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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论程颐《春秋》之学者所用材料向不出《二程集》之范围。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对程颐《春秋》说的征引极为详尽，多达300余条，绝大多数原文见于《二程集》，但其中有16条原文逸出《二程集》之外，当系程颐的《春秋》佚说。这16条佚说是研究程颐其学的新材料。其中有9条，在《二程集》有类似的说法，甚或文辞亦有相近者，这可能是因为同出程颐一源，而门人弟子各记所闻，所述互有异同。其他7条佚说，在《二程集》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说法，这对程颐乃至宋代《春秋》学的研究而言，更可谓弥足珍贵，意义尤其重要。
关键词：程颐；《春秋》；《二程集》；《春秋集义》
中图分类号：G256；K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28
程颐对《春秋》推崇备至，他说：“《春秋》之书，百王不易大法。”[1]283又说：“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1]157他曾计划亲自作《春秋传》，“自涪陵归，方下笔，竟不能成书”[1]436。《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程颐《春秋传》二卷，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序文崇宁二年所作，盖其晚年也”[2]。程颐亲撰的《春秋传》本来至桓公九年而止。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条下，《春秋传》原注：“先生作《春秋传》至此而终。旧有解说者，纂集附之于后。”[1]1107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十三说：“传至桓公九年，余以先生平日议论尝及者附足之。”[3]陈亮《书伊川先生春秋传后》也说：“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4]这些说法都可以证明程颐亲撰的《春秋传》确实只有隐公元年至桓公九年这二十年经解，但《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既云“襄、昭后尤略”，《中兴国史志》云“故庄公以后解释多残阙”[5]，辞及桓公九年之后，可见当时单行于世的已是附足之本。后来因此书多载于《河南程氏经说》，单行本遂少。程颐这部未竟全功的《春秋传》在当时备受重视，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宋代《春秋》学的代表性著述之一。
今所见程颐《春秋》学说，除了这部《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所载《春秋传》外，还有《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河南程氏外书》卷九、《河南程氏粹言》卷一、《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等所载也较多。此外，《河南程氏遗书》之卷二上、卷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二十五，《河南程氏外书》之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十一、卷十二，以及《河南程氏粹言》卷二等亦间有论说。这些材料皆载于《二程集》中。今论程颐《春秋》之学者基本上采用上述材料，向不出《二程集》之范围。但笔者发现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颐《春秋》说中，有一些论说原文并不见于《二程集》所收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云：“明复亦名俞，字伯勇，始末无考。据魏了翁《序》，知为合阳人，嘉定中太学生尔。”[6]《春秋集义》是李明复做太学生时所编撰，观其《进春秋集义表》末题“大学生臣李俞谨上”[7]179可知。李明复《春秋集义》博采众家，收罗甚富。其《进春秋集义表》云：“臣幼习《春秋》，历惑他歧。尝取惇颐以下十有七家，或著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7]179检此书所录，凡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焞、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等17家。李明复对程颐极为推崇，《春秋集义•诸家姓氏事略》云：“颐于《春秋》发明大有功，至胡安国遂广其说，而《春秋》之义明矣。”[7]180从李明复采辑的倾向来看，《春秋集义》可以说是程派《春秋》学说的大荟萃，所采诸家除周敦颐、张载外，全为程氏门人及其后学。李明复奉程颐为宗，《春秋集义》对程颐本人《春秋》说的征引也是极为详尽，多达300余条。笔者将此300余条与今《二程集》所收各书相较，可以说，李明复征引程颐《春秋》说几乎达到搜罗殆尽的地步。就《春秋集义》所引这300余条来看，绝大多数原文见于《二程集》，但其中有16条原文逸出《二程集》之外，当系程颐的《春秋》佚说。这16条佚说是研究程颐其学的新材料，兹并加辑述，间附按语，以供论者参考。
其一，《春秋集义•纲领卷上》引程颐曰：“忠质文更尚，一王之制，孔子盖不欲也，故立百世之通制，其制寓乎《春秋》矣。告颜子为邦者则其大略也。至于今一千七百余年矣，而未有识之者也。”[7]185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程颐有类似论说可以比较。《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载程颐答刘绚问“孔子何为作《春秋》”一节[1]1200，《河南程氏遗书》卷三载程颐言“三王不足四，无四三王之理”至“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一节[1]62，又卷十七载程颐言“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至“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一节[1]174，数说与此条文义略近，然皆不如此条文辞简要。
其二，《春秋集义•纲领卷上》引程颐曰：“《春秋》大约如法家断例也，但折以中道耳。”[7]18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程颐亦有类似说法。《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1]19《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七载录此条，后尚有云：“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权与取两者之中之说。”[8]以为谢良佐之说，与李明复引自程颐不同。或此条本出程颐，谢良佐乃是转述其说。
其三，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春秋集义》卷一引程颐曰：“鲁十二公，不书即位者四，隐庄闵僖是也。书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春秋》之义，莫重乎端本正始。故即位者，尤圣人之所谨也。古者诸侯虽继世，然必禀命于天子而后立，莫敢专也。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于诸侯，诸侯之嗣皆专立而无所请命。如后文成襄昭哀皆受国于先君，而不请命于天子也。隐公独不书即位者，入春秋之始，圣人即以王法夺之，而大义举矣。若文成襄昭哀亦不书乎，则与夫内复不受于先君者无以为别，故五公书之，言犹继正，而有所受之矣。庄闵僖皆内无所受，上无所承尔。于桓宣定三公则著其自立也。桓公则弑隐而立，宣公则公子遂杀恶及视而立，定公则由季氏立之，苟不书其即位，无以明其自立之罪也。”[7]222-223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春秋》不书即位之义例，可与程颐《春秋传》互参[1]1086-1087，大旨略同，而文辞则较《春秋传》详繁。
其四，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春秋集义》卷四引程颐曰：“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仲子妾宫，考之非礼。初献六羽，言鲁素尝用八佾，以成仲子宫，而始献六羽，僭天子礼乐可知也。鲁僭天子礼乐，非一日之积也，成王过赐，伯禽过受也。本用之周公之庙也，已为非礼，后世遂为诸公之庙皆僭用焉，故孔子每因事而书之，以正天下之大典也。”[7]260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鲁僭天子礼乐，大旨略同程颐《春秋传》[1]1094，而文辞颇异。
其五，隐公六年，春，郑人来渝（《公羊》、《谷梁》作输）平。《春秋集义》卷四引程颐曰：“郑人来渝平，鲁先与郑和，至是郑人来渝平，变前之平也。书曰郑人来渝平，以罪郑。”[7]263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而所论大旨与程颐《春秋传》[1]1095相近，而文辞稍简，不如《春秋传》详明。
其六，《春秋》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卒。《春秋集义》卷十二引程颐曰：“伯姬卒，而纪国亡。鲁为父母兄弟之国，反使齐侯葬之，书此所以罪鲁。是谓文见于此，义起在彼者也。或曰：齐侯迫逐纪侯，取其国而葬其妻，义岂在此乎？曰：齐侯之恶，不待贬绝而可知。若鲁之罪，则圣人所以明微也。”[7]348-349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七，《春秋》庄公五年，秋，郳犁来来朝。《春秋集义》卷十二引程颐曰：“郳犁来来，修朝礼，故书曰朝。且其后数从中国诸侯之会，王命以为小邾子。盖于此已能自进于礼矣。僖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冬介葛卢来，襄十八年春白狄来，则惟以夷礼，不能成朝，故直书曰来。郳犁来、介葛卢，夷狄附庸，例书名。”[7]352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八，《春秋》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春秋集义》卷十三引程颐又曰：“桓公兄也，当立。子纠弟也，不当争。考之《春秋》可见，桓公之入也，书曰齐小白入于齐。鲁之纳子纠也，书曰公伐齐纳纠。左氏误多子字，公榖之言是也。后书齐人取子纠杀之，言子者，盖罪齐人已盟立之，而取杀之也，齐人非以其不正而舍之也，直反复而背之耳。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与桓乃不可同世之雠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桓公、子纠之事，子贡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其不死为可耳，后人当审校其本末，然后见义之所当也。”[7]359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所论齐桓、子纠及管仲之事可与《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罗氏本拾遗》所载程颐之说[1]387-388相近，文辞互有异同。
其九，《春秋》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春秋集义》卷十四引程颐曰：“备预不虞，武之善经也。戎来侵鲁，不书者，不知戎来，既去，而公追于济西。其无武备甚矣，是危道也。”[7]37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十，《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春秋集义》卷十五引程颐曰：“《舜典》曰：眚灾肆赦。《皋陶》曰：宥过无大。《易》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闻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恶大憝俱肆之辞也。上废天讨，下亏国典，纵释有罪，贼虐无辜，莫斯为甚。天子尚不可，况鲁国诸侯而敢专肆哉？后世惠奸宄贼良民，其泥于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7]379-380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语八下》亦论及“肆大眚”[1]303，以“肆大眚”为失，大旨与此条略合，但不如此条之引经据典，文义详繁。
其十一，《春秋》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春秋集义》卷十七引程颐曰：“冬，齐仲孙来。《左氏》纪其事曰：“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巳。”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君其务宁鲁难以亲之。”考之经意为合。不曰齐侯使，而直曰仲孙来者，齐侯使来观鲁而使于我也。曰仲孙，其字也。时庄公新薨，嗣子既弑，闵公方立，庆父犹在，国之危也甚矣。向使齐取鲁，易于反掌，而仲孙能俾齐侯务宁鲁难，有全国之功，故特书其字以褒之。”[7]405-40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十二，《春秋》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春秋集义》卷十八引：“或问程颐，邢卫为狄所灭，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当时夷狄横而中国微，桓公独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为其功如此也。观晋室之乱，刘石猖獗于中原。当是时，只为无一管仲，故颠沛如此。然则管仲之功，后世诚难及也。曰：若以后世论之，其功不可谓不大。自王道观之，则不足以为大也。今人只为见管仲有此，故莫敢轻议。不知孔孟有为规模自别，见得孔孟作处，则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虽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尽废，则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7]414-415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十三，《春秋》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春秋集义》卷十九引程颐曰：“齐桓本侵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责其职贡。其行非正也，然其所执之事正，故人但称其伐之正，而不见其行事之本谲也。是以正掩其谲。”[7]423“伐楚事责之以包茅不贡，其名则是。若其意，岂为楚不勤王，然后加兵，但欲楚尊齐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诘也。若实尊周，专封之事，岂宜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言其不以诚为之也。”[7]423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齐桓之“正掩其谲”，与《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罗氏本拾遗》所记程颐说[1]387文义相近。
其十四，《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春秋集义》卷二十四引程颐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也，惧其不能，而召王就见之。又见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圣人伐其心迹，显晋文勤王之志，且使后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则无以明其心，当慎其所行也。”[7]484-485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晋文之“谲而掩其正”，与《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罗氏本拾遗》所载程颐说[1]387大旨相近，而文辞有异。
其十五，僖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春秋集义》卷二十四引程颐曰：“古者诸侯以时朝聘于天子，天子以时聘问于诸侯，故上下交泰，尊卑有礼，而天下治。春秋之世，王室微弱，诸侯莫有事君以礼者矣。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公如京师者一，公朝于王所者二而已。且所书成公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伐秦，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盖成公之行，实会晋伐秦，因道京师，而名曰朝王。圣人于鲁事，有君臣之义，尝迁就而为之词，然不书曰朝，且考其前后所书，亦以见意也。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劳晋侯于践土，晋侯召天王于河阳，两书公朝于王所，不书诸侯而独书公，又曰朝于王所，则不成朝可知矣。鲁既无朝王之礼，而臣如京师者又止有五，书不曰聘，则不成聘亦可知矣。僖三十年公子遂之行，复遂如晋，非专使也。天王使宰周公来聘，而使遂往，又遂如晋，不敬莫大焉。鲁之于王皆不足以成朝聘之礼，而天王使使来聘者反有七焉。王者微弱，诸侯不臣，举鲁一国则天下诸侯可见也。”[7]485-48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诸侯朝聘之礼可与隐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条之程颐《春秋传》[1]1098相参，唯此条以鲁为例，详释春秋之世诸侯天子朝聘之礼之废绝，文义颇繁，而《春秋传》仅概言及此，文辞简要。
其十六，《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春秋集义》卷二十五引程颐曰：“鲁用天子礼乐，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仲尼于此著之。”[7]497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所论文义可与上述第四条合观。此条“鲁用天子”至“皆非也”，文辞基本同于《河南程氏粹言》卷二所记程颐答刘安节之言[1]1244。又“其因袭之弊”以下，文辞亦多同于《河南程氏遗书》卷四《游定夫所录》记程颐语[1]71。
综观上述佚说，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三、十四、十六这九条，在《二程集》有类似的说法，甚或文辞亦有相近者，这可能是因为同出程颐一源，而门人弟子各记所闻，所述互有异同。其他如第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十五这七条佚说，在《二程集》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说法，这对程颐乃至宋代《春秋》学的研究而言，更可谓弥足珍贵，意义尤其重要。随举一例，如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胡安国《春秋传》卷九云：“肆眚者，荡涤瑕垢之称也。《舜典》曰：眚灾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闻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宄，贼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源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有大德，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犹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讥失刑也。”[9]赵伯雄先生曾说：“若不是胡氏这一番发挥讲解，有谁能够想到，处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竟寓于《春秋》经文‘肆大眚’这三个字之中。”[10]以为此段经解全出于胡安国的“发挥讲解”。我们知道胡安国私淑程颐，曾自道“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11]，胡安国所作《春秋传》亦多援据程颐之说，这条经解其实也是一个援据程颐之说的显证，它是以上文所辑第十条程颐佚说为主，并兼及《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语八下》所载“肆大眚”的论说综合改写而来的，故文辞多相同。若非知程颐有此佚说，就不知胡安国此条经解实全自程颐而出，并非胡安国个人的“逞臆”。
另外，《春秋集义》所引程颐说中有数条与今《二程集》文字有所出入，或可补正阙误，或可两说俱存，兹亦录存如下。
其一，《春秋集义》卷一引程颐曰：“隐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其弟声子，生隐公。隐，谥也。隐拂不成曰隐。”[7]216
按，“隐拂不成曰隐”，《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作“不尸其位曰隠。”[1]1086《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引《谥法》云：“不尸其位曰隐”。[12]《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一引《周书•谥法》曰：“隐拂不成曰隐。”[13]可见，《春秋集义》所引从《春秋谷梁传注疏》，而今传《春秋传》则从《春秋左传正义》。《逸周书•谥法解第五十四》云：“不显尸国曰隐，隐拂不成曰隐。”[14]二者可并存。
其二，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春秋集义》卷二引程颐曰：“戎好乱而与之盟，非义也。”[7]238
按，“戎好乱”，《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作“戎猾夏”。[1]1090
其三，桓公四年，秋冬不书。《春秋集义》引程颐语录：“或问：桓元年冬十月下无事，四年、七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也。”[7]304
按，此所引程颐语录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但今本似有阙文。其云：“问：桓四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1]298既然说“只有两处如此”，则非仅说桓四年，还当包括桓七年，可据《春秋集义》所引补正今本。
其四，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春秋集义》卷十八引程颐曰：“虞假道而助晋伐虢，虢之亡，虞实为之，故以虞为主。下阳，邑也，虢之亡因此，故先书虞。”[7]420
按，“故先书虞”，《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作“故即书灭”[1]1111当以今本为是，因上文已释“先书虞”之义，此则应释“灭下阳”，不当再重复“先书虞”之义。
其五，文公四年，晋侯伐秦。《春秋集义》卷二十七引程颐曰：“秦逞忿而伐晋，晋畏而避之，其见报，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过矣，故不复报晋。圣人取其能迁善也。称晋侯，不复加讥，见秦宜得报，而自悔，不复修怨，乃其善也。”[7]519
按，此所引“秦逞忿而发晋”至“故不复报晋”一节，与《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全同，但“圣人取其能迁善也”以下，今本则作：“圣人取其迁善悔过，乃其善也。”[1]1114细究文义，此条经解旨在解释“晋侯伐秦”，而今本仅释秦之不复报晋之“悔过”，对经称“晋侯”则不置一辞，似嫌有阙。又文公二年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春秋传》云：“秦以愤取败，晋可以已矣，而复伐秦，报复无已，残民结怨，故贬称人。”[1]1113于此称“晋人”，《春秋传》有说，则文公四年之改称“晋侯”，当亦有说。《春秋集义》所引则文义完足，可补今本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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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程颐；《春秋》；《二程集》；《春秋集义》
中图分类号：G256；K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28
程颐对《春秋》推崇备至，他说：“《春秋》之书，百王不易大法。”[1]283又说：“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1]157他曾计划亲自作《春秋传》，“自涪陵归，方下笔，竟不能成书”[1]436。《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程颐《春秋传》二卷，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序文崇宁二年所作，盖其晚年也”[2]。程颐亲撰的《春秋传》本来至桓公九年而止。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条下，《春秋传》原注：“先生作《春秋传》至此而终。旧有解说者，纂集附之于后。”[1]1107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十三说：“传至桓公九年，余以先生平日议论尝及者附足之。”[3]陈亮《书伊川先生春秋传后》也说：“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4]这些说法都可以证明程颐亲撰的《春秋传》确实只有隐公元年至桓公九年这二十年经解，但《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既云“襄、昭后尤略”，《中兴国史志》云“故庄公以后解释多残阙”[5]，辞及桓公九年之后，可见当时单行于世的已是附足之本。后来因此书多载于《河南程氏经说》，单行本遂少。程颐这部未竟全功的《春秋传》在当时备受重视，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宋代《春秋》学的代表性著述之一。
今所见程颐《春秋》学说，除了这部《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所载《春秋传》外，还有《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河南程氏外书》卷九、《河南程氏粹言》卷一、《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等所载也较多。此外，《河南程氏遗书》之卷二上、卷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二十五，《河南程氏外书》之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十一、卷十二，以及《河南程氏粹言》卷二等亦间有论说。这些材料皆载于《二程集》中。今论程颐《春秋》之学者基本上采用上述材料，向不出《二程集》之范围。但笔者发现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颐《春秋》说中，有一些论说原文并不见于《二程集》所收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云：“明复亦名俞，字伯勇，始末无考。据魏了翁《序》，知为合阳人，嘉定中太学生尔。”[6]《春秋集义》是李明复做太学生时所编撰，观其《进春秋集义表》末题“大学生臣李俞谨上”[7]179可知。李明复《春秋集义》博采众家，收罗甚富。其《进春秋集义表》云：“臣幼习《春秋》，历惑他歧。尝取惇颐以下十有七家，或著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7]179检此书所录，凡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焞、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等17家。李明复对程颐极为推崇，《春秋集义•诸家姓氏事略》云：“颐于《春秋》发明大有功，至胡安国遂广其说，而《春秋》之义明矣。”[7]180从李明复采辑的倾向来看，《春秋集义》可以说是程派《春秋》学说的大荟萃，所采诸家除周敦颐、张载外，全为程氏门人及其后学。李明复奉程颐为宗，《春秋集义》对程颐本人《春秋》说的征引也是极为详尽，多达300余条。笔者将此300余条与今《二程集》所收各书相较，可以说，李明复征引程颐《春秋》说几乎达到搜罗殆尽的地步。就《春秋集义》所引这300余条来看，绝大多数原文见于《二程集》，但其中有16条原文逸出《二程集》之外，当系程颐的《春秋》佚说。这16条佚说是研究程颐其学的新材料，兹并加辑述，间附按语，以供论者参考。
其一，《春秋集义•纲领卷上》引程颐曰：“忠质文更尚，一王之制，孔子盖不欲也，故立百世之通制，其制寓乎《春秋》矣。告颜子为邦者则其大略也。至于今一千七百余年矣，而未有识之者也。”[7]185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程颐有类似论说可以比较。《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载程颐答刘绚问“孔子何为作《春秋》”一节[1]1200，《河南程氏遗书》卷三载程颐言“三王不足四，无四三王之理”至“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一节[1]62，又卷十七载程颐言“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至“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一节[1]174，数说与此条文义略近，然皆不如此条文辞简要。
其二，《春秋集义•纲领卷上》引程颐曰：“《春秋》大约如法家断例也，但折以中道耳。”[7]18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程颐亦有类似说法。《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1]19《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七载录此条，后尚有云：“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权与取两者之中之说。”[8]以为谢良佐之说，与李明复引自程颐不同。或此条本出程颐，谢良佐乃是转述其说。
其三，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春秋集义》卷一引程颐曰：“鲁十二公，不书即位者四，隐庄闵僖是也。书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春秋》之义，莫重乎端本正始。故即位者，尤圣人之所谨也。古者诸侯虽继世，然必禀命于天子而后立，莫敢专也。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于诸侯，诸侯之嗣皆专立而无所请命。如后文成襄昭哀皆受国于先君，而不请命于天子也。隐公独不书即位者，入春秋之始，圣人即以王法夺之，而大义举矣。若文成襄昭哀亦不书乎，则与夫内复不受于先君者无以为别，故五公书之，言犹继正，而有所受之矣。庄闵僖皆内无所受，上无所承尔。于桓宣定三公则著其自立也。桓公则弑隐而立，宣公则公子遂杀恶及视而立，定公则由季氏立之，苟不书其即位，无以明其自立之罪也。”[7]222-223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春秋》不书即位之义例，可与程颐《春秋传》互参[1]1086-1087，大旨略同，而文辞则较《春秋传》详繁。
其四，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春秋集义》卷四引程颐曰：“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仲子妾宫，考之非礼。初献六羽，言鲁素尝用八佾，以成仲子宫，而始献六羽，僭天子礼乐可知也。鲁僭天子礼乐，非一日之积也，成王过赐，伯禽过受也。本用之周公之庙也，已为非礼，后世遂为诸公之庙皆僭用焉，故孔子每因事而书之，以正天下之大典也。”[7]260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鲁僭天子礼乐，大旨略同程颐《春秋传》[1]1094，而文辞颇异。
其五，隐公六年，春，郑人来渝（《公羊》、《谷梁》作输）平。《春秋集义》卷四引程颐曰：“郑人来渝平，鲁先与郑和，至是郑人来渝平，变前之平也。书曰郑人来渝平，以罪郑。”[7]263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而所论大旨与程颐《春秋传》[1]1095相近，而文辞稍简，不如《春秋传》详明。
其六，《春秋》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卒。《春秋集义》卷十二引程颐曰：“伯姬卒，而纪国亡。鲁为父母兄弟之国，反使齐侯葬之，书此所以罪鲁。是谓文见于此，义起在彼者也。或曰：齐侯迫逐纪侯，取其国而葬其妻，义岂在此乎？曰：齐侯之恶，不待贬绝而可知。若鲁之罪，则圣人所以明微也。”[7]348-349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七，《春秋》庄公五年，秋，郳犁来来朝。《春秋集义》卷十二引程颐曰：“郳犁来来，修朝礼，故书曰朝。且其后数从中国诸侯之会，王命以为小邾子。盖于此已能自进于礼矣。僖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冬介葛卢来，襄十八年春白狄来，则惟以夷礼，不能成朝，故直书曰来。郳犁来、介葛卢，夷狄附庸，例书名。”[7]352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八，《春秋》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春秋集义》卷十三引程颐又曰：“桓公兄也，当立。子纠弟也，不当争。考之《春秋》可见，桓公之入也，书曰齐小白入于齐。鲁之纳子纠也，书曰公伐齐纳纠。左氏误多子字，公榖之言是也。后书齐人取子纠杀之，言子者，盖罪齐人已盟立之，而取杀之也，齐人非以其不正而舍之也，直反复而背之耳。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与桓乃不可同世之雠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桓公、子纠之事，子贡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其不死为可耳，后人当审校其本末，然后见义之所当也。”[7]359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所论齐桓、子纠及管仲之事可与《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罗氏本拾遗》所载程颐之说[1]387-388相近，文辞互有异同。
其九，《春秋》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春秋集义》卷十四引程颐曰：“备预不虞，武之善经也。戎来侵鲁，不书者，不知戎来，既去，而公追于济西。其无武备甚矣，是危道也。”[7]37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十，《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春秋集义》卷十五引程颐曰：“《舜典》曰：眚灾肆赦。《皋陶》曰：宥过无大。《易》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闻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恶大憝俱肆之辞也。上废天讨，下亏国典，纵释有罪，贼虐无辜，莫斯为甚。天子尚不可，况鲁国诸侯而敢专肆哉？后世惠奸宄贼良民，其泥于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7]379-380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语八下》亦论及“肆大眚”[1]303，以“肆大眚”为失，大旨与此条略合，但不如此条之引经据典，文义详繁。
其十一，《春秋》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春秋集义》卷十七引程颐曰：“冬，齐仲孙来。《左氏》纪其事曰：“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巳。”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君其务宁鲁难以亲之。”考之经意为合。不曰齐侯使，而直曰仲孙来者，齐侯使来观鲁而使于我也。曰仲孙，其字也。时庄公新薨，嗣子既弑，闵公方立，庆父犹在，国之危也甚矣。向使齐取鲁，易于反掌，而仲孙能俾齐侯务宁鲁难，有全国之功，故特书其字以褒之。”[7]405-40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十二，《春秋》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春秋集义》卷十八引：“或问程颐，邢卫为狄所灭，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当时夷狄横而中国微，桓公独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为其功如此也。观晋室之乱，刘石猖獗于中原。当是时，只为无一管仲，故颠沛如此。然则管仲之功，后世诚难及也。曰：若以后世论之，其功不可谓不大。自王道观之，则不足以为大也。今人只为见管仲有此，故莫敢轻议。不知孔孟有为规模自别，见得孔孟作处，则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虽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尽废，则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7]414-415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亦无程颐他说可以相较。
其十三，《春秋》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春秋集义》卷十九引程颐曰：“齐桓本侵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责其职贡。其行非正也，然其所执之事正，故人但称其伐之正，而不见其行事之本谲也。是以正掩其谲。”[7]423“伐楚事责之以包茅不贡，其名则是。若其意，岂为楚不勤王，然后加兵，但欲楚尊齐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诘也。若实尊周，专封之事，岂宜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言其不以诚为之也。”[7]423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齐桓之“正掩其谲”，与《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罗氏本拾遗》所记程颐说[1]387文义相近。
其十四，《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春秋集义》卷二十四引程颐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也，惧其不能，而召王就见之。又见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圣人伐其心迹，显晋文勤王之志，且使后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则无以明其心，当慎其所行也。”[7]484-485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晋文之“谲而掩其正”，与《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罗氏本拾遗》所载程颐说[1]387大旨相近，而文辞有异。
其十五，僖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春秋集义》卷二十四引程颐曰：“古者诸侯以时朝聘于天子，天子以时聘问于诸侯，故上下交泰，尊卑有礼，而天下治。春秋之世，王室微弱，诸侯莫有事君以礼者矣。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公如京师者一，公朝于王所者二而已。且所书成公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伐秦，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盖成公之行，实会晋伐秦，因道京师，而名曰朝王。圣人于鲁事，有君臣之义，尝迁就而为之词，然不书曰朝，且考其前后所书，亦以见意也。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劳晋侯于践土，晋侯召天王于河阳，两书公朝于王所，不书诸侯而独书公，又曰朝于王所，则不成朝可知矣。鲁既无朝王之礼，而臣如京师者又止有五，书不曰聘，则不成聘亦可知矣。僖三十年公子遂之行，复遂如晋，非专使也。天王使宰周公来聘，而使遂往，又遂如晋，不敬莫大焉。鲁之于王皆不足以成朝聘之礼，而天王使使来聘者反有七焉。王者微弱，诸侯不臣，举鲁一国则天下诸侯可见也。”[7]485-486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其论诸侯朝聘之礼可与隐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条之程颐《春秋传》[1]1098相参，唯此条以鲁为例，详释春秋之世诸侯天子朝聘之礼之废绝，文义颇繁，而《春秋传》仅概言及此，文辞简要。
其十六，《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春秋集义》卷二十五引程颐曰：“鲁用天子礼乐，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仲尼于此著之。”[7]497
按，此条原文不见《二程集》，但所论文义可与上述第四条合观。此条“鲁用天子”至“皆非也”，文辞基本同于《河南程氏粹言》卷二所记程颐答刘安节之言[1]1244。又“其因袭之弊”以下，文辞亦多同于《河南程氏遗书》卷四《游定夫所录》记程颐语[1]71。
综观上述佚说，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三、十四、十六这九条，在《二程集》有类似的说法，甚或文辞亦有相近者，这可能是因为同出程颐一源，而门人弟子各记所闻，所述互有异同。其他如第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十五这七条佚说，在《二程集》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说法，这对程颐乃至宋代《春秋》学的研究而言，更可谓弥足珍贵，意义尤其重要。随举一例，如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胡安国《春秋传》卷九云：“肆眚者，荡涤瑕垢之称也。《舜典》曰：眚灾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闻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宄，贼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源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有大德，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犹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讥失刑也。”[9]赵伯雄先生曾说：“若不是胡氏这一番发挥讲解，有谁能够想到，处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竟寓于《春秋》经文‘肆大眚’这三个字之中。”[10]以为此段经解全出于胡安国的“发挥讲解”。我们知道胡安国私淑程颐，曾自道“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11]，胡安国所作《春秋传》亦多援据程颐之说，这条经解其实也是一个援据程颐之说的显证，它是以上文所辑第十条程颐佚说为主，并兼及《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语八下》所载“肆大眚”的论说综合改写而来的，故文辞多相同。若非知程颐有此佚说，就不知胡安国此条经解实全自程颐而出，并非胡安国个人的“逞臆”。
另外，《春秋集义》所引程颐说中有数条与今《二程集》文字有所出入，或可补正阙误，或可两说俱存，兹亦录存如下。
其一，《春秋集义》卷一引程颐曰：“隐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其弟声子，生隐公。隐，谥也。隐拂不成曰隐。”[7]216
按，“隐拂不成曰隐”，《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作“不尸其位曰隠。”[1]1086《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引《谥法》云：“不尸其位曰隐”。[12]《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一引《周书•谥法》曰：“隐拂不成曰隐。”[13]可见，《春秋集义》所引从《春秋谷梁传注疏》，而今传《春秋传》则从《春秋左传正义》。《逸周书•谥法解第五十四》云：“不显尸国曰隐，隐拂不成曰隐。”[14]二者可并存。
其二，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春秋集义》卷二引程颐曰：“戎好乱而与之盟，非义也。”[7]238
按，“戎好乱”，《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作“戎猾夏”。[1]1090
其三，桓公四年，秋冬不书。《春秋集义》引程颐语录：“或问：桓元年冬十月下无事，四年、七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也。”[7]304
按，此所引程颐语录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但今本似有阙文。其云：“问：桓四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1]298既然说“只有两处如此”，则非仅说桓四年，还当包括桓七年，可据《春秋集义》所引补正今本。
其四，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春秋集义》卷十八引程颐曰：“虞假道而助晋伐虢，虢之亡，虞实为之，故以虞为主。下阳，邑也，虢之亡因此，故先书虞。”[7]420
按，“故先书虞”，《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作“故即书灭”[1]1111当以今本为是，因上文已释“先书虞”之义，此则应释“灭下阳”，不当再重复“先书虞”之义。
其五，文公四年，晋侯伐秦。《春秋集义》卷二十七引程颐曰：“秦逞忿而伐晋，晋畏而避之，其见报，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过矣，故不复报晋。圣人取其能迁善也。称晋侯，不复加讥，见秦宜得报，而自悔，不复修怨，乃其善也。”[7]519
按，此所引“秦逞忿而发晋”至“故不复报晋”一节，与《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全同，但“圣人取其能迁善也”以下，今本则作：“圣人取其迁善悔过，乃其善也。”[1]1114细究文义，此条经解旨在解释“晋侯伐秦”，而今本仅释秦之不复报晋之“悔过”，对经称“晋侯”则不置一辞，似嫌有阙。又文公二年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春秋传》云：“秦以愤取败，晋可以已矣，而复伐秦，报复无已，残民结怨，故贬称人。”[1]1113于此称“晋人”，《春秋传》有说，则文公四年之改称“晋侯”，当亦有说。《春秋集义》所引则文义完足，可补今本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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