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海军和国民党曾联手组建闻名的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共同对日参战。而其中有过多次合作的“忠义救国军”，则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组建，活动于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一带从事抗日活动，但同时亦是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曾有过艺术的再现。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国民党交通部交通警察总队，解放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歼灭。本文披露的是该组织与中美合作所联合抗战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上海青浦：一次事前
　　故意泄密的爆炸
　　
　　“忠义救国军”的若干部队是经过中美合作所特殊训练过的，但它与中美合作所设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营地以及国民党安插在华中、华北敌区的游击纵队却是毫无关联的。这支身着制服、颇有效力的拥有两万余人的组织，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国工业、商业、交通和文化的中心沪宁杭一带。这里虽说是日本人控制最严的地方，但这支特殊军队却和受日本人供养的大批敌伪军经常保持联系，并一贯的得到后者的协助。
　　其中一支由伯纳德·岳领导的“忠义救国军”，专门从事破坏工作，诸如毁坏飞机、切断交通线、破坏电力发电厂等活动，使大大小小的日军疲于奔命。有一次，中美合作所重庆总部知道他们已经发现离上海青浦不远的地方日军藏有大批军火炸药，于是去电要他们赶快下手。可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竟回电反对。
　　原来，这支忠义救国军对这批炸药所在地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反复思虑后，觉得马上下手的危险太大，经过周密的策划后，最终将自己制订的破坏计划电告中美合作所总部。总部觉得方案可行，于是开始配合这支救国军联手行动。中美合作所印出了2万份声称要实施轰炸的传单交给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请他派飞机将这些传单投到青浦和最靠近那军火库的村子里“敲山震虎”。很自然的，日本人首先拾到了这份“通告”，当他们得知附近地方在24小时内即将遭受空袭时，负责保卫军火库的日军头目无疑大为惊慌，于是赶紧移走那些军火。但早已恭候多时的忠义救国军部队已等在一些俯瞰各处小径的有利地点，结果大部分军火被炸毁，同时还炸死了许多日本人。原来那批炸药贮藏在靠近一个有2万多中国居民的大村子旁边，若不施调虎离山之计而贸然炸毁，那么很可能一半的居民会随之丧生。
　　
　　军统：“伪币”制造者
　　
　　在距离上海西南约200英里的中美合作所的第一营地常在一种非常想不到的活动中担任一份想不到的角色。譬如，它就曾多次变成一个把伪造的日军占领区的“伪币”走私运入沪宁杭繁华都市的大骗子。最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事情，常发觉不知是什么原因，每次开到第一营地去的卡车队中，平均每十辆车中总有一、二辆装满了一捆捆的纸。
　　最终，是军统局经济作战处的王抚洲向美国人透露了这一秘密。
　　原来，军统局多少年来一直都在全力仿制日本人发行的“伪币”并设法散发出去。日本人当然知道有人暗中在伪造他们的纸币，于是他们便不时地改变图案。但不论什么时候日本人一改变他们的图案，军统局便也很快的改变他的图案。每个月总有数百万元的小额“钞票”流通到市面上去，因此就等于让日本人替中国人付账，而中国人用此种“钞票”购得他们急需的制造降落伞的丝绸、汽油、轮胎、棉花、羊毛和其他产品。一些“海盗朋友”也帮着把这些“钱”从海上运进去，而另一些军统特务则帮着把一袋袋假钞票“伪币”送到忠义救国军总部，或是把它们交给另外一些传送者，最终目的是要“送给”日本人尝尝。
　　
　　配有“保镖”的美军掉队不止
　　
　　整天呆在中美合作所第一营地内的美国人听说他们在贵州第二营地的同伴们能常外出活动，很是羡慕，于是提出如果能派他们出去作战他们会更加有用。
　　1944年6月，戴笠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于是组织一场出击。
　　当时的计划是准备炸毁一座位于浙江诸暨附近的铁路桥，由中美合作所第一营地的查利·帕金少校和12位美国人随同一支有数百名兵士的忠义救国军一同前往。但在最后执行任务时，却有整整一个班的中国卫队派给美国人做“保镖”。
　　原来，那铁路桥附近到处布满日军，他们不可能直接前进，虽偶然能搭乘卡车或舶板走上一小段，但大半时间都要靠两条腿走路，而且往往走在人迹罕至的无名小径上。那些美国人原来以为要跟上中国人没有问题，但很快就知道他们平时所受的“锻炼”根本不管用。夜晚很冷却没有毛毯，食物很少肉食更少。不久帕金少校便发高烧了，另一位美国人眼睛发炎肿得无法瞄准步枪；另几位美国人因为常走在水中，湿鞋子使他们两脚疼痛感染。虽说他们还是坚持紧随部队前进，却不得不接受那些虽说饮食粗劣、配备不足却步履轻快的中国士兵的照顾。
　　这次攻击成功了，他们在铁道上引发了13枚炸弹，袭击了两座哨所，但是预定用来摧毁那些坚固目标的火箭出了毛病。更糟的是，事前已听到风声的日军截住了一部分忠义救国军，受到伤亡的这部分士兵撤下来后空着肚子赶到钱塘江边，从水路返回了营地。
　　通过这一战斗，美国人终于懂了一点：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是决不能掺假的。
　　
　　“我死后，我的下任村长
　　还是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诸暨战斗时，一位伪军的徐上校受伤被俘，最后加入中美合作所，伤口康复后便开始帮助忠义救国军出谋划策。1944年11月，该人和米尔顿·赫尔上尉一起率领131位士兵和少数美国人计划炸毁浙江金华附近的一条铁道，还希望能同时截住一列火车。
　　他们做好准备后，便踏上了浙江山地一些很少有人知晓的山径小道，走了约100英里后最后到达了距离金华不远的安华村铁路边安顿下来。这个村子不甚重要，因此并未驻扎日军。村民们真心诚意地欢迎了他们，虽然村里人知道日本人可能会来报复，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情报消息都提供了出来。
　　“下班火车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村长对他们说，“我这样做，说不定明天就会给日本人杀死，不过在我死后，下任村长还是会尽他的力来帮助你们的”。
　　爆炸小组在夜幕降临时出发了，但是当他们还没来得及安下第一枚炸弹时，一列火车就缓缓驶来了。“中美联军”深感失望，只好离开铁轨眼看着它过去，在黑夜中留下一片火星。可是安华村的村民们都热切地希望这次预定的攻击能够成功，他们坚持说另外一班火车稍过些时候就要开过来了。
　　在这类行动中，“中美联军”得到中国民众的帮助的事例还有很多!
　　
　　“中美联军”的摩擦
　　
　　在美国人与中国人特别是忠义救国军合作时，有些美国官兵对他们的中国同事感到怀疑和不耐烦，而中国人因此也对那些美国人筑起了一道无形之墙，结果是工作效率大受影响。
　　这在中美合作所设在内地河南省的第三营地中最为突出。
　　1943年8月，中美合作所第三营地开始在河南组建，负责人是身兼美国陆军及战略情报局两职的阿登·道和L·格利森。开始时中美双方合作顺利，重庆总部的人也非常高兴。但不久格利森就指责说营地中的中国士兵所享受待遇太差，“只要戴笠能给他的士兵每人二套衣服，足够的洗澡设备，80%人的疥疮是可以很容易治好的”。与此同时，格利森还指出：“戴笠打算要从我们美国人方面取得他所能插手的每一件武器、每一发子弹，事实上是每一件装备。”另外，中国方面由于战事原因造成的拖沓等也引起了格利森的不满。最后连阿登·道也受到“感染”，对忠义救国军戒心重重：“我们所给他们的东西，好像从来也未曾满足过”。不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决定召这两位回国，而接替他们的杨少校和第三营地的多半美国人同样的对中国人不信任、对中美合作所不滿：“我们不是开设出借枪枝的‘图书馆’”，“那些中国人似乎完全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有什么情报都瞒着不告诉我们，给我们的都是些不正确的情报，有什么事情都是自说自话不告诉我们，更不用说事先和我们商量了。”虽说如此，杨少校还是尽职地训练了两班约500学员的忠义救国军和其他中国特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