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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邓小平又作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随之，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有所调整，突破了临战思维模式，使尖端武器发展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得到了重点突破，新型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等一系列尖端武器相继研制成功，尖端武器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着眼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把“积极防御”应用于军事战略中，使我国在风云激荡的冷战时代，有力地维护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发动的入侵，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调整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准备战争的基点放在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
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核均衡状态，第三世界崛起，世界和平力量增长，国际形势由紧张逐步转向缓和，我国不仅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还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或发展了外交关系。紧张对峙的中苏关系也开始缓解，我国的周边环境明显改善。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虽然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强调：“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就无法安心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他认为：“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不好办。”对于我军的战略方针，他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此前的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某次汇报后就讲道：“我们的战略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我们不想到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去；我们主要搞防御……远洋的慢些搞；海军、空军都是以防御为主。”根据这些论断，1985 年6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战略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为我国尖端武器发展指明了方向。
“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
邓小平强调：“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国防建设要从属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邓小平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绝不是说国防建设可以放到经济搞好以后再进行，而是应当将国防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一思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尖端武器与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
精打细算，把钱花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限于国家财力不足，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只能量力而行，我国尖端武器发展面临着经费吃紧的问题。尖端武器的升级换代、加强科研、培养人才、对生产技术进行改造都需要钱，但一时又不能加大经费投入。怎么办？尖端武器发展出路何在？这是无法回避、必须加以回答的严肃问题。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会上谈道：“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響经济建设，搞国防建设要精打细算。”他指出：“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问题，而是在这个已定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一句话，就是国家预算里边的军费比例现在不能增加了，军队本身的任务就是把钱花得好。怎么花是个学问，要好好研究，精打细算，方针要对头，办法要对头。”精打细算，把钱花好，邓小平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办法，这就是把有限的经费都花得对头，花到点子上，那么尽管经费有限，仍然可以办不少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缩短战线突出重点
尖端武器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可又要加快发展，在此情况下，全面出击，齐头并进当然不行，只能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所以，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总的矛盾是要求太大、太多、太宽，要抓重点，要精选几件事，必须办的先办，一步一步来。按原来的要求不行，国家的财力达不到，不能各部齐头并进，样样都搞。抓多了什么都没做成，结果更慢。”邓小平要求“精选几件事”，就是要求尖端武器发展要把重点选准。就像当年搞“两弹”那样，搞得又好又快。例如搞激光武器，邓小平就指出：“激光我们要加点力，花多点力量。防御，打飞机、打坦克，将来主要靠它，肯定用得上。有一个华裔科学家告诉我，现在美国已经试验成用激光打卫星，已打下一个来。将来打坦克用激光，将来空中战争是激光时代，空间激光时代。据说成本比其他武器都低。”如今，回顾中国激光武器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感佩一代伟人的高瞻远瞩和俯瞰未来的战略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重点尖端武器发展成就斐然。在战略导弹的发展上，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洲际战略导弹东风5号自甘肃酒泉基地向南太平洋海区发射成功。1981年，我国洲际导弹开始在战略导弹部队服役，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研制进入第二代，极大提高了战略核导弹的生存能力和反击能力。1985年5月20日，东风21号中程固体战略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1989年9月，我国提前五年建成了完整的核武器打击系统，可以高效率地进行战略核反击。这一时期，第二炮兵部队修建的“长城工程”进展顺利，一批批不同型号、不同发射方位、不同样式的，能打、能防、能储存、能指挥、能生活的战略导弹阵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而在战略核潜艇领域，1983年，导弹核潜艇终于研制成功并交付海军部队。1988年9月，首枚导弹核潜艇潜地导弹定型试验全部结束，第一代导弹核潜艇试验走完了全过程，导弹核潜艇潜地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核潜艇导弹水下发射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战略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一项不亚于“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由此我国“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得以最终形成。
责任编辑：戚本逊
“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着眼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把“积极防御”应用于军事战略中，使我国在风云激荡的冷战时代，有力地维护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发动的入侵，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调整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准备战争的基点放在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
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核均衡状态，第三世界崛起，世界和平力量增长，国际形势由紧张逐步转向缓和，我国不仅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还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或发展了外交关系。紧张对峙的中苏关系也开始缓解，我国的周边环境明显改善。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虽然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强调：“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就无法安心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他认为：“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不好办。”对于我军的战略方针，他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此前的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某次汇报后就讲道：“我们的战略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我们不想到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去；我们主要搞防御……远洋的慢些搞；海军、空军都是以防御为主。”根据这些论断，1985 年6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战略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为我国尖端武器发展指明了方向。
“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
邓小平强调：“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国防建设要从属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邓小平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绝不是说国防建设可以放到经济搞好以后再进行，而是应当将国防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一思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尖端武器与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
精打细算，把钱花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限于国家财力不足，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只能量力而行，我国尖端武器发展面临着经费吃紧的问题。尖端武器的升级换代、加强科研、培养人才、对生产技术进行改造都需要钱，但一时又不能加大经费投入。怎么办？尖端武器发展出路何在？这是无法回避、必须加以回答的严肃问题。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会上谈道：“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響经济建设，搞国防建设要精打细算。”他指出：“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问题，而是在这个已定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一句话，就是国家预算里边的军费比例现在不能增加了，军队本身的任务就是把钱花得好。怎么花是个学问，要好好研究，精打细算，方针要对头，办法要对头。”精打细算，把钱花好，邓小平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办法，这就是把有限的经费都花得对头，花到点子上，那么尽管经费有限，仍然可以办不少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缩短战线突出重点
尖端武器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可又要加快发展，在此情况下，全面出击，齐头并进当然不行，只能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所以，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总的矛盾是要求太大、太多、太宽，要抓重点，要精选几件事，必须办的先办，一步一步来。按原来的要求不行，国家的财力达不到，不能各部齐头并进，样样都搞。抓多了什么都没做成，结果更慢。”邓小平要求“精选几件事”，就是要求尖端武器发展要把重点选准。就像当年搞“两弹”那样，搞得又好又快。例如搞激光武器，邓小平就指出：“激光我们要加点力，花多点力量。防御，打飞机、打坦克，将来主要靠它，肯定用得上。有一个华裔科学家告诉我，现在美国已经试验成用激光打卫星，已打下一个来。将来打坦克用激光，将来空中战争是激光时代，空间激光时代。据说成本比其他武器都低。”如今，回顾中国激光武器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感佩一代伟人的高瞻远瞩和俯瞰未来的战略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重点尖端武器发展成就斐然。在战略导弹的发展上，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洲际战略导弹东风5号自甘肃酒泉基地向南太平洋海区发射成功。1981年，我国洲际导弹开始在战略导弹部队服役，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研制进入第二代，极大提高了战略核导弹的生存能力和反击能力。1985年5月20日，东风21号中程固体战略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1989年9月，我国提前五年建成了完整的核武器打击系统，可以高效率地进行战略核反击。这一时期，第二炮兵部队修建的“长城工程”进展顺利，一批批不同型号、不同发射方位、不同样式的，能打、能防、能储存、能指挥、能生活的战略导弹阵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而在战略核潜艇领域，1983年，导弹核潜艇终于研制成功并交付海军部队。1988年9月，首枚导弹核潜艇潜地导弹定型试验全部结束，第一代导弹核潜艇试验走完了全过程，导弹核潜艇潜地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核潜艇导弹水下发射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战略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一项不亚于“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由此我国“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得以最终形成。
责任编辑：戚本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