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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解决民营企业税费重、融资难等问题，国务院已经开出多个治理“药方”，推进各项政策的联动改革，才能把政策落实到位
今年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引起各方面警觉。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速是10.1%，而今年前五个月只有3.9%，比一季度又降低了1.8%。为了尽快对症下药地激发民间投资，国务院5月下旬曾到18个省做过“督查”。
国务院通过为期十天的“督查”， 6月7日诊断的“病因”分析称，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比如，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工业企业投资回报率偏低等，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是部分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落实不到位，针对民间融资、投资的“隐形门槛”、“身份歧视”仍然存在，严重阻碍了民间投资发展。
税费过重、融资太难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的两大问题。
多位专家也对民间投资的“病因”做出深层次的分析。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现在国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幅下降，才是民间投资下行的核心原因;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金融学副教授华秀萍的看法是，由于目前中国法制体系不够完善、政府过分干预市场、政策层面传导至资本市场的信息较为纷杂等，也使得一些民间投资者缩减了投资力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则着重强调，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民间资本都转移到国外投资了，而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却在明显减少。
有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民间投资的困境面临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的过分干预、国内民营企业和民间资金的大量外流、国企与民企之间的高度不公平竞争格局等。
要彻底改变每况愈下的民间投资困境，泛泛而谈的政府职能改革、结构性改革和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在短期内都难真正奏效。只有把土地、国企、财税、社保等多项改革联动起来，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提振民间投资者的信心。
官方数据显示，自2006年至2015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从49.8%提高到64.2%。从逐年数据来看，民间投资占比基本上都是持续上升的，但今年民间投资增速却出现了罕见的大幅下滑。
今年1月至5月，全国民间投资116384亿元，同比增长3.9%，比前四个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增速降了6.2个百分点，再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最低值。民间投资增速的滑坡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5月中上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之后国务院又派出9个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分赴18个省份开展组织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
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分赴各省之前，全国工商联、银监会等已经在各地调研民企投资状况。国家发改委5月下旬除派员参加国务院督查之外，同时还派出6个组，对除西藏之外12个省份的民间投资情况做了督查。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专家告诉《财经》记者，综合起来看，国家发改委督查组与国务院方面掌握的情况基本相同，民间投资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政府无效管理程序和环节太多，企业负担税费太重、融资太难、成本太高、投资回报率偏低等方面。
税费过重、融资太难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的两大问题。税费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降低企业税负的诸多政策措施，但企业负担的各种税费依然沉重。在一些地方，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并非按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收缴税费，而是在年初就定好了指标，并分配到各个企业。像原来已取消的耕地占用费、租赁费等，现在又开始向企业收缴。在河南、湖南、内蒙古等地，还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局，专门到实体店收税费。
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很多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也是一直难以兑现。银行贷款门槛较高、申请较难，让不少中小企业深感无奈，只能冒险寻求民间借贷，这样发展下去，较高的融资成本也给中小企业经营增添了压力与负担。
对于应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解决民营企业税费重、融资难等问题，6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开出多个治理“药方”，比如，针对税费过重问题，会议明确，要尽快清理涉企收费，坚决砍掉不合理的收费和中介服务环节，有规定的收费也要减少等;针对融资难、融资贵，也明确要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做到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等。
7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已将督促各地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的“通知”正式下发，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成立督导组，从7月中旬开始，对民间投资体量大、同比增速下降较快和近期民间投资增速滞后的省（区、市），组织开展重点督导。
对于国务院公布的“督查”结果，李迅雷认为，督查组通过短期调研得出的结论比较“细碎”，很难真正反映民间投资的症结所在，“只有通过追溯相关历史数据的变化，才能找到民间投资下滑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比2005年以来，全国各年度的GDP、民间投资、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等数据，李迅雷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大幅下降，才是今年民间投资下行的核心原因。而民间投资增速真正下滑应该追溯到2011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受此影响，农民工新增人口从2011年的1000万，到2015年已降至350万。农民工新增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消费需求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今年民间投资增速出现罕见的大幅下滑。 周天勇对《财经》记者分析，近些年来，国内主要是靠房地产和汽车这两大行业来推动消费需求，进而带动钢铁、水泥、家具等行业的增长，而相应的情况是，从2011年开始，中国22岁-44岁经济主力人口的急剧收缩，再加上城乡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必然会减少人们对住房、汽车的消费需求。因果循环，也就扩展至其他相关行业，对民间投资也产生不利影响。
周天勇等专家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当下的民营资本外流现象。有国内媒体公开报道，在近两年间，中国已有1.5万亿至1.9万亿美元资金流到国外，这相当于2014年GDP的15%至18%，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民营企业家通过移民、产业等方式，将资产转移至国外。
现在国内不少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谈到民间投资减速问题时，有意无意回避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移民境外投资的现象。
5月9日，“权威人士”通过《人民日报》发声，提出现在最关键的是通过保护产权、知识产权，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要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一些具体政策执行上，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
从这些信息来看，决策明显是层在为扭转民营企业家向外移民和资金外流的局面，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鉴于民间投资在全国固定资产中的占比高达60%以上，再加之经济下行压力日趋增大，现在社会各界普遍担忧，民间投资呈现断崖式的下滑，将会对初现企稳迹象的中国经济构成致命冲击。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民间投资困境，就不能继续回避像民营资本大量外流、行政性行业垄断等实质性问题，也不能继续重复过去的无效改革，而是要把土地、国企、财税等一系列改革联动起来，打破部门壁垒，为国企和民企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环境。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周雷表示，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难题，其实已经谈了几十年了，但到现在并没有太多的改善，有的甚至最后到了“没门”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因为改革要触及很多固化的利益，牵涉到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在与部门、行业、国企等各种利益的交互博弈中，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处在弱势地位。
近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已经颁布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明确了民营经济可以进入的领域，但是实际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政策不接轨，鼓励民营经济投资的文件与银行等部门的规定不协调，如此等等，很多民营经济投资都需面对“最后一公里”的障碍难题。
比如现在的土地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现在农民只能是一户一宅，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转让还必须限制在本村村民之间。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农房闲置、拆迁等原因，现在保守估测全国“空心村”的综合整治潜力就有1.2亿亩。各地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上获得高收入，炒高城市的地价房价，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却由于受到政策严格限制，在宅基地流转、住房变卖上，都没法获得财产性的收益。周天勇认为，城市逐渐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刺激了社会资本的大举投入，但同时也变相地打击了实体经济，对民间投资也是一大阻碍。
再以服务业来说，未来在中国发展的空间必定会很大，但是现在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旅游和教育等领域，仍然在投资准入、经营范围、融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政策性限制和歧视。正是这些不利因素，才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家，选择到国外投资超市、餐馆等小型项目，把本来应当投入服务业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去了。
另外，涉及国企、财税、社保等方面，现在都对民间投资存在诸多的隐性障碍和歧视，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尽快推进改革。
周雷分析认为，现在国务院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支持政策已经明确，凡是法律未禁止的行业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中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下一步推进各项政策的联动改革，关键还是要把政策落实到位。
按照国务院部署，下一步推进民间投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即PPP模式。截至今年4月，财政部PPP入库项目有7110个，投资总需求是82750亿元，但落地率仅有21.7%。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在PPP项目上持谨慎态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赵福军认为，现在影响PPP项目落地的最根本原因是PPP项目期限比较长，会面临政策风险、环境风险、项目运营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尤其是担心“新官不理旧账”的政府换届风险，由此导致民间投资不敢进入PPP项目。
目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方面比较看好安徽、广东等省在推广PPP模式方面的经验。2015年安徽民间投资增速是17.6%，比全部投资高出4.9个百分点。在该省去年的农林牧渔、住宿餐饮、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中，民间投资占比都超过90%。安徽省在民间投资方面的做法是，按照“非禁即准”的原则，全面放开投资领域，不像国内绝大多数省份，PPP项目只是少部分行业向民间开放。
据了解，广东也是大力推广PPP模式，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民企、国企和外企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民间投资已经成为广东省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要使PPP项目尽快落地，除了要真正让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平等参与竞争，真正与政府利益共享，还应该加快PPP立法，为PPP项目落地提供制度保障。
今年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引起各方面警觉。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速是10.1%，而今年前五个月只有3.9%，比一季度又降低了1.8%。为了尽快对症下药地激发民间投资，国务院5月下旬曾到18个省做过“督查”。
国务院通过为期十天的“督查”， 6月7日诊断的“病因”分析称，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比如，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工业企业投资回报率偏低等，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是部分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落实不到位，针对民间融资、投资的“隐形门槛”、“身份歧视”仍然存在，严重阻碍了民间投资发展。
多位专家也对民间投资的“病因”做出深层次的分析。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现在国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幅下降，才是民间投资下行的核心原因;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金融学副教授华秀萍的看法是，由于目前中国法制体系不够完善、政府过分干预市场、政策层面传导至资本市场的信息较为纷杂等，也使得一些民间投资者缩减了投资力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则着重强调，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民间资本都转移到国外投资了，而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却在明显减少。
有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民间投资的困境面临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的过分干预、国内民营企业和民间资金的大量外流、国企与民企之间的高度不公平竞争格局等。
要彻底改变每况愈下的民间投资困境，泛泛而谈的政府职能改革、结构性改革和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在短期内都难真正奏效。只有把土地、国企、财税、社保等多项改革联动起来，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提振民间投资者的信心。
民间投资滑坡
官方数据显示，自2006年至2015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从49.8%提高到64.2%。从逐年数据来看，民间投资占比基本上都是持续上升的，但今年民间投资增速却出现了罕见的大幅下滑。
今年1月至5月，全国民间投资116384亿元，同比增长3.9%，比前四个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增速降了6.2个百分点，再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最低值。民间投资增速的滑坡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5月中上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之后国务院又派出9个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分赴18个省份开展组织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
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分赴各省之前，全国工商联、银监会等已经在各地调研民企投资状况。国家发改委5月下旬除派员参加国务院督查之外，同时还派出6个组，对除西藏之外12个省份的民间投资情况做了督查。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专家告诉《财经》记者，综合起来看，国家发改委督查组与国务院方面掌握的情况基本相同，民间投资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政府无效管理程序和环节太多，企业负担税费太重、融资太难、成本太高、投资回报率偏低等方面。
税费过重、融资太难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的两大问题。税费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降低企业税负的诸多政策措施，但企业负担的各种税费依然沉重。在一些地方，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并非按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收缴税费，而是在年初就定好了指标，并分配到各个企业。像原来已取消的耕地占用费、租赁费等，现在又开始向企业收缴。在河南、湖南、内蒙古等地，还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局，专门到实体店收税费。
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很多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也是一直难以兑现。银行贷款门槛较高、申请较难，让不少中小企业深感无奈，只能冒险寻求民间借贷，这样发展下去，较高的融资成本也给中小企业经营增添了压力与负担。
对于应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解决民营企业税费重、融资难等问题，6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开出多个治理“药方”，比如，针对税费过重问题，会议明确，要尽快清理涉企收费，坚决砍掉不合理的收费和中介服务环节，有规定的收费也要减少等;针对融资难、融资贵，也明确要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做到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等。
7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已将督促各地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的“通知”正式下发，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成立督导组，从7月中旬开始，对民间投资体量大、同比增速下降较快和近期民间投资增速滞后的省（区、市），组织开展重点督导。
民间投资下滑“病因”
对于国务院公布的“督查”结果，李迅雷认为，督查组通过短期调研得出的结论比较“细碎”，很难真正反映民间投资的症结所在，“只有通过追溯相关历史数据的变化，才能找到民间投资下滑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比2005年以来，全国各年度的GDP、民间投资、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等数据，李迅雷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大幅下降，才是今年民间投资下行的核心原因。而民间投资增速真正下滑应该追溯到2011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受此影响，农民工新增人口从2011年的1000万，到2015年已降至350万。农民工新增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消费需求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今年民间投资增速出现罕见的大幅下滑。 周天勇对《财经》记者分析，近些年来，国内主要是靠房地产和汽车这两大行业来推动消费需求，进而带动钢铁、水泥、家具等行业的增长，而相应的情况是，从2011年开始，中国22岁-44岁经济主力人口的急剧收缩，再加上城乡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必然会减少人们对住房、汽车的消费需求。因果循环，也就扩展至其他相关行业，对民间投资也产生不利影响。
周天勇等专家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当下的民营资本外流现象。有国内媒体公开报道，在近两年间，中国已有1.5万亿至1.9万亿美元资金流到国外，这相当于2014年GDP的15%至18%，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民营企业家通过移民、产业等方式，将资产转移至国外。
现在国内不少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谈到民间投资减速问题时，有意无意回避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移民境外投资的现象。
5月9日，“权威人士”通过《人民日报》发声，提出现在最关键的是通过保护产权、知识产权，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要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一些具体政策执行上，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
从这些信息来看，决策明显是层在为扭转民营企业家向外移民和资金外流的局面，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推进联动改革
鉴于民间投资在全国固定资产中的占比高达60%以上，再加之经济下行压力日趋增大，现在社会各界普遍担忧，民间投资呈现断崖式的下滑，将会对初现企稳迹象的中国经济构成致命冲击。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民间投资困境，就不能继续回避像民营资本大量外流、行政性行业垄断等实质性问题，也不能继续重复过去的无效改革，而是要把土地、国企、财税等一系列改革联动起来，打破部门壁垒，为国企和民企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环境。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周雷表示，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难题，其实已经谈了几十年了，但到现在并没有太多的改善，有的甚至最后到了“没门”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因为改革要触及很多固化的利益，牵涉到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在与部门、行业、国企等各种利益的交互博弈中，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处在弱势地位。
近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已经颁布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明确了民营经济可以进入的领域，但是实际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政策不接轨，鼓励民营经济投资的文件与银行等部门的规定不协调，如此等等，很多民营经济投资都需面对“最后一公里”的障碍难题。
比如现在的土地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现在农民只能是一户一宅，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转让还必须限制在本村村民之间。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农房闲置、拆迁等原因，现在保守估测全国“空心村”的综合整治潜力就有1.2亿亩。各地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上获得高收入，炒高城市的地价房价，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却由于受到政策严格限制，在宅基地流转、住房变卖上，都没法获得财产性的收益。周天勇认为，城市逐渐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刺激了社会资本的大举投入，但同时也变相地打击了实体经济，对民间投资也是一大阻碍。
再以服务业来说，未来在中国发展的空间必定会很大，但是现在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旅游和教育等领域，仍然在投资准入、经营范围、融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政策性限制和歧视。正是这些不利因素，才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家，选择到国外投资超市、餐馆等小型项目，把本来应当投入服务业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去了。
另外，涉及国企、财税、社保等方面，现在都对民间投资存在诸多的隐性障碍和歧视，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尽快推进改革。
周雷分析认为，现在国务院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支持政策已经明确，凡是法律未禁止的行业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中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下一步推进各项政策的联动改革，关键还是要把政策落实到位。
按照国务院部署，下一步推进民间投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即PPP模式。截至今年4月，财政部PPP入库项目有7110个，投资总需求是82750亿元，但落地率仅有21.7%。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在PPP项目上持谨慎态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赵福军认为，现在影响PPP项目落地的最根本原因是PPP项目期限比较长，会面临政策风险、环境风险、项目运营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尤其是担心“新官不理旧账”的政府换届风险，由此导致民间投资不敢进入PPP项目。
目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方面比较看好安徽、广东等省在推广PPP模式方面的经验。2015年安徽民间投资增速是17.6%，比全部投资高出4.9个百分点。在该省去年的农林牧渔、住宿餐饮、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中，民间投资占比都超过90%。安徽省在民间投资方面的做法是，按照“非禁即准”的原则，全面放开投资领域，不像国内绝大多数省份，PPP项目只是少部分行业向民间开放。
据了解，广东也是大力推广PPP模式，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民企、国企和外企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民间投资已经成为广东省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要使PPP项目尽快落地，除了要真正让民间资本与国有企业平等参与竞争，真正与政府利益共享，还应该加快PPP立法，为PPP项目落地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