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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的学术研究领域范围极广，特别是在中国近代辨伪学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主要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三部著作中，着重阐释了伪书的危害、伪书的种类、伪书的来历，以及辨别伪书的方法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梁启超；辨伪；伪书
作者简介：刘静（1991.9-），女，汉族，山东省滨州市人，本科学历，现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历史文献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文献。
[中图分类号]：G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2
一、伪书的危害
对于伪书的危害，梁启超认为，“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到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1]因而梁启超从史迹、思想、文学三方面阐述伪书的危害。
关于史迹，梁启超认为，“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连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2]
思想方面，梁启超认为一个学者若在其研究个过程中，其所用参考书籍中掺杂伪书“一则可以使时代思想紊乱，再则可以把学术源流混淆，三则令个人主张矛盾，四则害学者枉费精神。”[3]
文学方面伪书的危害，与史迹、思想两方面的危害相差无几。
二、伪书的种类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将伪书分为29种，但未明确分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按其性质分为十类：其一，古书中偶见此书名，其书曾否存在，渺无可考，而后人依名伪造者；其二，本有其书，但已经久佚；其三，古并无其书，而后人嫁名伪造者；其四，伪中出伪者；其五，真书中杂入伪文者；其六，书不伪而书名伪者；其七，书不伪而撰人姓名伪者；其八，原书本无作者姓名年代，而后人妄推定为某时某人作品，因以成伪或陷于时代错误者；其九，书虽不全伪，然确非原本者；其十，伪书中含有真书者。[4]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将伪书的种类重新划分，共为十种：全部伪、一部分伪、本无其书而伪、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盗袭割裂旧书而伪、伪后出伪、伪中益伪。[5]按作伪的动机，则又可分为有意作伪和非有意作伪两类。
三、伪书的来历
伪书数量之巨大，那么伪书的来历又有哪些？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此有四种解释：
（一）好古。“好古”是中国人的特性，人们总喜欢借古人以自重，因此，“好古”是伪书发达的重要原因。[6]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认为由于“好古”而造成伪书大批制造的情况有六个时期：其一，战国之末，百家各自立说，而托之于古以为重。其二，西汉之初，经秦火后，书颇散亡。其三，西汉之末，其时经师势力极大，朝政国故，皆引经义为程式。其四，魏晋之交，王肃注经，务与郑康成立异争名；争之不胜，则伪造若干部古书为后盾。其五，两晋至六朝，佛教输入，道士辈起而与之角，把古来许多名人都拉入道家，更造些怪诞不经的书嫁名古人，编入他的“道藏”，和“佛藏”对抗。其六，明中叶，学子学术上复古，为迎合当时风气，杨慎等利用这种社会心理，大造伪书。[7]
（二）含有秘密性。在宋代調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传播全靠手写，人们对于珍本不肯轻易示人，因而，造假几率大增。
（三）散乱及购求。由于中国古代内乱频繁，而对于书籍的收藏仅靠官府收录，故在每次战乱之时往往有大量书籍散佚。
（四）因秘本偶然发现而附会。古代书籍，历经朝代更替、战乱等常有散佚，但后人时常有偶然发现，如古冢中发现的书籍、竹简等、旧房子中所藏古书籍等，有真亦有假。[8]
四、辨别伪书的方法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两种辨伪方法，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可分为九类，一，“其書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义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可分为三类，一，“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二，“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三，“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9]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总结出辨伪八法，梁启超在胡应麟辨伪八法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两个系统：就传授统绪上辨别、就文义内容上辨别。
从文义内容上辨别，有五种方法：一，从字句缺漏处辨别，包括从人的称谓上辨别、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二，从抄袭旧文处辨别，包括古代书聚敛而成的、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三，从佚文上辨别，包括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则甲书今本为假。四，从文章上辨别，包括名词、文体、文法、音韵。五，从思想上辨别，包括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10]
总之，梁启超对古籍真伪的具体考订，对前贤成果的总结与宣传，对辨伪学理论的创造性构建，在20 世纪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关于考订年代、确定古籍真价值的论述，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注释：
[1]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2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3]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8-11页.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00--301页.
[5]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15-17页.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9--300页.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00页.
[8]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19页.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0页.
[10]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49-61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北京：中华书局，1955.9.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关键词：梁启超；辨伪；伪书
作者简介：刘静（1991.9-），女，汉族，山东省滨州市人，本科学历，现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历史文献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文献。
[中图分类号]：G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2
一、伪书的危害
对于伪书的危害，梁启超认为，“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到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1]因而梁启超从史迹、思想、文学三方面阐述伪书的危害。
关于史迹，梁启超认为，“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连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2]
思想方面，梁启超认为一个学者若在其研究个过程中，其所用参考书籍中掺杂伪书“一则可以使时代思想紊乱，再则可以把学术源流混淆，三则令个人主张矛盾，四则害学者枉费精神。”[3]
文学方面伪书的危害，与史迹、思想两方面的危害相差无几。
二、伪书的种类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将伪书分为29种，但未明确分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按其性质分为十类：其一，古书中偶见此书名，其书曾否存在，渺无可考，而后人依名伪造者；其二，本有其书，但已经久佚；其三，古并无其书，而后人嫁名伪造者；其四，伪中出伪者；其五，真书中杂入伪文者；其六，书不伪而书名伪者；其七，书不伪而撰人姓名伪者；其八，原书本无作者姓名年代，而后人妄推定为某时某人作品，因以成伪或陷于时代错误者；其九，书虽不全伪，然确非原本者；其十，伪书中含有真书者。[4]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将伪书的种类重新划分，共为十种：全部伪、一部分伪、本无其书而伪、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盗袭割裂旧书而伪、伪后出伪、伪中益伪。[5]按作伪的动机，则又可分为有意作伪和非有意作伪两类。
三、伪书的来历
伪书数量之巨大，那么伪书的来历又有哪些？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此有四种解释：
（一）好古。“好古”是中国人的特性，人们总喜欢借古人以自重，因此，“好古”是伪书发达的重要原因。[6]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认为由于“好古”而造成伪书大批制造的情况有六个时期：其一，战国之末，百家各自立说，而托之于古以为重。其二，西汉之初，经秦火后，书颇散亡。其三，西汉之末，其时经师势力极大，朝政国故，皆引经义为程式。其四，魏晋之交，王肃注经，务与郑康成立异争名；争之不胜，则伪造若干部古书为后盾。其五，两晋至六朝，佛教输入，道士辈起而与之角，把古来许多名人都拉入道家，更造些怪诞不经的书嫁名古人，编入他的“道藏”，和“佛藏”对抗。其六，明中叶，学子学术上复古，为迎合当时风气，杨慎等利用这种社会心理，大造伪书。[7]
（二）含有秘密性。在宋代調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传播全靠手写，人们对于珍本不肯轻易示人，因而，造假几率大增。
（三）散乱及购求。由于中国古代内乱频繁，而对于书籍的收藏仅靠官府收录，故在每次战乱之时往往有大量书籍散佚。
（四）因秘本偶然发现而附会。古代书籍，历经朝代更替、战乱等常有散佚，但后人时常有偶然发现，如古冢中发现的书籍、竹简等、旧房子中所藏古书籍等，有真亦有假。[8]
四、辨别伪书的方法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两种辨伪方法，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可分为九类，一，“其書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义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可分为三类，一，“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二，“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三，“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9]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总结出辨伪八法，梁启超在胡应麟辨伪八法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两个系统：就传授统绪上辨别、就文义内容上辨别。
从文义内容上辨别，有五种方法：一，从字句缺漏处辨别，包括从人的称谓上辨别、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二，从抄袭旧文处辨别，包括古代书聚敛而成的、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三，从佚文上辨别，包括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则甲书今本为假。四，从文章上辨别，包括名词、文体、文法、音韵。五，从思想上辨别，包括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10]
总之，梁启超对古籍真伪的具体考订，对前贤成果的总结与宣传，对辨伪学理论的创造性构建，在20 世纪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关于考订年代、确定古籍真价值的论述，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注释：
[1]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2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3]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8-11页.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00--301页.
[5]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15-17页.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9--300页.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00页.
[8]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19页.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0页.
[10]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中华书局，1955.9.第49-61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演讲，周传儒 姚名达 吴其昌笔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北京：中华书局，1955.9.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