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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新闻理论家，梁启超亲力创办和积极参与的报纸多达17家。其在大量的办报实践中总结出的舆论监督思想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借鉴作用，并在后人的不断继承修正中熠熠生辉。梁启超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他并不抱残守缺，舆论监督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虽然部分理论现在看来有其局限性，但究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的舆论监督思想的提出与嬗变具有时代性。
【关键词】梁启超 舆论监督 喉舌论 监督政府
19世纪末，清政府闭关锁国，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列强环伺的夹缝中生存。许多有识之士透过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希望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寻求中国的救亡图存之道，以政治目的创办报纸，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拯救中国。《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提出了“喉舌论”，论报馆的作用相当于耳目喉舌。“喉舌”这个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①他率先把这种报刊思想介绍到我国，并用这种思想指导办报活动。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借道日本，学习西学，积极汲取东学知识。随着学识和眼界的开阔其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
“我国之百事未举，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乎！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②梁启超认识到，国事待举，报馆需要发挥独一无二的政治监督作用，政治的兴衰与报馆息息相关。虽然当时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还没有被明确提出来，但对报刊的监督作用已有了先觉意识，主要目的是借助报刊推进维新思想。
一、喉舌论——“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第一次主张喉舌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③要借助报刊“去塞求通”，“宣德达情”，求上下内外之通，不但皇帝的旨意能畅通无阻地传达到民众间，而且能将民间苦患告知君主，并且要了解国内外的情势，知己知彼。中国之所以内外交困是因为上下不通，内外不通。虽然当时的“喉舌论”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目的，与当今新闻界主张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封建思想统治下的中国还是具有振聋发聩的进步意义。
为了重建资产阶级维新派舆论阵地，梁启超着手建立《清议报》，在为《清议报》写的《〈清议报〉叙例》中提出要“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出版一百册的贺词中又强调了报纸的作用，“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视、所怂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议报》以欧美各国报馆为例强调其在倡导国家政策和国民精神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也体现了梁启超对报刊的进一步认识，虽然把报刊的作用有些夸大化，但在当时影响深远。
二、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的嬗变
1898年推行了一百多天的“百日维新”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反对下破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做学问的名义得以容留的梁启超随着对西学的深入研究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浸润，他的舆论观发生了变化。东学的洗礼和熏陶，其舆论观在以往的延续上也适时改变，这在其所办报刊上有所体现。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日本敢于开风气之先河的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福泽谕吉和他的文明论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福泽谕吉主张先难后易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方式让他大为赞服。梁启超体悟到要想图强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改革，要把重点转移到开启民智，因此提出了“新民”说，启蒙教化国民具有开化、自主的意识。报馆的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职能的提出和此息息相关。无疑日本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是受过西学影响后的东学，带有明显的西方启蒙思想的特征。
三、报馆的两大功能：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梁启超1902年主办《新民丛报》，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思想，他认识到报馆的两大功能：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论述了“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⑤
1、监督政府的必要性
梁启超对监督的必要性做了说明。“所谓监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凡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藉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⑥“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以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故数百年来政治学者之所讨论，列国国民之所竞争，莫不汲汲焉以确立此监督权为务……”⑦政府是受公众委托办理事业的团体，享有公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滥用职权是人之常情。采用权利的分衡，以立法、司法、舆论监督加以制衡是最有效的手段。“此种监督权（名誉上之监督）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遂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⑧舆论无形，舆论监督由报馆代表发挥是当仁不让。
2、监督政府的方式
“监督之道不一，约而论之，则法律之上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是也。”⑨梁启超认为监督的方式分为三个渠道：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法律监督是最具强制性的硬监督，可以明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不能实现的予以惩罚。宗教监督不及法律有效，但是通过使人们信仰因果轮回报应，有所忌惮，仅次于法律监督。所谓的名誉监督也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不及前两者具有杀伤力，以隐形的方式对人有所制约，触犯了舆论不能容身于社会。因为人性复杂，人非本善，克服劣根性需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并且又从另一方面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加以阐述。
3、“向导国民”也就是引导舆论
所谓“向导国民”也就是引导舆论。“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学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⑩以“鉴既往，示将来”的史学家精神向导国民进步。报馆要呈现主观和客观的世界，客观世界也就是新闻报道，主观世界即新闻评论，力争主客相结合。主观以向导国民、引导舆论为目的。展现了梁启超儒家民本思想的根源和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强烈的民权意识。
梁启超把舆论监督作为报纸的首要职能，进而形成比较系统化的舆论监督思想。不但围绕舆论监督的概念，而且对其必要性、方法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的思想现在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能够突破封建守旧思想的枷锁，却是难能可贵的。
结语
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舆论监督思想的嬗变，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首先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是中西舆论思想相互交锋融合的结果，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在开放中谋求自强的时代特征。梁启超舆论监督思想中对发挥舆论主体——国民监督政府作用的重视与在儒家思想站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对儒家民本思想的体悟是息息相关的，它又是欧风美雨来袭下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梁启超充分吸收西方的政治民主思想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同时也有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变产生的启发，他流亡日本在东学耳濡目染下接受东学影响的作用因素。另外中国面临的社会转型包括岌岌可危的丧权辱国的局面，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维新变法的失败等等，均使以政治理想为终极目标的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随之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①④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清议报第一百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9
②⑤⑥⑦⑧⑨⑩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9
③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梁启超 舆论监督 喉舌论 监督政府
19世纪末，清政府闭关锁国，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列强环伺的夹缝中生存。许多有识之士透过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希望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寻求中国的救亡图存之道，以政治目的创办报纸，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拯救中国。《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提出了“喉舌论”，论报馆的作用相当于耳目喉舌。“喉舌”这个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①他率先把这种报刊思想介绍到我国，并用这种思想指导办报活动。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借道日本，学习西学，积极汲取东学知识。随着学识和眼界的开阔其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
“我国之百事未举，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乎！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②梁启超认识到，国事待举，报馆需要发挥独一无二的政治监督作用，政治的兴衰与报馆息息相关。虽然当时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还没有被明确提出来，但对报刊的监督作用已有了先觉意识，主要目的是借助报刊推进维新思想。
一、喉舌论——“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第一次主张喉舌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③要借助报刊“去塞求通”，“宣德达情”，求上下内外之通，不但皇帝的旨意能畅通无阻地传达到民众间，而且能将民间苦患告知君主，并且要了解国内外的情势，知己知彼。中国之所以内外交困是因为上下不通，内外不通。虽然当时的“喉舌论”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目的，与当今新闻界主张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封建思想统治下的中国还是具有振聋发聩的进步意义。
为了重建资产阶级维新派舆论阵地，梁启超着手建立《清议报》，在为《清议报》写的《〈清议报〉叙例》中提出要“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出版一百册的贺词中又强调了报纸的作用，“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视、所怂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议报》以欧美各国报馆为例强调其在倡导国家政策和国民精神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也体现了梁启超对报刊的进一步认识，虽然把报刊的作用有些夸大化，但在当时影响深远。
二、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的嬗变
1898年推行了一百多天的“百日维新”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反对下破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做学问的名义得以容留的梁启超随着对西学的深入研究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浸润，他的舆论观发生了变化。东学的洗礼和熏陶，其舆论观在以往的延续上也适时改变，这在其所办报刊上有所体现。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日本敢于开风气之先河的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福泽谕吉和他的文明论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福泽谕吉主张先难后易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方式让他大为赞服。梁启超体悟到要想图强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改革，要把重点转移到开启民智，因此提出了“新民”说，启蒙教化国民具有开化、自主的意识。报馆的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职能的提出和此息息相关。无疑日本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是受过西学影响后的东学，带有明显的西方启蒙思想的特征。
三、报馆的两大功能：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梁启超1902年主办《新民丛报》，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思想，他认识到报馆的两大功能：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论述了“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⑤
1、监督政府的必要性
梁启超对监督的必要性做了说明。“所谓监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凡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藉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⑥“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以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故数百年来政治学者之所讨论，列国国民之所竞争，莫不汲汲焉以确立此监督权为务……”⑦政府是受公众委托办理事业的团体，享有公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滥用职权是人之常情。采用权利的分衡，以立法、司法、舆论监督加以制衡是最有效的手段。“此种监督权（名誉上之监督）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遂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⑧舆论无形，舆论监督由报馆代表发挥是当仁不让。
2、监督政府的方式
“监督之道不一，约而论之，则法律之上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是也。”⑨梁启超认为监督的方式分为三个渠道：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法律监督是最具强制性的硬监督，可以明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不能实现的予以惩罚。宗教监督不及法律有效，但是通过使人们信仰因果轮回报应，有所忌惮，仅次于法律监督。所谓的名誉监督也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不及前两者具有杀伤力，以隐形的方式对人有所制约，触犯了舆论不能容身于社会。因为人性复杂，人非本善，克服劣根性需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并且又从另一方面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加以阐述。
3、“向导国民”也就是引导舆论
所谓“向导国民”也就是引导舆论。“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学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⑩以“鉴既往，示将来”的史学家精神向导国民进步。报馆要呈现主观和客观的世界，客观世界也就是新闻报道，主观世界即新闻评论，力争主客相结合。主观以向导国民、引导舆论为目的。展现了梁启超儒家民本思想的根源和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强烈的民权意识。
梁启超把舆论监督作为报纸的首要职能，进而形成比较系统化的舆论监督思想。不但围绕舆论监督的概念，而且对其必要性、方法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的思想现在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能够突破封建守旧思想的枷锁，却是难能可贵的。
结语
从“喉舌论”到“监督政府”舆论监督思想的嬗变，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首先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是中西舆论思想相互交锋融合的结果，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在开放中谋求自强的时代特征。梁启超舆论监督思想中对发挥舆论主体——国民监督政府作用的重视与在儒家思想站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对儒家民本思想的体悟是息息相关的，它又是欧风美雨来袭下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梁启超充分吸收西方的政治民主思想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同时也有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变产生的启发，他流亡日本在东学耳濡目染下接受东学影响的作用因素。另外中国面临的社会转型包括岌岌可危的丧权辱国的局面，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维新变法的失败等等，均使以政治理想为终极目标的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随之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①④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清议报第一百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9
②⑤⑥⑦⑧⑨⑩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9
③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