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江宝卷是一份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被列入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然是实至名归。我注意到靖江市对靖江宝卷的抢救保护力度也是很大的:制定了抢救保护计划,成立了“靖江讲经研究会”,组织一批民间文学爱好者,搜集整理了200余万字流散于民间的宝卷文本以及口传宝卷的讲经宝卷资料。市文化局、市文联组织拍摄了靖江宝卷讲经资料专题片。为拓宽传承渠道,电视台还开辟了民间文艺专栏节目《靖江宝卷讲唱》,录制了近200小时的节目,并制成VCD光盘。这些工作对于保护靖江宝卷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意义非常重要。
晚明时期,“求变”思想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一种信念。但是如何通过变革获求新风,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策略。针对这一现象,董其昌从风格学及绘画理论上作了可贵的探索:他一方面通过直觉认识、结合基本技法的更新来取得一切古代典范之“集大成”,以便重返古人认识之真理;另一方面又将南派禅宗的顿悟说引入绘画,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学说。董其昌认为,为了避免去模仿再现自然,画家必须用书法的方法作画。在他眼中,“模仿自然”与“模仿经典”并非某种辩证对立关系,而是实现所有个人之“变”互生共存的两种原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几年在我国取得很大进展。为进一步推进这项方兴未艾的工作在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作层面更加深入系统,2007年6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东吴大学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具体承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
合作化既没有充分尊重农户拥有和交易手工技术的权利,也没有完全尊重手工艺与生俱来的特性,但合作化的方式与资本主义的技术垄断方式相比,更具有技术民主性质。手工技术的权利由个体手中转移到集体所有,既能保护了手工艺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有条件展开协作研究,抢救和挖掘许多濒临失传的技艺,又能在新的生产合作关系中使传统技术得到传承和再生。手工技术权利被集中以后,通过国家资本和行政的干预,顺利地使传统手工艺与新技术接轨。
常州地区的丧仪原先由一些非专业人士主持操办,他们被称为“萝卜头”。这一传统从1950年代开始断裂。改革开放以后,常州逐渐崛起了“丧葬一条龙”服务,出于营利的竞争需要,老板们努力搜集、选择、创造并拼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丧仪传统,并在具体实践中与丧家和旁观者不断互动发展着。这样的传统应称之为“当代传统”,而“当代传统”正是传统的本相。
壮侗语族研究是个宏伟的民族学系统工程,它存在许多难题、空白和尚待开拓的领域,需要众多学科的专家前仆后继地努力探索耕耘。其中壮侗语族历史文化艺术的源流,就一直是困扰学术界比较大的难题。今见谢崇安同志这本刚出版的专著—《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一睹为快,不由得要为笔耕不辍的作者写几句话。
民俗,是一个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水浒》作者是描绘民俗的能手。在这部作品中,北宋的风土人情,诸如语言习惯、市镇风貌,服饰衣着,住房形式、婚丧嫁娶、音乐戏曲、体育武技、迷信巫术、信仰礼节、灯会杂耍,都有出神入化的生动描绘,展现出一帧帧北宋社会的民俗画卷。兹撷取一二分述于下。
《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年轻时生活绚烂之极,出家后一切归于平淡,……他还有一幅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