饿又累，身上不住地冒虚汗。眼看要挪不动的时候，渔场的人发现了我们，并有两人蹚水过来，把我们从深水中救了出来。
事后我们撰写了《养鱼专家应百才》的稿件，我还特意撰写了一篇《可鲁克湖涉水采访》的文章，这次冒险一辈子难忘。
张珍连：应百才这个人我多少有些了解，上了画册的德令哈大鲤鱼是他引进饲养的，可不知道宣传这位水产专家的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张荣大：还有一次采访，在茫崖，可谓是风雪脱险，简直就是死里逃生。
1982年2月26日，我们一路采访已故的穆迈努斯·依沙·阿吉老人的事迹，他是乌孜别克族，为柴达木初期探宝和开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到茫崖拜访老人的女儿柴达木罕，当晚返回花土沟住处时，遇上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当汽车驶出茫崖镇三四公里远时，我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只见从左侧的山谷间，几乎擦地刮来暴风雪，似洪水翻滚，如飞瀑倾泻，眼前漆黑一片，气温少说也在零下20摄氏度，我们穿着皮大衣还冷得打寒战。如果汽车出了故障，或者跑出公路陷进沙坑，那是非常危险的。
天无绝人之路。老向导阿吉老人的儿子买买提是陪我们一路采访的，他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熟悉。他果断地向司机唐召明发出指令：“千万不要下公路，直着往前开。向左打！往右靠！加快速度！”司机唐召明精力高度集中抓紧方向盘，我和张万象两眼紧盯买买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同舟共济，我们与暴风雪艰难地搏斗了一个多小时，果然像买买提说的那样，汽车冲出5公里路程后，我们终于从暴风雪中突围出来。旷野又恢复了宁静，刚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真是不堪回首。我和张万象、唐召明事后多年重逢在北京时，还心有余悸地谈起茫崖风雪脱险那段经历，可以说我们三人是新闻界的患难之交。
记载历史
张珍连：新闻界有个说法，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那您如何处理新闻和历史的关系？
张荣大：你说的不错，对记者来说既是今天新闻的传播者，又是明天历史的记录者。
你知道，在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史上，有不少功臣名垂千秋，慕生忠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是青藏公路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指挥者和参加者，又是青藏铁路建设的先驱。我与慕生忠将军有一段比较深入的交往。1982年，我曾与张万象来到慕生忠在甘肃省兰州市木塔巷的家里采访，五六天后又到新疆乌鲁木齐采访了他的哈萨克族儿子沙特尔，还到西安和格尔木等地采访过慕生忠的老部下，先后执笔写出了3万多字的《将军之路》和上万字的《将军与孤儿》《青藏铁路建设的先驱慕生忠》3篇报告文学。
张珍连：慕将军的事迹我知道，他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他是柴达木开发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
张荣大：除慕生忠之外，值得抒写的人还有阿吉老人。鼎鼎大名的阿吉老人，在柴达木早期开发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盆地远征探宝最出色的向导。我曾到过青海的冷湖、花土沟、茫崖，新疆的若羌和北京等地寻访过阿吉老人的事迹，他的事迹让人感动，难以忘怀。
1954年6月底，柴达木石油人葛泰生带领一支8人组成的小分队开始第一次远征，从新疆的阿拉尔出发到青海的茫崖去，阿吉老人担任向导。在第六天清晨继续上路时，一峰骆驼突然倒地，它是渴坏了。为了保证将不多的水留给人喝，他们放弃了这峰骆驼。看到主人走了，那峰骆驼拼命从地上跳起来，追赶，倒下，再挣扎起来，又倒下去……第七天一大早，小分队又趁着月光赶路。骆驼凭着特有的嗅觉闻到远处的水草味，拼命奔跑起来，把大家带到了目的地。 这是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远征探宝，这次勘探发现了10多处油砂、地蜡和储油构造，阿吉老人和年轻的地质队员为开发建设柴达木立了首功。我执笔撰写过《神奇的向导阿吉老人》，纪念他对柴达木开發做出的丰功伟绩。
张珍连：听您谈起慕生忠将军和阿吉老人，我想到了肖复兴先生的话，他告诉我应该找人为这两位传奇的人物撰写人物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缅怀他们。
张荣大：功勋人物的历史，是柴达木开发建设的史诗，确实需要真实记述。而领导人的目光和足迹，也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我想谈一谈采访周总理与格拉输油管线稿件的经过。
1976年1月8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悲痛日子。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震惊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当时，我在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建设工地采访，这一悲痛的消息传到千里施工线上，近两万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人们不仅因为失去了一位深深崇敬的伟人而悲痛，还因为他们正在夜以继日建设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是敬爱的周总理在患重病期间亲自批准建设的项目，就在工程施工进入关键阶段，周总理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指战员们怎能不悲上加悲呢。
我饱含热泪写出了《管线指战员怀念周总理》的稿件，但是遇到了如何快速传稿到北京新华总社的难题，当时格尔木有文字传真设备的单位极少，也都是单位的内部专线传真，没有办法直接将稿件传到北京新华总社。如果发电报，长达1400字的稿件非常麻烦，再说电报也要两天左右才能收到，时间就耽误了。
我急中生智，干脆到邮电局，用电话直接向新华总社传稿，但也顾虑1400字长的稿件，编辑能一字一字地记录吗？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当我打通了总社国内编辑部的长途电话后，向编辑陈秀珍同志简略说明这篇稿件的内容，她非常痛快地说，这篇稿件很重要，很及时，现在正需要这种稿件，那就你念我记吧。
于是，相隔千里之遥的记者与编辑通过长途电话“热线”，传递着格拉输油管线近两万名指战员对敬爱的周总理无比深沉的缅怀。我可以感觉出来，我念稿子，老陈记录，都是满含泪水的，双方的抽泣声随着稿子的起伏而起伏。读到感人之处，两人都失声痛哭起来，难以继续传送记录稿子，我面前摆着的张张稿纸，洒落了点点泪水，有些字都浸润得模糊不清了。
就这样，稿件传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当放下电话后，我又泪如泉涌。我这个人不太轻易掉泪，但这一次可真是动了感情，至今一想起这件事，眼睛还酸酸的。
1977年10月，千里格拉输油管线建成，广大指战员为周总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敢于担当
张珍连：新华社记者可以报道重大事件，也可以用内参的形式向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反映一些重大事件或不公开发布的新闻报道。
张荣大：我们新闻记者，不是决策者，但可以通过稿件向决策层和决策者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信息。这就要求记者心怀大局，干事有担当。当年我为红柳写内参，就是敢于担当的一个事例。
红柳是大漠的卫士，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和沙漠面积有近1.3千万公顷，其中覆盖红柳和戈壁草的固定和半固定沙漠面积有200万公顷。在这总长720公里、平均宽20多公里的沙漠植被区，生长着红柳、白刺、沙枣、梭梭等沙生植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月牙形沙区植被带，从盆地东南缘延伸到东部边缘直至东北部，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可是，1979年前我到柴达木采访时，却目睹了沙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一些单位和个人只顾局部和暂时利益，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乱砍滥挖红柳木。每当冬季到来之前，人们赶着马车，开着汽车，到沙柳包集中的地带挖红柳。当时，无论是单位还是住户，都以红柳木为主要生活燃料。许多人家的小院里堆满了红柳木，十年八年都烧不完。大片大片的红柳区遭到洗劫。从1954年盆地开发到1979年，柴达木的200万公顷沙区植被覆盖区，有一半面积的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张珍连：说到红柳，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陈毅副总理前往西藏路过柴达木时说的话，他当时告诫海西的同志们要保护红柳，不要乱砍滥伐。只是，数万开发大军齐聚柴达木，燃料确实成为问题，人们只好向瞄上了红柳包。我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德令哈的，看到许多人家的院落都堆放着大量的柏树、红柳根。
张荣大：大自然无情地惩罚了人们的破坏行为，柴达木盆地的风沙之大是罕见的。有人形容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乱砍滥挖红柳木加剧了这种恶劣气候。不能再对这种无休止破坏柴达木戈壁红柳林的行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了。1979年10月，我将柴达木沙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通过内部报道反映到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许多领导做了重要批示，中央立即发出了关于制止在柴达木盆地乱砍滥挖红柳木的紧急通知，并将记者的稿件作为附件下发到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青海省人民政府也颁发布告，禁止非法进入林区打柴，公安、林业等部门组织人力立即赶赴林区现场，很快刹住了乱砍滥挖红柳木的歪风，海西州的各县都加强了对红柳林区的管理。
之后，我又曾几次去柴达木采访，调到青岛工作后也曾回访过柴达木，看到珍贵的红柳林区已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恢复，从心底里感到欣慰。我为红柳写内参的这段不了情，真正体验到记者工作的重要性，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当他发现了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敢写，敢向上级层面反映，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从而避免了用金钱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心里能不自豪吗？
张珍连：看来记者的担当不比官员的担当小，记者的一篇稿件可以挽救一片植被、一方生态。您为“荒漠守护神”红柳“请命”，我理解您此刻的自豪之情。
张荣大：新闻稿件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但有些稿件起到的作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年我通过内部稿件反映缓建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三四十年前，我所采写的几十篇有关青藏铁路建设的报道，均属独家新闻，无形中成了记录铁道兵部队辉煌历程的光彩一页。我为能够奉献给英雄的铁道兵一曲永恒的赞歌而自豪。 就在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快要修到终点站格尔木之前的半年时间里，铁路要不要继续向西藏拉萨方向修，这个问题又尖锐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实际上这个问题从铁路动工的那一天起就时紧时松地进行着探索与研究。对西藏来说，要求继续修建青藏铁路的呼声大，他们急切地盼望改变全国唯独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而一些承担铁路建设的决策者和专家，也有主张修的，有主张缓建的，他们的意见对中央决策至关重要。我当时广泛地进行了采访，逐渐感到主张缓建的理由比较充分，比较切合实际。
他们认为，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的二期工程，不是永远不建，建与缓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当时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題。
张珍连：当时您支持缓建主张，那您是如何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个主张的？
张荣大：作为长年关注和报道青藏铁路的记者，我归纳了缓建的三大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进藏的运输状况大为改善，铁路缓一步建设更有利。一个是，长达1080公里纵贯青藏高原的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线已于1977年10月建成并投入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向西藏运送燃料油依赖汽车长途运输而汽车自身大量耗油的被动局面，满足了西藏的用油需求。再一个是，中央决定将2000公里的青藏公路沙土路面改建为铺油路面正在加紧施工，全路改建好后，就会极大地提高公路行车质量，扩大运输能力。一“油”一“路”的问题解决了，修建铁路就不十分迫切了。
第二个理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1100多公里铁路线，要通过600公里的冻土层。铁路如何安全通过漫长的长年冻土的永冻层并保持永久安全的技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采取边施工、边设计、边科研，必定后患无穷。因此，攻克永冻层上铺路技术难关就成为工程最关键的问题，万不可草草上马。
第三个理由是，资金投入问题，当时国家经济实力并不强，青藏铁路工程造价高、投资大，采取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修建当为上策。
基于以上种种缘由，我实事求是地采写了内部稿件，向中央反映了许多单位和领导要求缓建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的意见，中央不少领导在这份内参上签了字。
张珍连：张老师，是您的一份内参对缓建青藏铁路起了作用，不过缓建是为了充分准备，在世纪之交时传来了复建的消息，不少人为此奔走相告。
张荣大：2001年，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决定开建，国务院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青藏铁路建设方案，朱总理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具有修建青藏铁路的经济实力。过去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是必要的，现在青藏铁路全线贯通也是必需的。
看到了这些报道，我心中释然。当年的担当作为，使我对青藏铁路二期更充满信心。
过去都是我采访别人，现在我被采访，数十年前的柴达木采访印记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谢谢你！
（作者简介：青海省海西州政协一级调研员。）
盆地圆梦
张珍连：张老师，新华社记者大多是写作高手，您出手很快，我佩服。您的功力是怎么练成的？
张荣大：我不是出手很快，我是喜欢写作这门活。我出生在大文豪蒲松龄的故乡山东淄博，是听着传说故事长大的。从小酷爱文学与写作，立志要当记者与作家，这成为我人生的一大梦想。
尽管当年肩章上连“一道杠”都没有混上的我，斗胆加执着，从写好作文学起，向媒体多投稿问路。高中语文老师刘学敏曾选择我的《博山公园游记》等作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解读，这对一个正在朝着理想迈进的学生来说何其重要。处女作《从弟弟的课文中想到的》是我上高二时发表在《淄博日报》，曾在学校引起了不小反响，从此我在写作道路上一直笔耕不辍。前些年被母校首批授予“功勋校友”，我曾回访母校，应邀给学生做报告，同学们说受益匪浅。
当年，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心中的梦想和追求却没有半途而废，1964年9月到1965年9月上旬，我在老家博山区城东村居委会和博城公社（当时为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博城街道办事处）工作的一年中，我为博山广播站撰写了大量稿件，有的作品发表在《淄博日报》上，在博山这座山城也算崭露头角。
张珍连：大文豪故乡的人啊！原来您在来青海之前就已经学会了采访报道，并有了不俗的表现。
张荣大：应该说是深深爱上了这一行，并小有成果，因而信心就更足了，立志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成功不罢休。人生光有理想不行，贵在坚持，这是成功的原动力。1965年9月，我参加青海军垦后，更加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我用写作追逐梦想，展示前景，很快我被调到团部宣传处当了新闻干事，并被选派到青海日报社学习了半年，不久又调到师部宣传科当了新闻干事，28岁时被提拔为副团职宣传科科长。其间，我到新华社青海分社学习数月。在新华社和青海日报社期间都发表了一些文章和稿件。
常言说，机遇的大门永远向着有准备并努力着的人敞开。也许应了这句话吧，最终我一跃“龙门”，调入新华社青海分社，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
张珍连：新华社是个写作高手云集的地方，就是青海分社，当年也是记者众多的新闻单位。您是如何在这里卓越成长的？
张荣大：在新华社青海分社当记者的岁月里，我以吃苦耐劳和在重大工程以及柴达木开发建设新闻报道中善于独立作战而见长。我每年深入边远地区采访长达七八个月，四进西藏，五上唐古拉，十六次到柴达木，常年活跃在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和盐湖、油田等最艰苦的采访第一线，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采访的足迹。那些用满腔热情写出的颂扬高原建设和高原人的新闻作品，至今仍回荡在我的心中，常常被人提起，这是我留给青藏高原和柴达木赞美的歌。
张珍连：您是从柴达木走出去的新闻记者，对“第二故乡”投以了怎样的关注？
张荣大：柴达木是祖国的聚宝盆，这里也是新闻采访的富矿。
我在柴达木时，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了三条“天路”——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的采访，与人合写的长篇通讯《征服“世界屋脊”的又一曲壮丽凯歌——记纵贯青藏高原的格拉输油管线建设》，深受好评。《青藏铁路铺轨到格尔木》《荒野中的新城格尔木》被称为红花配绿叶的报道，被评为1979年新华社对外报道十大好新闻之一。记述铁道兵英雄事迹的《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记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察尔汗盐湖架彩虹》等，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长达3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之路》和1万多字的《将军与孤儿》，讴歌的是当年带领大家修建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读来仍有一种震撼力。
张珍连：作为柴达木人，我对您的新闻贡献表示钦佩！您赠送我的那套九卷本《我与新闻三十年》中的第一卷《高原手记》里，收集的都是您当年在青海采写的新闻通讯，写柴达木的占绝大篇幅。
张荣大：是的。我虽然离开青藏高原到青岛30多年了，但近3年，写青藏高原和写柴达木的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这段不同寻常的阅历激励我向写作的新目标冲刺，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充满活力的采访现场。除了发表过许多回忆文章外，我还编撰了多部著作，由你担任主编的5辑30本大型丛书——“柴达木文史丛书”其中的《火车开进柴达木》一书就是我的专著。2015年12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路天路天路》一书，是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我最近又编撰了二十六七万字的《柴达木人》一书，将择期出版。
我对柴达木的情，是一生的情。柴达木是我人生的一块福地，圆了我当记者、当作家的梦想，我会为唱响柴达木，尽自己所能。
采访风险
张珍连：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可我感觉，跑新闻是件苦差事。您是如何理解记者工作的？
张荣大：记者工作是个苦差事，但苦中能享受到成就感，这是我爱上新闻工作并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倾心倾力地原动力。尽管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人，有的人出名了;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单位，有的单位大发展了;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地区，有的地区大变样了……可我依然是我，一名痴心不改的新華社记者，长年累月在一线捕捉新闻，夜以继日地赶写新闻，直至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祖国的聚宝盆柴达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海拔高、风沙大、缺氧干旱。我每年总要去柴达木两三次，每次一转就是一两个月。这里气候变化大，茫茫戈壁绵延千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窟。每去采访一次，自然要经受一次艰苦生活的磨炼。 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当记者，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很难干好工作的。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在青藏高原当记者苦中有乐。一个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要是能够在艰苦的高原地区脚踏实地干上几年，会大有益处。
张珍连：您能否谈谈在柴达木的艰苦经历？
张荣大：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坐长途汽车到香日德采访，晚上九点多才到，我又累又饿，巴不得吃顿可口热乎的饭热菜驱寒逐乏，但到饭店一看大失所望，只剩下凉馒头和凉羊肉汤。端上桌的羊肉汤漂着一层白花花的羊油，饭厅里的气温少说在零下几度。为了喝口热汤，我不住地往碗里加热水，饭吃得没滋没味。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采访遭遇时常发生。
1976年11月，我和几名同事第二次去采訪格拉输油管线建设。一天，我们在海拔4700米的二道沟兵站住宿，由于砖砌的土炉子和火墙已失修，炉子怎么也点不着，满屋子是烟，我们只好作罢。室内零下十五六度，我们“全副武装”，穿着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着皮帽子，钻进冰冷的被窝里，一夜冻得透心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一天的采访工作。
张珍连：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不仅面对艰苦的环境，还可能遭遇风险。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张荣大：在高原地区采访，有时会有生死的危险，这话绝非危言耸听。1982年8月，我与同事马集琦到德令哈市可鲁克湖涉水采访养鱼专家应百才，就遭遇了一次危险。
应百才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原在中国牧业科学院工作，1970年到柴达木工作，后来他决定去可鲁克湖养鲤鱼，大获成功，让柴达木人吃上了肥美的新鲜鲤鱼。去采访他时，由于渠道水深无法驱车，我们就步行10多里去采访。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约莫走了一半的路，朝前眺望，我们傻眼了：四处一片汪洋，道路被淹没了。我们顿时没了主意。原来是雨水季节，河水猛涨，溢出河堤，淹没了农场的大片庄稼地，给我们这次采访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水天之间，我们远远望见了似乎漂浮在水上的鲤鱼养殖场。先试探了一下，水不算太深，就干脆拄着一根树棍从农田涉水朝养殖场走去。淹没农田的河水是冰山融化的雪水，冰冷刺骨。蹚水走了几百米，水还比较浅，越往前走水越深，逐渐漫到小腿处，更有的地方坑坑洼洼，水深浅莫测，有的地方水深漫到腰部，最深处到了胸口处，让人胆战心惊。幸亏有木棍试探水的深浅，否则掉到深坑里就没命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这只脚刚刚从稀泥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进泥水中，有时挪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我们两个人从头到脚全是泥水。我们在水中大约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又饿又累，身上不住地冒虚汗。眼看要挪不动的时候，渔场的人发现了我们，并有两人蹚水过来，把我们从深水中救了出来。
事后我们撰写了《养鱼专家应百才》的稿件，我还特意撰写了一篇《可鲁克湖涉水采访》的文章，这次冒险一辈子难忘。
张珍连：应百才这个人我多少有些了解，上了画册的德令哈大鲤鱼是他引进饲养的，可不知道宣传这位水产专家的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张荣大：还有一次采访，在茫崖，可谓是风雪脱险，简直就是死里逃生。
1982年2月26日，我们一路采访已故的穆迈努斯·依沙·阿吉老人的事迹，他是乌孜别克族，为柴达木初期探宝和开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到茫崖拜访老人的女儿柴达木罕，当晚返回花土沟住处时，遇上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当汽车驶出茫崖镇三四公里远时，我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只见从左侧的山谷间，几乎擦地刮来暴风雪，似洪水翻滚，如飞瀑倾泻，眼前漆黑一片，气温少说也在零下20摄氏度，我们穿着皮大衣还冷得打寒战。如果汽车出了故障，或者跑出公路陷进沙坑，那是非常危险的。
天无绝人之路。老向导阿吉老人的儿子买买提是陪我们一路采访的，他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熟悉。他果断地向司机唐召明发出指令：“千万不要下公路，直着往前开。向左打！往右靠！加快速度！”司机唐召明精力高度集中抓紧方向盘，我和张万象两眼紧盯买买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同舟共济，我们与暴风雪艰难地搏斗了一个多小时，果然像买买提说的那样，汽车冲出5公里路程后，我们终于从暴风雪中突围出来。旷野又恢复了宁静，刚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真是不堪回首。我和张万象、唐召明事后多年重逢在北京时，还心有余悸地谈起茫崖风雪脱险那段经历，可以说我们三人是新闻界的患难之交。
记载历史
张珍连：新闻界有个说法，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那您如何处理新闻和历史的关系？
张荣大：你说的不错，对记者来说既是今天新闻的传播者，又是明天历史的记录者。
你知道，在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史上，有不少功臣名垂千秋，慕生忠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是青藏公路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指挥者和参加者，又是青藏铁路建设的先驱。我与慕生忠将军有一段比较深入的交往。1982年，我曾与张万象来到慕生忠在甘肃省兰州市木塔巷的家里采访，五六天后又到新疆乌鲁木齐采访了他的哈萨克族儿子沙特尔，还到西安和格尔木等地采访过慕生忠的老部下，先后执笔写出了3万多字的《将军之路》和上万字的《将军与孤儿》《青藏铁路建设的先驱慕生忠》3篇报告文学。
张珍连：慕将军的事迹我知道，他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他是柴达木开发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
张荣大：除慕生忠之外，值得抒写的人还有阿吉老人。鼎鼎大名的阿吉老人，在柴达木早期开发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盆地远征探宝最出色的向导。我曾到过青海的冷湖、花土沟、茫崖，新疆的若羌和北京等地寻访过阿吉老人的事迹，他的事迹让人感动，难以忘怀。
1954年6月底，柴达木石油人葛泰生带领一支8人组成的小分队开始第一次远征，从新疆的阿拉尔出发到青海的茫崖去，阿吉老人担任向导。在第六天清晨继续上路时，一峰骆驼突然倒地，它是渴坏了。为了保证将不多的水留给人喝，他们放弃了这峰骆驼。看到主人走了，那峰骆驼拼命从地上跳起来，追赶，倒下，再挣扎起来，又倒下去……第七天一大早，小分队又趁着月光赶路。骆驼凭着特有的嗅觉闻到远处的水草味，拼命奔跑起来，把大家带到了目的地。 这是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远征探宝，这次勘探发现了10多处油砂、地蜡和储油构造，阿吉老人和年轻的地质队员为开发建设柴达木立了首功。我执笔撰写过《神奇的向导阿吉老人》，纪念他对柴达木开發做出的丰功伟绩。
张珍连：听您谈起慕生忠将军和阿吉老人，我想到了肖复兴先生的话，他告诉我应该找人为这两位传奇的人物撰写人物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缅怀他们。
张荣大：功勋人物的历史，是柴达木开发建设的史诗，确实需要真实记述。而领导人的目光和足迹，也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我想谈一谈采访周总理与格拉输油管线稿件的经过。
1976年1月8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悲痛日子。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震惊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当时，我在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建设工地采访，这一悲痛的消息传到千里施工线上，近两万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人们不仅因为失去了一位深深崇敬的伟人而悲痛，还因为他们正在夜以继日建设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是敬爱的周总理在患重病期间亲自批准建设的项目，就在工程施工进入关键阶段，周总理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指战员们怎能不悲上加悲呢。
我饱含热泪写出了《管线指战员怀念周总理》的稿件，但是遇到了如何快速传稿到北京新华总社的难题，当时格尔木有文字传真设备的单位极少，也都是单位的内部专线传真，没有办法直接将稿件传到北京新华总社。如果发电报，长达1400字的稿件非常麻烦，再说电报也要两天左右才能收到，时间就耽误了。
我急中生智，干脆到邮电局，用电话直接向新华总社传稿，但也顾虑1400字长的稿件，编辑能一字一字地记录吗？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当我打通了总社国内编辑部的长途电话后，向编辑陈秀珍同志简略说明这篇稿件的内容，她非常痛快地说，这篇稿件很重要，很及时，现在正需要这种稿件，那就你念我记吧。
于是，相隔千里之遥的记者与编辑通过长途电话“热线”，传递着格拉输油管线近两万名指战员对敬爱的周总理无比深沉的缅怀。我可以感觉出来，我念稿子，老陈记录，都是满含泪水的，双方的抽泣声随着稿子的起伏而起伏。读到感人之处，两人都失声痛哭起来，难以继续传送记录稿子，我面前摆着的张张稿纸，洒落了点点泪水，有些字都浸润得模糊不清了。
就这样，稿件传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当放下电话后，我又泪如泉涌。我这个人不太轻易掉泪，但这一次可真是动了感情，至今一想起这件事，眼睛还酸酸的。
1977年10月，千里格拉输油管线建成，广大指战员为周总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敢于担当
张珍连：新华社记者可以报道重大事件，也可以用内参的形式向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反映一些重大事件或不公开发布的新闻报道。
张荣大：我们新闻记者，不是决策者，但可以通过稿件向决策层和决策者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信息。这就要求记者心怀大局，干事有担当。当年我为红柳写内参，就是敢于担当的一个事例。
红柳是大漠的卫士，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和沙漠面积有近1.3千万公顷，其中覆盖红柳和戈壁草的固定和半固定沙漠面积有200万公顷。在这总长720公里、平均宽20多公里的沙漠植被区，生长着红柳、白刺、沙枣、梭梭等沙生植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月牙形沙区植被带，从盆地东南缘延伸到东部边缘直至东北部，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可是，1979年前我到柴达木采访时，却目睹了沙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一些单位和个人只顾局部和暂时利益，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乱砍滥挖红柳木。每当冬季到来之前，人们赶着马车，开着汽车，到沙柳包集中的地带挖红柳。当时，无论是单位还是住户，都以红柳木为主要生活燃料。许多人家的小院里堆满了红柳木，十年八年都烧不完。大片大片的红柳区遭到洗劫。从1954年盆地开发到1979年，柴达木的200万公顷沙区植被覆盖区，有一半面积的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张珍连：说到红柳，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陈毅副总理前往西藏路过柴达木时说的话，他当时告诫海西的同志们要保护红柳，不要乱砍滥伐。只是，数万开发大军齐聚柴达木，燃料确实成为问题，人们只好向瞄上了红柳包。我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德令哈的，看到许多人家的院落都堆放着大量的柏树、红柳根。
张荣大：大自然无情地惩罚了人们的破坏行为，柴达木盆地的风沙之大是罕见的。有人形容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乱砍滥挖红柳木加剧了这种恶劣气候。不能再对这种无休止破坏柴达木戈壁红柳林的行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了。1979年10月，我将柴达木沙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通过内部报道反映到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许多领导做了重要批示，中央立即发出了关于制止在柴达木盆地乱砍滥挖红柳木的紧急通知，并将记者的稿件作为附件下发到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青海省人民政府也颁发布告，禁止非法进入林区打柴，公安、林业等部门组织人力立即赶赴林区现场，很快刹住了乱砍滥挖红柳木的歪风，海西州的各县都加强了对红柳林区的管理。
之后，我又曾几次去柴达木采访，调到青岛工作后也曾回访过柴达木，看到珍贵的红柳林区已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恢复，从心底里感到欣慰。我为红柳写内参的这段不了情，真正体验到记者工作的重要性，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当他发现了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敢写，敢向上级层面反映，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从而避免了用金钱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心里能不自豪吗？
张珍连：看来记者的担当不比官员的担当小，记者的一篇稿件可以挽救一片植被、一方生态。您为“荒漠守护神”红柳“请命”，我理解您此刻的自豪之情。
张荣大：新闻稿件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但有些稿件起到的作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年我通过内部稿件反映缓建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三四十年前，我所采写的几十篇有关青藏铁路建设的报道，均属独家新闻，无形中成了记录铁道兵部队辉煌历程的光彩一页。我为能够奉献给英雄的铁道兵一曲永恒的赞歌而自豪。 就在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快要修到终点站格尔木之前的半年时间里，铁路要不要继续向西藏拉萨方向修，这个问题又尖锐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实际上这个问题从铁路动工的那一天起就时紧时松地进行着探索与研究。对西藏来说，要求继续修建青藏铁路的呼声大，他们急切地盼望改变全国唯独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而一些承担铁路建设的决策者和专家，也有主张修的，有主张缓建的，他们的意见对中央决策至关重要。我当时广泛地进行了采访，逐渐感到主张缓建的理由比较充分，比较切合实际。
他们认为，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的二期工程，不是永远不建，建与缓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当时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題。
张珍连：当时您支持缓建主张，那您是如何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个主张的？
张荣大：作为长年关注和报道青藏铁路的记者，我归纳了缓建的三大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进藏的运输状况大为改善，铁路缓一步建设更有利。一个是，长达1080公里纵贯青藏高原的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线已于1977年10月建成并投入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向西藏运送燃料油依赖汽车长途运输而汽车自身大量耗油的被动局面，满足了西藏的用油需求。再一个是，中央决定将2000公里的青藏公路沙土路面改建为铺油路面正在加紧施工，全路改建好后，就会极大地提高公路行车质量，扩大运输能力。一“油”一“路”的问题解决了，修建铁路就不十分迫切了。
第二个理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1100多公里铁路线，要通过600公里的冻土层。铁路如何安全通过漫长的长年冻土的永冻层并保持永久安全的技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采取边施工、边设计、边科研，必定后患无穷。因此，攻克永冻层上铺路技术难关就成为工程最关键的问题，万不可草草上马。
第三个理由是，资金投入问题，当时国家经济实力并不强，青藏铁路工程造价高、投资大，采取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修建当为上策。
基于以上种种缘由，我实事求是地采写了内部稿件，向中央反映了许多单位和领导要求缓建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的意见，中央不少领导在这份内参上签了字。
张珍连：张老师，是您的一份内参对缓建青藏铁路起了作用，不过缓建是为了充分准备，在世纪之交时传来了复建的消息，不少人为此奔走相告。
张荣大：2001年，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决定开建，国务院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青藏铁路建设方案，朱总理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具有修建青藏铁路的经济实力。过去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是必要的，现在青藏铁路全线贯通也是必需的。
看到了这些报道，我心中释然。当年的担当作为，使我对青藏铁路二期更充满信心。
过去都是我采访别人，现在我被采访，数十年前的柴达木采访印记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谢谢你！
（作者简介：青海省海西州政协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