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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业与职业，一字之差，做事的精神和态度却南辕北辙。把行医当志业，钱家鸣教授，一生都在如此践行。
当医生，是钱家鸣一生的目标。
我采访过很多国内的顶级医生，有的人经历像一本书，深邃复杂；有的人像一曲交响乐，惊心动魄。而钱家鸣教授，到了59岁的年龄，简单干净的如一张白纸，上面只有一条直线——做一名医生。
如今，她是国内最顶尖的消化科医生，带领着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一支消化内科的王牌团队，并对炎症性肠病（IBD）的诊疗和规范作出重大贡献。
成为医生，是父母的要求，而成为一名好医生，则是她自己的努力。
近日跟随她为期三天的采访，门诊、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沉淀了历史厚度的协和老楼里，如所有协和老教授一样，钱教授的办公室仅5？6平米。老门老窗老桌椅，满屋子的书和资料，活动空间加起来只有仅约1平米——这对于安静做学问的人来说，足矣。
就在这一平米空间，在一垛垛书和资料的空隙里，钱教授一脸的阳光，清脆的嗓音聊着自己的故事。学生时期成绩优异到令人惊愕，经历过那个时代年轻人必经的一切磨难，依然保持着从父辈沿袭而来的单纯、直率、勇敢和正直，以及一个毫不动摇的目标——当一名纯粹的医生。
有的人天生是“学霸”
钱家鸣上小学一年级就考出景山小学建校来第一个英语100分；初中毕业时正值“文革”期间，父亲还未平反，她考出了7个100分，凭借超强实力力排众议，以“可教育好的子女”上了高中；高考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大医学部），毕业时以32门功课平均95分的优异成绩留在了协和医院。
如此“学霸”，就连她的美国导师，都笑称她是“专业学生”。她在美国国立研究院（NIH）做博士后时，对面一家部队医院的研究生很多课程安排在NIH，她就拿了课程表免费去听课。上课本来只为提高英文水平，可是上着上着，她就想参加考试了。
于是去找自己的导师，说想体验一下美国的考试。导师很惊讶竟然有人喜欢考试，问她：“你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她笑称自己是一个考分很好的学生。导师很支持，说：“你只要考A，我给你报医师执照考试。”结果，她考出4个A 、1个A-。
这个成绩给了她极大的信心，接下来，她又参加了美国的“行医执照”（Board Exam）考试，面对美国甄选医生如此严格的考试体系，她一举通过。
学习方面，她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学什么都游刃有余。而她也未辜负天赋，做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不惜力，做到自己的极致。如今，她也常对学生说：“你做得好不好，结果不重要，关键你努力了。”
协和对医生临床基础训练如此严格，钱家鸣读北医的最后一年实习就在协和，1982年正式进入协和，3年后读硕士转博士，跟着导师潘国宗教授做胃肠道激素方向的研究。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科技巡讲团，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提高科技水平。巡讲团来到中国来到协和，钱家鸣负责给巡讲团演示细胞分离，她的出色表演，被美国国立研究院（NIH）的导师一眼看中，力邀她去美国学习工作。
1989年，钱家鸣顺利去了美国，在NIH最好的实验室一呆就是三年，研究细胞里的钙离子。从临床到做基础研究，科研思维是一个很难的转型，她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她严谨细致又聪慧，成为全实验室细胞养得最好的研究员，深得导师的信任。
她的努力再次收获成果，她筛选发现了当时最特异和有效的拮抗剂。这一发现引起了行业震动，许多人评论是“划时代的贡献”，文章发表在生物化学领域最高级别的杂志上，她是第一作者。1992年第九届国际胃肠激素会议上，她作了特邀发言。
在美国的三年，她一共发表了7篇高分文章，其中4篇都是第一作者。做出如此优异的科研成果，并还通过临床部分的考试，但她还是决定回国当医生。
回国后再也没离开临床，第二年，1993年她36岁，她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晋升标准，就兴冲冲地去申报副教授。对方说：“你发的文章这么好，都可以破格晋升研究员。”一心只想当医生的她不愿意，大胆直言：“老师，您是不是觉得我刚从美国回来临床不够？其实我是在协和医院临床做了7年才出国的，我不想做研究员，我回来就想当医生，您要觉得我临床不够的话，我明年再来评。”
就这样，她凭借超强的科研实力无可争议地破格晋升副教授。3年后，1996年又破格晋升正教授，这一次让她脱颖而出的则是教学。
1995年，钱家鸣担任教学组组长，那一年她又把教学做到了极致，无人能超越。凭着过硬的材料，那一年，她把医学院、卫生部、北京市的所有优秀教师称号全部拿下。
认真往往体现在做事的细节
钱家鸣管教学这一年，协和已经复课10年了，她发现教学幻灯片竟然还是黑白、纸制的，而且已经破旧不堪了，于是她向领导提出要全部更新。
说干就干，她用从美国学会的做彩色幻灯的方法，请打字室打好字，自己一张张画好图标上色，再送到图片社去制作。整个繁琐的流程，全部她一个人用业余时间完成，花了几个月时间，把所有幻灯换成了全新的彩色，此举赢得所有老教授的称赞。
多年来，在繁重的临床工作同时，她还承担了协和医学院大量的教学工作，从英文的前期教育，到后来教育部实施中英文双语教学试点，她都是第一批的教师，也是协和医学院首批教学名师，还是全国消化研究生教材的主编。
教学上如此突出，以至于几年前，还有人动员她到协和医学院去当教务长。她拒绝了，她只想当一名医生。
她的英文极好，自己也酷爱外语。从国外刚回来时，帮忙做过同声传译，也被邀请去公司做收入丰厚的医学总监。她也拒绝了，她只想当一名医生。
那个年代，人才青黄不接又大量流失，出国的人极少再回来。钱家鸣通过了美国的医师执照考试，但仍选择了回国当医生。
因她的优秀，曾被中组部挑中“中国青年科技考察团”第一批成员。这批十几人如今几乎都已身居高位，而她继续留在临床一线，只是一名纯粹的医生。 如果说走上从医之路，是奉父母之命，那么在这条路上的30多年里，面对无数次可以重新选择甚至“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她都放弃了，一心一意在当医生的路上笔直往前走，就是她自己的选择。
她说：“我只做医生，这个初衷永远不会变。如果与做医生发生矛盾，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舍弃。”
名医不是速成品
从一名优秀的医学生到合格的临床医生，需要经历漫长的实践，文火慢炖，需要严师、良好的土壤和氛围。
协和给了钱家鸣这一切，协和极为严格的医生训练体系，她在慢炖中磨砺成为我国最顶尖的消化内科医生。
她是协和医院看病最慢的医生之一。她对每一个患者都称“您”，问得极细讲得极透。周四特需门诊，一上午看不到20个号；周二下午全是IBD的随访患者，40多个号要从下午1：30看到晚上7点多。
慢慢看病才有时间充分思考分析，减少误诊和失误，她才能够正确诊断并报告了许多国内“首例”的少见病。
慢慢看病，也让她能够从容地与患者充分沟通，在国内医患危机的大环境下，她的诊室永远保持着难得的有序和谐，哪怕是医疗上偶尔犯了错，也不会破坏这种和谐。
钱家鸣教授带领着协和张孝骞教授创立的、中国最早的消化内科团队，续写着协和消化的传奇。尤其对炎症性肠病（IBD），这一终身复发性疾病的诊治和规范，她作出巨大贡献，并担任着全国的IBD学组组长。
近5年来，钱家鸣教授在极力主导建设中国的IBD数据库，对于今年已经57岁她来说，这个数据库她已经用不上了，她是为年轻医生而建。就像二十年前，美国克利夫兰的那位老主任建的IBD数据库一样，全世界无数消化科医生都从中受益。
“希望这个数据库在10年之后，能成为协和消化不沉或者腾飞的基石。”这是钱家鸣教授作为科主任的心愿。
有的人天生插着翅膀，却依然选择用双脚去丈量人生
原生家庭带给钱家鸣教授最重要的东西是，勇敢和自信，让她可以在与世无争中安静从容地当一名医生，让她可以心无旁骛去做最优秀的自己，也让她可以在行医中理解医学和生命的真谛。
现代医疗之父威廉·奥斯勒（Willian Osler）曾经说过：“医疗工作是志业而非职业。”
医生必须把行医当成志业，而非职业，才可能成为好医生。
志业与职业，一字之差，做事的精神和态度却南辕北辙。职业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做，有应付了事的心态，即使是认真的应付，仍不是全心投入；而志业，则是做有兴趣的事，可以没日没夜全神贯注在这件事上。
把行医当志业，钱家鸣教授，一生都在如此践行。
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医生。
当医生，是钱家鸣一生的目标。
我采访过很多国内的顶级医生，有的人经历像一本书，深邃复杂；有的人像一曲交响乐，惊心动魄。而钱家鸣教授，到了59岁的年龄，简单干净的如一张白纸，上面只有一条直线——做一名医生。
如今，她是国内最顶尖的消化科医生，带领着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一支消化内科的王牌团队，并对炎症性肠病（IBD）的诊疗和规范作出重大贡献。
成为医生，是父母的要求，而成为一名好医生，则是她自己的努力。
近日跟随她为期三天的采访，门诊、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沉淀了历史厚度的协和老楼里，如所有协和老教授一样，钱教授的办公室仅5？6平米。老门老窗老桌椅，满屋子的书和资料，活动空间加起来只有仅约1平米——这对于安静做学问的人来说，足矣。
就在这一平米空间，在一垛垛书和资料的空隙里，钱教授一脸的阳光，清脆的嗓音聊着自己的故事。学生时期成绩优异到令人惊愕，经历过那个时代年轻人必经的一切磨难，依然保持着从父辈沿袭而来的单纯、直率、勇敢和正直，以及一个毫不动摇的目标——当一名纯粹的医生。
有的人天生是“学霸”
钱家鸣上小学一年级就考出景山小学建校来第一个英语100分；初中毕业时正值“文革”期间，父亲还未平反，她考出了7个100分，凭借超强实力力排众议，以“可教育好的子女”上了高中；高考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大医学部），毕业时以32门功课平均95分的优异成绩留在了协和医院。
如此“学霸”，就连她的美国导师，都笑称她是“专业学生”。她在美国国立研究院（NIH）做博士后时，对面一家部队医院的研究生很多课程安排在NIH，她就拿了课程表免费去听课。上课本来只为提高英文水平，可是上着上着，她就想参加考试了。
于是去找自己的导师，说想体验一下美国的考试。导师很惊讶竟然有人喜欢考试，问她：“你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她笑称自己是一个考分很好的学生。导师很支持，说：“你只要考A，我给你报医师执照考试。”结果，她考出4个A 、1个A-。
这个成绩给了她极大的信心，接下来，她又参加了美国的“行医执照”（Board Exam）考试，面对美国甄选医生如此严格的考试体系，她一举通过。
学习方面，她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学什么都游刃有余。而她也未辜负天赋，做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不惜力，做到自己的极致。如今，她也常对学生说：“你做得好不好，结果不重要，关键你努力了。”
协和对医生临床基础训练如此严格，钱家鸣读北医的最后一年实习就在协和，1982年正式进入协和，3年后读硕士转博士，跟着导师潘国宗教授做胃肠道激素方向的研究。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科技巡讲团，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提高科技水平。巡讲团来到中国来到协和，钱家鸣负责给巡讲团演示细胞分离，她的出色表演，被美国国立研究院（NIH）的导师一眼看中，力邀她去美国学习工作。
1989年，钱家鸣顺利去了美国，在NIH最好的实验室一呆就是三年，研究细胞里的钙离子。从临床到做基础研究，科研思维是一个很难的转型，她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她严谨细致又聪慧，成为全实验室细胞养得最好的研究员，深得导师的信任。
她的努力再次收获成果，她筛选发现了当时最特异和有效的拮抗剂。这一发现引起了行业震动，许多人评论是“划时代的贡献”，文章发表在生物化学领域最高级别的杂志上，她是第一作者。1992年第九届国际胃肠激素会议上，她作了特邀发言。
在美国的三年，她一共发表了7篇高分文章，其中4篇都是第一作者。做出如此优异的科研成果，并还通过临床部分的考试，但她还是决定回国当医生。
回国后再也没离开临床，第二年，1993年她36岁，她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晋升标准，就兴冲冲地去申报副教授。对方说：“你发的文章这么好，都可以破格晋升研究员。”一心只想当医生的她不愿意，大胆直言：“老师，您是不是觉得我刚从美国回来临床不够？其实我是在协和医院临床做了7年才出国的，我不想做研究员，我回来就想当医生，您要觉得我临床不够的话，我明年再来评。”
就这样，她凭借超强的科研实力无可争议地破格晋升副教授。3年后，1996年又破格晋升正教授，这一次让她脱颖而出的则是教学。
1995年，钱家鸣担任教学组组长，那一年她又把教学做到了极致，无人能超越。凭着过硬的材料，那一年，她把医学院、卫生部、北京市的所有优秀教师称号全部拿下。
认真往往体现在做事的细节
钱家鸣管教学这一年，协和已经复课10年了，她发现教学幻灯片竟然还是黑白、纸制的，而且已经破旧不堪了，于是她向领导提出要全部更新。
说干就干，她用从美国学会的做彩色幻灯的方法，请打字室打好字，自己一张张画好图标上色，再送到图片社去制作。整个繁琐的流程，全部她一个人用业余时间完成，花了几个月时间，把所有幻灯换成了全新的彩色，此举赢得所有老教授的称赞。
多年来，在繁重的临床工作同时，她还承担了协和医学院大量的教学工作，从英文的前期教育，到后来教育部实施中英文双语教学试点，她都是第一批的教师，也是协和医学院首批教学名师，还是全国消化研究生教材的主编。
教学上如此突出，以至于几年前，还有人动员她到协和医学院去当教务长。她拒绝了，她只想当一名医生。
她的英文极好，自己也酷爱外语。从国外刚回来时，帮忙做过同声传译，也被邀请去公司做收入丰厚的医学总监。她也拒绝了，她只想当一名医生。
那个年代，人才青黄不接又大量流失，出国的人极少再回来。钱家鸣通过了美国的医师执照考试，但仍选择了回国当医生。
因她的优秀，曾被中组部挑中“中国青年科技考察团”第一批成员。这批十几人如今几乎都已身居高位，而她继续留在临床一线，只是一名纯粹的医生。 如果说走上从医之路，是奉父母之命，那么在这条路上的30多年里，面对无数次可以重新选择甚至“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她都放弃了，一心一意在当医生的路上笔直往前走，就是她自己的选择。
她说：“我只做医生，这个初衷永远不会变。如果与做医生发生矛盾，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舍弃。”
名医不是速成品
从一名优秀的医学生到合格的临床医生，需要经历漫长的实践，文火慢炖，需要严师、良好的土壤和氛围。
协和给了钱家鸣这一切，协和极为严格的医生训练体系，她在慢炖中磨砺成为我国最顶尖的消化内科医生。
她是协和医院看病最慢的医生之一。她对每一个患者都称“您”，问得极细讲得极透。周四特需门诊，一上午看不到20个号；周二下午全是IBD的随访患者，40多个号要从下午1：30看到晚上7点多。
慢慢看病才有时间充分思考分析，减少误诊和失误，她才能够正确诊断并报告了许多国内“首例”的少见病。
慢慢看病，也让她能够从容地与患者充分沟通，在国内医患危机的大环境下，她的诊室永远保持着难得的有序和谐，哪怕是医疗上偶尔犯了错，也不会破坏这种和谐。
钱家鸣教授带领着协和张孝骞教授创立的、中国最早的消化内科团队，续写着协和消化的传奇。尤其对炎症性肠病（IBD），这一终身复发性疾病的诊治和规范，她作出巨大贡献，并担任着全国的IBD学组组长。
近5年来，钱家鸣教授在极力主导建设中国的IBD数据库，对于今年已经57岁她来说，这个数据库她已经用不上了，她是为年轻医生而建。就像二十年前，美国克利夫兰的那位老主任建的IBD数据库一样，全世界无数消化科医生都从中受益。
“希望这个数据库在10年之后，能成为协和消化不沉或者腾飞的基石。”这是钱家鸣教授作为科主任的心愿。
有的人天生插着翅膀，却依然选择用双脚去丈量人生
原生家庭带给钱家鸣教授最重要的东西是，勇敢和自信，让她可以在与世无争中安静从容地当一名医生，让她可以心无旁骛去做最优秀的自己，也让她可以在行医中理解医学和生命的真谛。
现代医疗之父威廉·奥斯勒（Willian Osler）曾经说过：“医疗工作是志业而非职业。”
医生必须把行医当成志业，而非职业，才可能成为好医生。
志业与职业，一字之差，做事的精神和态度却南辕北辙。职业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做，有应付了事的心态，即使是认真的应付，仍不是全心投入；而志业，则是做有兴趣的事，可以没日没夜全神贯注在这件事上。
把行医当志业，钱家鸣教授，一生都在如此践行。
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