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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乘公交车去火车东站，只要听到报站：“严家弄到了！”脑海里就会映现出夏衍故居及重修的艰难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上，可以真正称得上国家级的杭州市作家、艺术家，夏衍恐怕可谓第一人。虽然鲁迅、茅盾等人都在西湖边住过，但籍贯都不是杭州市人。
夏衍出生在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1900年10月30日，这是二十世纪刚开始的第一年，出生于杭州城东庆春门（又叫太平门）外，严家弄的一座古老破旧的大庄园——沈宅。
关于这座故居，夏公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有详细记叙：“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园……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已经衰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的并不夸张，可以住三百人以上……我在这破旧而大到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九个年头。”
这所旧房子一直保留到1939年6月，被浙东一带的游击队烧毁。
2000年，恰逢夏衍诞辰100周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隆重纪念夏公百年诞辰，具体任务落实给广电部电影局与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局的领导就到杭州来实地考察，想在夏衍出生地举行一个盛大纪念会。
当时，我不光是杭州市作协主席，还兼任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就喜欢电影，开始电影剧本创作。夏衍同志五十年代一度是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负责电影创作研究所，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大一《现代文学》课，学习过他的报告文学经典作品《包身工》；大三《外国文学》课，阅读过他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国庆十周年，我先后在西湖电影院观赏过他编剧的《林家铺子》《革命家庭》，还细细分析过《林家铺子》处理蒙太奇手法，更把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作为经典教材。所以我后来才能写出电视剧《济公》《胡雪岩》等影视作品。
我陪广电部电影局领导来考察夏衍故居，江干区文化馆的同志告诉我，故居在严家弄，汽车东站附近。那时我下乡常乘坐长途汽车，去汽车东站最后一站仿佛是叫严家弄，可从来不知道这儿有夏衍故居。
我们就从汽车东站背后一条小弄堂开进去，路狭窄得连小轿车都很难通行。开进去没多少路，陪同的江干区文化馆同志说：“到了！”啊，天哪，这就是夏衍故居？门口两旁像是卖香烟、老酒的杂货店，从简陋的大门进去，才见到几间毫不起眼的空荡荡平屋，所谓厅堂犹如一条短短的走廊。这同夏衍书上写的“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园……”反差太大了！
这难道是我国当代电影开山鼻祖、享誉海内外电影大师夏公的故居吗？作为家乡的杭州也太不重视名人故居的保护了。广电部电影局领导明显流露出不满，在这样的故居怎么样举行夏公的百年诞辰哟？我们的脸上也感到很不光彩，只得连声说着惭愧！惭愧！
当时担任杭州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是杭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小华（后来为市文广新局、广电集团副总裁），我们就在他办公室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商讨纪念夏公诞辰百年的工作。具体可搞几项纪念活动：1、会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夏衍文集》；2、会同浙江邮票局，发行《夏衍诞辰一百年纪念邮票》；3、建议杭州市有关部门修复夏衍故居；4、举行盛大的夏衍百年诞辰纪念会、座谈会。
当时已是2000年春天，其它几项工作有专业部门配合，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唯独修复夏衍故居是项不小的工程，要资金、要材料、要施工，文化部门根本完成不了，特别离夏公百年诞辰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工期紧、工作量大，要审批、要拆迁、要修建。
难道把这个遗憾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吗？杭州也太对不起钱塘江的儿子夏衍了。我们几个人正相对无言、愁肠百结时，李小华主席突然一拍桌子：“有了！薛老，你不是市政协常委吗？赶紧写一个紧急提案《修复夏衍故居，迎接夏公百年诞辰》。”“对！对！”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好主意。
于是我就殚思竭虑，调动一切词汇，撰写了这份紧急提案。市政协也很重视，迅速送到了杭州市委、市政府。这提案被当时的市委书记李金明同志看到了，他马上要离开杭州市，调到省里去当政协主要领导了。可能他已进入新角色，提案是政协一项重要工作！于是他就在我的提案上作了批示：要求在夏衍诞辰一百年时，修复好夏衍故居。
于是，江干区、规划局、城建局、园林文物局、土地局……全动起来了。下面的事就用不到我赘述了，结果就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夏公百年诞辰前夕，将夏衍故居修缮完毕。虽然离当年原貌甚远，至少不是杂货铺的模样了，在几间平屋的基础上，搞了一个简单的夏衍生平陈列室。并把原来江干文化馆长谭克德调来担任故居主任，他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
2000年10月底，夏衍诞辰一百年纪念会终于在夏公故居举行。没有会议厅，也没有广场，大家都站在故居门前的马路上，连主席台都没有，以台阶作为主席台。那一天，广电部电影局与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领导都来了，几代电影人都来纪念他们崇敬与爱戴的老师，其中不少是今天所谓的“大腕”。站在我左边是谢晋，右边是孙飞虎（他当时正在杭州拍摄我为杭州电视台编的《东方破晓》，饰蒋介石）。谢晋听说我们为修复夏衍故居写提案一事，握着我手说：“老薛，你做了一件好事！”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她在丛中笑”了。
当时修复夏衍故居只是应急之举。但周边还是栉比鳞次、杂乱无章的农民房，层层包围把故居掩埋其中；门口是车水马龙的小马路，周边就是喧嚣无比的小商品市场，同夏衍故居大不相称。幸亏在新世纪杭州“文化建市”的新战略中，江干区认识到夏衍是他们区的一个宝、一张“金名片”，要大打“夏衍牌”，在这文化名人身上大做文章。于是，夏衍中学、夏衍文化研究会、夏衍电影节、夏衍研究论坛……纷纷诞生。严家弄也变成宽阔的大马路，违章建筑都拆除，建起了文化广场，并规划把这儿建成电影一条街。
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和李小华都已退休。最近我们在一次茶叙时聊起夏衍故居的修复与纪念夏公诞辰百年的系列活动，不胜感慨！觉得还是为杭州市做了一件好事，尽了自己绵薄之力。同时也感到：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如此难？问题到底在哪里？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上，可以真正称得上国家级的杭州市作家、艺术家，夏衍恐怕可谓第一人。虽然鲁迅、茅盾等人都在西湖边住过，但籍贯都不是杭州市人。
夏衍出生在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1900年10月30日，这是二十世纪刚开始的第一年，出生于杭州城东庆春门（又叫太平门）外，严家弄的一座古老破旧的大庄园——沈宅。
关于这座故居，夏公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有详细记叙：“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园……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已经衰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的并不夸张，可以住三百人以上……我在这破旧而大到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九个年头。”
这所旧房子一直保留到1939年6月，被浙东一带的游击队烧毁。
2000年，恰逢夏衍诞辰100周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隆重纪念夏公百年诞辰，具体任务落实给广电部电影局与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局的领导就到杭州来实地考察，想在夏衍出生地举行一个盛大纪念会。
当时，我不光是杭州市作协主席，还兼任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就喜欢电影，开始电影剧本创作。夏衍同志五十年代一度是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负责电影创作研究所，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大一《现代文学》课，学习过他的报告文学经典作品《包身工》；大三《外国文学》课，阅读过他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国庆十周年，我先后在西湖电影院观赏过他编剧的《林家铺子》《革命家庭》，还细细分析过《林家铺子》处理蒙太奇手法，更把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作为经典教材。所以我后来才能写出电视剧《济公》《胡雪岩》等影视作品。
我陪广电部电影局领导来考察夏衍故居，江干区文化馆的同志告诉我，故居在严家弄，汽车东站附近。那时我下乡常乘坐长途汽车，去汽车东站最后一站仿佛是叫严家弄，可从来不知道这儿有夏衍故居。
我们就从汽车东站背后一条小弄堂开进去，路狭窄得连小轿车都很难通行。开进去没多少路，陪同的江干区文化馆同志说：“到了！”啊，天哪，这就是夏衍故居？门口两旁像是卖香烟、老酒的杂货店，从简陋的大门进去，才见到几间毫不起眼的空荡荡平屋，所谓厅堂犹如一条短短的走廊。这同夏衍书上写的“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园……”反差太大了！
这难道是我国当代电影开山鼻祖、享誉海内外电影大师夏公的故居吗？作为家乡的杭州也太不重视名人故居的保护了。广电部电影局领导明显流露出不满，在这样的故居怎么样举行夏公的百年诞辰哟？我们的脸上也感到很不光彩，只得连声说着惭愧！惭愧！
当时担任杭州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是杭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小华（后来为市文广新局、广电集团副总裁），我们就在他办公室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商讨纪念夏公诞辰百年的工作。具体可搞几项纪念活动：1、会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夏衍文集》；2、会同浙江邮票局，发行《夏衍诞辰一百年纪念邮票》；3、建议杭州市有关部门修复夏衍故居；4、举行盛大的夏衍百年诞辰纪念会、座谈会。
当时已是2000年春天，其它几项工作有专业部门配合，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唯独修复夏衍故居是项不小的工程，要资金、要材料、要施工，文化部门根本完成不了，特别离夏公百年诞辰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工期紧、工作量大，要审批、要拆迁、要修建。
难道把这个遗憾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吗？杭州也太对不起钱塘江的儿子夏衍了。我们几个人正相对无言、愁肠百结时，李小华主席突然一拍桌子：“有了！薛老，你不是市政协常委吗？赶紧写一个紧急提案《修复夏衍故居，迎接夏公百年诞辰》。”“对！对！”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好主意。
于是我就殚思竭虑，调动一切词汇，撰写了这份紧急提案。市政协也很重视，迅速送到了杭州市委、市政府。这提案被当时的市委书记李金明同志看到了，他马上要离开杭州市，调到省里去当政协主要领导了。可能他已进入新角色，提案是政协一项重要工作！于是他就在我的提案上作了批示：要求在夏衍诞辰一百年时，修复好夏衍故居。
于是，江干区、规划局、城建局、园林文物局、土地局……全动起来了。下面的事就用不到我赘述了，结果就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夏公百年诞辰前夕，将夏衍故居修缮完毕。虽然离当年原貌甚远，至少不是杂货铺的模样了，在几间平屋的基础上，搞了一个简单的夏衍生平陈列室。并把原来江干文化馆长谭克德调来担任故居主任，他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
2000年10月底，夏衍诞辰一百年纪念会终于在夏公故居举行。没有会议厅，也没有广场，大家都站在故居门前的马路上，连主席台都没有，以台阶作为主席台。那一天，广电部电影局与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领导都来了，几代电影人都来纪念他们崇敬与爱戴的老师，其中不少是今天所谓的“大腕”。站在我左边是谢晋，右边是孙飞虎（他当时正在杭州拍摄我为杭州电视台编的《东方破晓》，饰蒋介石）。谢晋听说我们为修复夏衍故居写提案一事，握着我手说：“老薛，你做了一件好事！”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她在丛中笑”了。
当时修复夏衍故居只是应急之举。但周边还是栉比鳞次、杂乱无章的农民房，层层包围把故居掩埋其中；门口是车水马龙的小马路，周边就是喧嚣无比的小商品市场，同夏衍故居大不相称。幸亏在新世纪杭州“文化建市”的新战略中，江干区认识到夏衍是他们区的一个宝、一张“金名片”，要大打“夏衍牌”，在这文化名人身上大做文章。于是，夏衍中学、夏衍文化研究会、夏衍电影节、夏衍研究论坛……纷纷诞生。严家弄也变成宽阔的大马路，违章建筑都拆除，建起了文化广场，并规划把这儿建成电影一条街。
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和李小华都已退休。最近我们在一次茶叙时聊起夏衍故居的修复与纪念夏公诞辰百年的系列活动，不胜感慨！觉得还是为杭州市做了一件好事，尽了自己绵薄之力。同时也感到：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如此难？问题到底在哪里？值得我们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