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艺谋”有关的每一个活动都能激起媒体和看客的兴趣,甚至“兴奋”——看笑话和抨击一把的兴致。这次,一部安静简单的电影在闹腾的《三枪拍案惊奇》之后端出,上映之前也显得比其他几部电影“低调”许多。
　　张艺谋的每部新影片推出,都有许多人试图从中找出不同的意义,而一部显得过于简单的影片看似导演的“回归”,却显然仍不能说是他未来影片的趋势。在张艺谋看来,他只是一个“职业性”的导演,就事论事地去打造每一个作品。
　　不过,在专访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将来,他不会再有很多电影之外“弄这弄那”的事了。
　　中国新闻周刊: 《山楂树》拍得很朴实,拿掉了很多视觉化的镜头,也没有你之前影片中常有的炫目的色彩,是你刻意的吗?
　　张艺谋:这个故事需要这样拍。我认为是合适的。拍电影是很就事论事的,但大家常常会去把它宏观化、长远化,而很多导演就开始跟着大家装,一看人家往高了说就随声附和。这部电影是很写实的,这是故事需要的方法,并不是我痛定思痛、返璞归真、个人真情回归,也不代表我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人生经历。
　　当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来说,这个故事用这种方法拍摄也有另外的意义。大家现在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上方法”,那么不用方法、少用方法,让它呈现一种返璞归真洗尽铅华的状态也有意义。但选择这个方法主要还是因为符合这个故事本身的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包括你在内的很多导演做过很多文革背景的影片,对那个时期的描述也已经相当充分了,从《活着》到《山楂树》,你对文革的表述有变化吗?
　　张艺谋:没有。因为这个时期的作品特别多了,我们恰恰是不再去关注它的外化的标志性特征了。比如说大字报、游行,歌与音乐,大量陈列式、展览式的、街头巷尾的社会和政治痕迹,我们不想再下这些功夫了。我们想把镜头对准两个人物娓娓道来,体现在他们这张脸上、体现在他们的心理活动上就可以了。那些外化的符号大家也看多了。
　　《活着》和《山楂树之恋》只是对文革故事的取向和角度不同而已,从总的历史定位上看,文革仍旧是一个苦难、一个悲剧。要说《山楂树之恋》有温暖也是人物之间的温暖,社会环境其实很有某种严酷性,否则就没有静秋妈妈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涉。我们没有去明写游街,大批判,揪斗,打砸抢,影片里所有的社会背景都是通过这个母亲传递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的父亲母亲》拍摄后10年,为什么又想拍这么一部单纯的情感电影?这两部电影之间,你经历了“英雄”“奥运会”“印象”系列等众多“大”题材,再拍这种“简单电影”,和上一部有不同的状态和要求吗?
　　张艺谋:拍摄一部电影都要呕心沥血。我在拍《三枪》以前无意中看到这个剧本,当时就觉得不错,没有特别的考虑,也没有专门跟《我的父亲母亲》做一个联系。
　　我是一个改编型的导演,没这个本事(做原创作品)。现在我们是好剧本很少,无米下锅,碰上一个是一个。根本不是我们要选择,是看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选择这个剧本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还是公司觉得比较适合拍?
　　张艺谋:我个人选择的。确实是看到最后静秋哭老三,我的心里突然有感动,就是那一个瞬间。(所以在“张艺谋品牌”的团队里你还是决策者?)对。是这样子的,想拍什么、打算拍什么,所有人都尊重我的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尝试了那么多类型的电影和演出后,你希望别人谈论起“张艺谋”时,第一印象是什么——一个一直追求自己艺术风格的电影导演,还是一个跟着时代变化的艺术家?
　　张艺谋:我不关心这些事情。我原本是一个低调的人,不想打造或包装自己。大家对我众说纷纭,我也很无奈地面对现实,更不会去想日后我会以什么方式存在于大家的记忆里。我的电影在人们心中,我就很知足了,这个是实话。大家都是一瞬间,可不要把自己看得好像是个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别人已经把你看成是个人物了。现在张艺谋不单是一个导演的名字,更是一个品牌,很多人、很多机构、政府活动,都想和这个品牌连上关系,那么管理这个“品牌”的是你个人还是一个团队?你怎么区别“张艺谋导演”和“张艺谋品牌”的表达?
　　张艺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所能做的拍电影之外的工作都是别人出于各种原因找到我,时间允许我也愿意尝试去做。最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奥运会,组委会信任我,很幸运。其他一些表演形式,也都不是我自己在追求多元发展。现在“印象”系列主要是王潮歌他们在做,我基本上就像个艺术总监一样。
　　所以没有更多的需要再去想自己的定位的问题了。(定位)还是电影导演吧,而且我这种导演还是职业性的,不像其他导演经常“生活”去了,弄得挺放松,我还是一部一部不让自己闲着,一个是热爱,一个是觉得来之不易。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说“张艺谋品牌”和你的导演爱好相冲突,你会如何选择?
　　张艺谋:那当然是导演。你放心,未来也不会有很多出人意料之举了(笑)。弄个这弄个那都不会了。★
　　 (实习生高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