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的父亲被“贬黜”到湖北南山一个名叫天宝的区去做区长，母亲随夫远迁，工作地也由县城调到天宝区政府所在的蔡家坝。
　　我和弟弟坐在一副庄稼人挑谷的箩筐里，由一位名叫凌受森的舅舅挑在扁担的两头，母亲、保姆，一前一后，带着我的小姐姐，徒步向着她们从未听说过的南山走去。随行的有一个令我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了的人，她就是我的第二个保姆。她姓周，叫周建仙，娘家在湖北竹溪县城东门街外面的东城角，丈夫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新中国成立后，在沙洋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我把保姆叫嬷嬷，这是我们老家的称呼。我的嬷嬷身体并不好，她有严重的胃病，一疼起来，就用双手按着肚子呼天号地。
　　那一年，我刚开蒙，在天宝区的蔡家坝小学读一年级，每天被小姐姐领着上学，往返都要走一里多路，還要过一道双木桥。有一天，放了晚学，一进家门，我突然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我看见母亲像得了急病一样，趴倒在桌上，肩头剧烈地抽耸着，眼睛红肿，脸上全是泪水。嬷嬷怀里搂着我的弟弟，二人相对而哭。一回头看见我，她一把将我搂了过去，嘴里大叫一声“我的儿呀，往后你要受苦了哇”，接下去就哽咽起来。
　　小姐姐先我一步进屋，扑进母亲怀里，哇哇地哭。我立刻明白家里出了大祸。从喜欢听戏的嬷嬷那哽咽的念白声中，我才知道大祸出在父亲身上。
　　整个事件的过程，是嬷嬷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的。饥馑之年，父亲擅自开仓济民，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是右派中的右派，名叫“极右”。消息传给母亲的时候，他已经被捕入狱，接着又被押解到襄北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嬷嬷每次讲述这件事，她黄皮寡瘦的脸上都会珠泪滚滚，反复强调一句话：“我的儿，你要记着，你的爸爸是个清官，他是被奸人所害。”她的语气悲愤而又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发生这件事前不久，父亲还因我患了一场眼疾，和嬷嬷大吵一架，她的抗议方式是流着眼泪开始收拾行李，宣布马上离开我们。父亲遭难，反而使她坚定了陪着我们同生共死的决心。
　　嬷嬷懂的戏文，比我外婆还要多，母亲更不能与她相提并论。《搜孤救孤》《岳母刺字》《错斩崔宁》和《四郎探母》之类的京剧中，某个正面人物的重要唱段，她能记得一字不差。嬷嬷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她痛恨秦桧，拥护公孙杵臼，一心盼望会有海瑞和包拯那样的青天大人，有一天掀开轿门，出来为我的父亲平冤雪耻，将他官复原职，甚至再升三级。
　　现在细细地回想起来，我最初走上文学道路，虽然多少有一些别无他路可走的意思，但在文学兴趣方面，是与嬷嬷有关系的。嬷嬷是一个故事大王，无论是对民间传说，还是唱本戏剧，她都过目不忘、过耳能诵，尤其对那些故事里忠奸人物的情感表达，简直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这些自然而然地滋养着我童年时代的文化生活。
　　父亲出事以后，我们家在当地的地位一落千丈。蔡家坝小学的同学中，常常有人公然喊我“小反革命”，他们搞不清右派和反革命的区别。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奋起搏斗，若是挨了别人的打，那就算白挨了;若是打了别人，就要遭到闻讯而来的老师的训斥。
　　经济上的困难更不用说，母亲每月工资三十七块五角，相当于父亲当年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这是我一生都不可能忘记的数字。吃饭的，一共有六人之多，迁进南山以后，我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纵然能将一把算盘打得行云流水，也没办法给自己多打出一分钱来。她努力减少开支，恨不得减少人口，但思来想去，自己的儿女一个也不能减，要减只能减嬷嬷。
　　有一天，她们又为给我购买学习用具的事发生争吵。母亲流着眼泪对嬷嬷说道：“周建仙，你走吧，我买不起好的作业本，也付不起你的保姆费，你走了，我们一家人会记得你的。”
　　“周建仙”这个非凡的名字，取自一位卜卦先生，有些神秘和古怪，就连她本人也不知有何寓意。一听这话，她的泪水立刻从双眼滚落。她也叫着母亲的名字说：“凌受凤，你不要趴在门缝里把人看扁了，我不能走。我不是舍不得你，而是舍不得我的儿。”
　　嬷嬷留了下来，她不再吵着闹着让母亲给我们买任何东西，需要什么，她买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口无虚言，她不仅提出不要每月十五块钱的保姆费，还要把她国民党军官丈夫劳动改造期满，转入新人队后每月寄给她的十五块钱，从邮局取回来，伙在母亲工资中一起使用，好把日子过得大方一些。母亲不同意，理由是不能欠她太多，也不能让别人怀疑自己在经济上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同单位一个姓宋的女人，那女人总想以自己的家庭成分和家里有男人的优势压倒我的母亲。
　　这个姓宋的女人实在没法打倒母亲，就背着母亲暗地里对嬷嬷说：“周大姐啊，你留在他们家里想当反属哇？”
　　嬷嬷回答道：“眼看着人家落了难，我怎能忍心不搭救？”
　　颇似京剧里一句老旦的韵白，然后水袖一甩，再进谗言的就有小人贼子之嫌了。
　　（果 果摘自中国言实出版社《记得》一书，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