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香港在我看来比80年代往后的香港有趣，是它第一次在我辈小孩的成长史中引进太多引发好奇的新词汇，例如：不设防。
　　打开电视，艳星在主持电影信息节目。狄娜把崭新的观念注入我的脑袋里——注意，大家印象中的奇女子在当年还未开始经营骄人事业如火箭抑或炮弹，正襟危坐在万千的家庭前。免费电视与观众的关系岂是今天一对一的网络模式可比？它就是“万家灯火中的‘灯火’”——照亮了一格格如火柴匣的窗户，也让城市的景观添了温度：围炉的变奏就是全家人在电视旁团聚。

就是这样，人人都机关算尽，偏又不见因此变得聪明。

　　可是，狄娜的《蒙太奇》，把法语mise-en-scene的电影行业术语用作节目名称，却在介绍的电影中用上今天不可能容许的片段——时段上，画面上，肯定是给我们的传媒制做A1头条的绝佳素材，尤其当主持人也有拍过艳情片的“前科“——英国电影《Charlie Bubble》（1967）来到香港上映时译名是《作家艳史》。当小小电视上出现醉酒的男主角，被女秘书脱了上装脱了衬衣“狼吻”时，小孩子的我庆幸身边完全没有监察性的眼睛，恍如世界就在心口狂跳与时间停顿之间存在着只有懂得魔法的巫师狄娜和目瞪口呆的儿童：我。
　　如此“哈利·波特”的场面，毕生难忘，并且成为一种“亲密”：没有狄娜，某种人生的初体验将不可能发生，所以狄娜与我有了共同遵守的秘密，原来男女之间不一定只有我在更小时候已司空见惯的裸女杂志（如《花花公子》）的“女性是男性的sex object”，反过来男性也有被性幻想，以至性物化的时候。
　　性启蒙，谁说一定都是健康的才有意义？推崇“性道德”的人未必能了解一幕《作家艳史》为何会对小童有着良性影响：长大之后，他的世界，光明的天地总比黑暗的角落多，不因为什么事情于他都是乐观的，只是有了勇气的陪伴，也许他人觉得不能碰、不敢碰的禁忌，于他，可以只是出于各种程度的“不敢好奇”。
　　70年代的香港文化对于性的不设防，正好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好奇年代，也就是不畏以身犯险、犯错的黄金十年。
　　所以，从今日角度来看的一宗宗“错事”，就更不应该只是以今日的道德尺度把它们以对或错来衡量了——即便时光倒流，我们也不会预见历史在未来仍是走着旧路，或，所谓的进步，不过是被时间推着向前的同时，又一直被自己那缓懒的、不愿举步的后腿不断勾倒。
　　今天香港文化特色之一，或容许我把它放大成香港再不“性感”（sensuous）的主要原因，便是把“犯错”看作死敌，而不是把“错”字当成得与失之间的冒险地带。“不错”，就是不用为了证明自己而付出得不偿失，甚至全军覆没的代价。但在同时，失去一些才得到一些的逻辑，也随着“不能错”成了集体的教条，被看成是蠢驴、傻子、呆瓜、笨蛋的自食其果。就是这样，人人都机关算尽，偏又不见因此变得聪明，譬如，我们的女明星大都学会掌握（有时是操控）大众的欲望与道德两条神经线，然而，自以为居高临下占据裁判地位的人们，到今日还是误会他人是被动的，自己是主动的。
　　《作家艳史》的译名其实一点也不符合电影描说的故事，更遑论导演要传达的讯息。只是，错有错着，“他”在当年试图以艳史招徕观众的西片发行商眼中，因为是个男人，便理所当然地艳事频传。整部电影的性感气息，都建立在男人的“不对”之上——错得香艳，不是因为他主动，而是他被动。
　　70年代的香港电影，正好面临60年代女文艺明星的谢幕与男功夫明星的登场。大女明星的一些“错事”亦由此起——狄娜明明已经转型，但禁不起大导演李翰祥鼓其如簧之舌，一部《大军阀》（1973）中一场全裸（但不露点）的戏又把她重新推回艳星的声名中——狼藉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