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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新，中国内地导演、监制、编剧、制片人。“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记者：影片《1921》与十年前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黄建新（以下简称“黄”）：十年过去了，一切都要变得不一样。《建党伟业》从1911年“武昌起义”写到1921年召开一大会议，十年的跨度里出现了无数历史细节，牵扯了很多历史人物。再度重新创作建党百年的作品，觉得“很难”。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翔实，有很多新的资料出现。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视角，把这个新意表现出来。
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国际背景。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向全世界推广，产生了共产国际的组织。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就有了它的世界性。新的角度让故事发生了变化。由于共产国际的介入，日本、越南的相关人物到上海集结产生了很多并行的故事，这对电影的情节设置会有一个变化。
比如，我们引入了日本视角，因为剧组在拍摄期间获得了特别重要的资料。日本的协拍团队和我们的策划团队一起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找到了一份电报记录，记录了1921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要在上海开会，日本掌握了当时开会的情况。这段资料成为支持电影情节的重要元素。因为日本担心这个代表大会阻挠他们的“满蒙”政策，于是电影里呈现了代表们在“一大会议”前后化险为夷的过程。
记者：看过影片，观众会觉得，《1921》首先是一个“人”的故事。
黄：对。相比之前更侧重于历史事件的呈现，这一次我们着力呈现这群一百年前年轻人的群像。因为有了贯穿的人物，有了人物关系、情感关系、工作关系，电影就开始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了。希望观众能真正走进当时这些参与建党的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理想和信仰，感受他们的爱国热诚和牺牲精神。
记者：看过影片，我们真切地感受到《1921》紧扣“青春”两字做文章。演员选择上，不少塑造“一大代表”的演员仍在艺术院校就读，会否担心他们表演上不够成熟？
黄：“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不过28岁，除了要求符合历史人物基本特征外，我们还特意选择年纪相仿的青年演员。当年许多参与、见证“开天辟地”的都是青年人，选择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演员来出演历史人物，是因为那种“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芒”的状态，那种青年眼神里清澈的光芒，那种不加雕琢地对世界、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激情的气质，是同龄人才能由衷散发出来的。
记者：这次最大的创新，对您来说是什么？
黄：观众来看电影，他们肯定会选择一样东西。我认为电影性是它的前提，表现力强的，或者在情感上有深层沟通的变化，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我这次想做的就是不拘泥于物理时间线。我把六个时空剪辑在一起，建立一个时空概念。我以前一直爱说一句话，“在电影世界里，现在是过去，现在是未来，现在也是想象时。无论几个时空，其实都是现在时”。我就依据这样的一个理念去组合电影段落，有时候我们还利用一些蒙太奇手法，营造愉悦感觉。
记者：我注意到影片不仅时空转换很快，视角也在不断变化？
黄：的确，《1921》它不是以线性为主体的讲述，而是多维度、主观化地讲述。我们的视点不是客观的，不是第三人称的，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第一人称;而是来回互换，在谁身上，谁就是第一人称，让观众更容易跟这个人物建立起情感上的连接和共鸣。
我想的是，这类历史题材的电影能不能进入观众主观的感受中去，不要永远拘泥于一个客观的考证范围。我们会在艺术层面利用心灵的触碰。片中有一段戏，毛泽东在法租界遇到一群庆祝法国国庆日的法国人，当他随着高唱《马赛曲》的人流进入领馆时却被门卫拦住，于是他开始反思并在上海的街头奔跑，跑过南京路、跑过外滩，演员王仁君需要在跑的过程中完成一些递进和变化，同时配合音乐，它就是一种诗意的激情，让每个人去联想。
记者：听说，您在第一次见王仁君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跑得好看吗”？
黄：是的。王仁君一开始觉得“跑步有什么难的”，但实际拍摄跟他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青年毛泽东穿的是短打衣服，那个裤腿很宽松。你要想把步子迈得很矫健、迈得很激昂，动作需要进行很大的改良。他练了几个月，每天跑……
记者：您在拍摄历史题材时，是否会担心通俗性无法带来新鲜感？
黄：一个好的故事是电影的支架。电影本来就是一门通俗艺术，电影不是做论文，它是一种通俗的传达，是更多人获取某些方面知识或体验的入门渠道。那种追求知识性的满足，恰恰是电影通俗性的优势。所以如果你拍的作品符合这个规律，受众就会多。
记者：片中多处情节都展现了一部故事片的细腻，比如李达跟王会悟新婚，他们那种和谐的关系传递出微妙的情感。
黄：其实，创作中，我们设置了很多重要的“戏剧性细节”。李达跟国际代表见面以后，因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来到阳台整理思绪，抽烟、点烟。王会悟上来送汤圆，问他在想什么，他就想起来当年自己划火柴去销毁那批日货的时候，发现这个火柴也是日本制造的。这样一个细节下，李达觉得很悲哀，就落泪了，王会悟也哭了。这时你会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民族使命感。其实，我特别愿意看到演员即兴表演时产生的心灵的“碰撞”和现场产生的“火花”。演员要把自己的灵魂跟角色完成互换，拍电影就是要期待捕捉到“灵魂出窍”、演员跟角色合二为一的那个瞬间。“抓”到了，这就是电影给我们的礼物。
黄建新，中国内地导演、监制、编剧、制片人。“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国际背景·聚焦人物
记者：影片《1921》与十年前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黄建新（以下简称“黄”）：十年过去了，一切都要变得不一样。《建党伟业》从1911年“武昌起义”写到1921年召开一大会议，十年的跨度里出现了无数历史细节，牵扯了很多历史人物。再度重新创作建党百年的作品，觉得“很难”。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翔实，有很多新的资料出现。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视角，把这个新意表现出来。
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国际背景。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向全世界推广，产生了共产国际的组织。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就有了它的世界性。新的角度让故事发生了变化。由于共产国际的介入，日本、越南的相关人物到上海集结产生了很多并行的故事，这对电影的情节设置会有一个变化。
比如，我们引入了日本视角，因为剧组在拍摄期间获得了特别重要的资料。日本的协拍团队和我们的策划团队一起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找到了一份电报记录，记录了1921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要在上海开会，日本掌握了当时开会的情况。这段资料成为支持电影情节的重要元素。因为日本担心这个代表大会阻挠他们的“满蒙”政策，于是电影里呈现了代表们在“一大会议”前后化险为夷的过程。
记者：看过影片，观众会觉得，《1921》首先是一个“人”的故事。
黄：对。相比之前更侧重于历史事件的呈现，这一次我们着力呈现这群一百年前年轻人的群像。因为有了贯穿的人物，有了人物关系、情感关系、工作关系，电影就开始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了。希望观众能真正走进当时这些参与建党的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理想和信仰，感受他们的爱国热诚和牺牲精神。
记者：看过影片，我们真切地感受到《1921》紧扣“青春”两字做文章。演员选择上，不少塑造“一大代表”的演员仍在艺术院校就读，会否担心他们表演上不够成熟？
黄：“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不过28岁，除了要求符合历史人物基本特征外，我们还特意选择年纪相仿的青年演员。当年许多参与、见证“开天辟地”的都是青年人，选择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演员来出演历史人物，是因为那种“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芒”的状态，那种青年眼神里清澈的光芒，那种不加雕琢地对世界、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激情的气质，是同龄人才能由衷散发出来的。
时空转换·视角变化
记者：这次最大的创新，对您来说是什么？
黄：观众来看电影，他们肯定会选择一样东西。我认为电影性是它的前提，表现力强的，或者在情感上有深层沟通的变化，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我这次想做的就是不拘泥于物理时间线。我把六个时空剪辑在一起，建立一个时空概念。我以前一直爱说一句话，“在电影世界里，现在是过去，现在是未来，现在也是想象时。无论几个时空，其实都是现在时”。我就依据这样的一个理念去组合电影段落，有时候我们还利用一些蒙太奇手法，营造愉悦感觉。
记者：我注意到影片不仅时空转换很快，视角也在不断变化？
黄：的确，《1921》它不是以线性为主体的讲述，而是多维度、主观化地讲述。我们的视点不是客观的，不是第三人称的，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第一人称;而是来回互换，在谁身上，谁就是第一人称，让观众更容易跟这个人物建立起情感上的连接和共鸣。
我想的是，这类历史题材的电影能不能进入观众主观的感受中去，不要永远拘泥于一个客观的考证范围。我们会在艺术层面利用心灵的触碰。片中有一段戏，毛泽东在法租界遇到一群庆祝法国国庆日的法国人，当他随着高唱《马赛曲》的人流进入领馆时却被门卫拦住，于是他开始反思并在上海的街头奔跑，跑过南京路、跑过外滩，演员王仁君需要在跑的过程中完成一些递进和变化，同时配合音乐，它就是一种诗意的激情，让每个人去联想。
记者：听说，您在第一次见王仁君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跑得好看吗”？
黄：是的。王仁君一开始觉得“跑步有什么难的”，但实际拍摄跟他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青年毛泽东穿的是短打衣服，那个裤腿很宽松。你要想把步子迈得很矫健、迈得很激昂，动作需要进行很大的改良。他练了几个月，每天跑……
记者：您在拍摄历史题材时，是否会担心通俗性无法带来新鲜感？
黄：一个好的故事是电影的支架。电影本来就是一门通俗艺术，电影不是做论文，它是一种通俗的传达，是更多人获取某些方面知识或体验的入门渠道。那种追求知识性的满足，恰恰是电影通俗性的优势。所以如果你拍的作品符合这个规律，受众就会多。
记者：片中多处情节都展现了一部故事片的细腻，比如李达跟王会悟新婚，他们那种和谐的关系传递出微妙的情感。
黄：其实，创作中，我们设置了很多重要的“戏剧性细节”。李达跟国际代表见面以后，因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来到阳台整理思绪，抽烟、点烟。王会悟上来送汤圆，问他在想什么，他就想起来当年自己划火柴去销毁那批日货的时候，发现这个火柴也是日本制造的。这样一个细节下，李达觉得很悲哀，就落泪了，王会悟也哭了。这时你会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民族使命感。其实，我特别愿意看到演员即兴表演时产生的心灵的“碰撞”和现场产生的“火花”。演员要把自己的灵魂跟角色完成互换，拍电影就是要期待捕捉到“灵魂出窍”、演员跟角色合二为一的那个瞬间。“抓”到了，这就是电影给我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