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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蹲守国家地震局,和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生活两年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们告诉我了“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虽病重在身,但依然十分关心地震观测事业的一些故事;我与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到唐山大地震受灾现场,进行实地采访,留下了很多照片;14年后的1990年,我又到各地地震台进行了采访,知道了地震台工作人员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些都让我潸然泪下,至今难忘。
周总理亲自过问地震监测工作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是地震活跃的10年,华北地区接连发生强烈地震,继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1967年河间发生6.3级强烈地震,紧接着北京附近的海坨山又发生5.5级地震……面对这些地震,周总理十分关注,亲自过问,作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指示。
1966年3月,在人口稠密的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后,我国地震研究者再也按捺不住强烈的使命感,纷纷走出研究室,奔赴现场,在帐篷里开始了地震预报的艰苦探索工作。
唐山大地震后,我采访了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张国民。他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后,成为该校地震专业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作为研究生赶赴邢台,他说,在地震现场目睹的一切,使我终生难忘。村庄被夷为平地,尘烟弥漫,村边的瓦砾堆下掩埋着死难者的尸体,幸存的乡亲们蜷缩在风雪中,目光中充满了悲伤和期待。“你们要是地震前给大家打个招呼就好了!”考察队每到一地,乡亲们都提出这样的要求。
邢台地震发生后的当天下午,周总理听取了震情汇报。会上,周总理多次提出要搞地震预报的问题。有人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比较难,国际上还没有解决。”“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我们就不能解决吗?!”周总理说道。
邢台地震期间,周总理先后三次奔赴邢台灾区。1966年3月11日,周总理考察了地震现场,他在抗震指挥部对大家说:“看了县志,1200年以前,在这里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得到经验……”又说:“这次地震给予我们很多考察地震的条件,要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条件”。
4月11日,周总理针对地震预防问题说:“有关研究地震自然现象的各种科学机关,必须加强研究,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大地测量等学科。要求已经在灾区进行地震研究的科技人员,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要尽量总结经验,寻找规律。”
4月17日,周总理在邢台灾区现场,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说:“你们青年同志要大胆设想,才能有所发现,有创造性,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地震规律不是几天就可以认识的、掌握的。”他还说:“对外国资料和历史资料要看,但是,只能做参考。对外国资料也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汲取其精华。”“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大地震发生的规律来……这在外国人也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有一次,周总理来到地震考察队的帐篷里听取汇报,他对在场的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同学们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你是制图员吗?”周总理见张国民面前有许多地震图,问道。
“他是研究生!”旁边有人插话说。
“哦,你还是研究生呢!你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没有?”
“没有,没有。”张国民连声说。
“密集—平静—大地震。我们对邢台主震的考察和强余震的监视中,发现地震活动有这种情况。”在场的地震专家朱传镇等人说。
他们在内部较为成功地试报过一次破坏性余震,初次尝试的小胜利,使他们非常兴奋,有人觉得似乎地震预报并不难。周总理在听汇报时,察觉到这种情绪,说:“青年人要大胆设想,但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大地震前,小地震频度增高是一个现象。是不是一条规律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河间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周总理提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的地震动向”。后来又多次提出“京津地区地震预测预报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力以赴。”
周总理对地震专家们提出要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交通枢纽、铁路干线)的要求。有关京津地区的每一份简报,他都亲自过目,每出现一些异常现象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布置在出现异常的地区增设流动观测点。周总理还责成有关部门部署了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观测工作,把这个地区列为全国重点监视区之一,使其成为我国地震观测时间较长、台站密度最大、专业地震队伍最密集的地区。
京津地区每出现一些异常现象,周总理都要过问,李四光教授也亲自到第一线考察。1969年5月的一天,北京延庆县张山营有口水井的水位突然大幅度上升,周总理一天关切地询问了3次,要求地震局密切注意,有情况及时报告。当天,80岁高龄的李四光亲自赶到张山营,和年轻的地震工作者一起伏在井台上测量水位,爬上山坡观察断层。“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人民放在心上。”李四光对随行的年轻人说。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7.4级地震后,李四光指出“是否有可能向天津、北京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1970年2月17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说:“世界上对地震预报都在追求,我们要在这条战线上放异彩,要自信,不要自卑,靠毛泽东思想,靠人民战争。”
他还给大家鼓劲说:“邢台地震到现在4年不到,已有不少经验、资料,再搞4年就会放异彩。相信70年代在这条战线上也要放一颗‘原子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0年云南通海发生了7.7级强烈地震。在震后的一次报告会上,有人说,邢台地震以来的4年间,中国地震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地震预报还是没有过关。
“我看远远没有过关。”周总理说。
当听说通海地震前观测到一些前兆现象时,他说,要深入调查,弄清这些现象。在别的大地震前,或没有地震时,这些现象是否也出现过。
当周总理听说有人因为在通海地震前曾观测到一些现象,所以采取了预防措施,从而减少了伤亡时,周总理说:“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报的。”又说:“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地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呢!”
四川是个地震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1970年通海地震后,周总理及时作出了在四川布设地震预报台站,以保卫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他提出在四川一些重点地区要全面布设地震前兆观测站。这些台站的布置,为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强烈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奠定了基础。
1975年,海城地震预测预报预防成功。当时,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他在医院里亲自批准以国务院通报的形式表扬对海城地震成功预测预报有功的单位和人员。
1975年3月的一天深夜,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给地震局询问震情。值班人员说,通县麦庄公社的群众发现一条地裂缝,因为晚上看不清楚,打算明天调查落实。半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就给地震局打电话详细询问了通县地裂缝的情况;不久,又两次来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连夜去调查,弄清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还批评说,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后来才知道,这时,周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他在病床上,深夜里,还牵挂着地震的事……
地震预报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到许多学科和部门。人们回忆说,周总理十分重视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他曾说:“研究地震,要把多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环绕在专业队伍的周围。要土洋结合,实现预防。”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只有一个地震台,三位科技人员。邢台地震后,在周总理的积极组织和倡导下,全国建立起了200多个地震台。短短4年间,地震观测的规模空前发展。
实地采访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
“地震!”老伴林风从床上爬起来惊呼。
紧接着又是一阵晃动,我们当即把小女儿喊醒,全家人从宿舍楼里跑了出来。
地震就是命令,这属于我分工采访的范围。因此,我顾不得家人的安危,从宿舍楼里跑出来之后,在新华社的南门传达室给总编室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他要我立即赶到国家地震局了解震情,随时把震情和专家们的会商意见用电话传给总社,然后报给党中央,供指挥抗震救灾用。
就这样,我当即要了辆汽车,直奔国家地震局。从这以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地震局的科技人员吃住在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很少回过家。
那天我赶到时,国家地震局里一片紧张气氛。值班室里,老局长用颤抖的手,拿着纸和笔,不停地询问在场的测震人员:
“地震发生在哪里?”
没人能回答,原因是那次地震太大了,以至于地震仪全都出格了,没有记录下来。就这样,在场的测震人员无奈地沉默着,不得已只好凭经验判断。有的说震中可能在香河,有的说可能在三河,也有的说在京东南,有的说在京西北……桌上的电话不停地响着……
人们正苦于难以定夺时,总参的一位军代表披着绿色军大衣走了进来,急切地说:“总参派飞机查看了,唐山一片废墟!”
天渐渐亮了,不停地下着雨,大地还在不停地晃动。科技人员纷纷来到在4楼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上班。我参加了震情会商会,随时不停地用电话给新华社传稿,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工作到傍晚。看看天色已晚,好像余震也小些了,我想回社里休整一下再来,经请示社里,同意我回去休息。放下电话,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刚走到走廊里,突然,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晃得我东倒西歪,站也站不住了。
“老顾,进来,走廊危险!”国家地震局的负责人周锐冲我喊道。
刹那间,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是在大楼的4层,走廊里危险,难道房子里就安全吗?不过,我还是挣扎着走到了房间里,并且走到了阳台上。这时只见阳台上的石头栏杆就像轻盈的积木一样,上下摆动着,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这是当天傍晚发生在滦县商家林的7.1级地震的地震波,传到北京三里河一带时的晃动情景。
走是走不了了,经请示,领导叮嘱我继续呆在地震局里了解震情,随时用电话给总社传稿。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毛主席还在世。一天,从中南海传来指示说,毛主席要看有关“里氏震级”的资料,要地震局赶紧送去。科学家们说,所谓“里氏震级”,是指用美国地震学家克里特的名字命名的地震震级。当时毛主席虽然重病在身,但不仅在关注唐山大地震,而且还在研究这次大地震。
大地震过后,唐山余震不断。一个秋日,我随国家地震局的考察队去唐山现场采访。临行前,从唐山回来的人们一再叮嘱我们,身边一定要多带些大蒜,因为死人太多,空气里到处散发着刺鼻的臭味。
进入市区,所见所闻,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放眼望去,几乎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到处都是断垣残壁。一处处破屋顶扣在地上的瓦砾告诉人们:震前这里曾是房舍。
由于事先没有预报,这次地震使当地人死伤惨重,人们对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极为不满。因此,临行前我们被告知:千万不要说我们一行是国家地震局的工作人员,而说是党中央、国务院派下来救灾的……
我们在瓦砾堆里边走边看,在呛鼻的臭气中,听幸存者诉说地震发生时的情景。有人说,当时只听到一声巨响,白光闪过时,还以为是原子弹爆炸呢!有人说,有一家全部遇难的,有新婚之夜抱在一起双双遇难的……人们在极度悲伤的哭诉中,最为痛恨的是“棺材板”——盖房子用的预制水泥板。他们说,地震来时,这种砖混结构的房子,左右一晃,上下一颠,咔嚓一声,“棺材板”掉下来,就把人压成了肉酱。
人们带我们去唐山近郊察看时,只见铁路上的铁轨都被地震拧成了麻花形状,菜地里正在生长的青菜等,也被地光给烧焦了……
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的科技人员普遍感到思想上压力很大。这是因为,在这之前,辽宁省地震局曾经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因此,大家便认为中国已能预报地震了,盲目乐观了一阵子。而这次却未能预报。
专家们说,1976年六七月份,京津唐以及外围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突发性异常,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许多单位多次派人去现场调查核实。其中,河北省地震局派往唐山的6人地震地质考察小组在7.8级地震时不幸全部遇难。除现场考察外,各单位还频繁地会商,对1976年下半年的地震趋势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有震的估计,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但是,对于震级大小,以及何时何处发生地震,看法不一。预报的地震很分散,京西北、京津之间、津塘渤都曾被提到,一般估计震级4级至5级或5级左右;时间则更不确定。当时模糊地察觉有情况,但又看不准。
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北京会不会发生地震?北京城人心惶惶,人们都在露天活动。为此,年逾古稀的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等人,坐着吉普车亲自实地察看,分析震情。然后写出考察报告,对地震预报和预防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唐山地震后,北京地区目前还没有强烈地震的迹象,但应加强监视。因为北京过去是个地震区。
唐山大地震以后,北京地形地质勘测处的专家们,还根据北京城区建筑物受损的情况,编制出了北京市震害图。这对于以后的抗震防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采访地震台站的心灵震撼
大震的劫难,使人们对地震系统和地震工作者的不满,如同唐山大地震一样迸发出来。作为地震研究者,他们的心灵感受到了强烈震撼,以致过了许多年,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心情沉重。他们说总是带着一种负罪感在工作,仿佛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为了提高预报水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地震局紧紧抓住地震活动相对平静的有利时机,组织了200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地震预报方法清理攻关研究,随后又组织了由80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的地震预报实用化攻关研究。
经历了大震后的悲痛和地震工作的加强,中国地震台的建设情况怎样呢?地震研究工作者的生活、工作环境如何?带着这些问题,唐山大地震发生14年后,1990年的夏天,我和国家地震局的同志,从北京出发,沿着北京周围地区,行程2000多公里,访问了北京周边的地震台站。
我们首先采访的是涿县地震台,在绿树掩映下一处孤零零的院落里,台长姚一鸣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介绍说:“我们这个台站离涿县县城4公里,10年前在这里建台时,这里还是一片庄稼地。这里主要观测手段是地电、地磁、测震。全台共有10位科技人员,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采集数据,没有节假日。这里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采集第一手资料,给地震预报和科学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这里的人都是从二三十岁干起,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工作、生活条件艰苦,责任很大……”姚一鸣说条件艰苦,困难很多,恶劣天气,对他们的工作也是个挑战。1987年6月的一天,突然下起了多年未见的暴风雨,用于观测地电的电线杆出现了问题。于是全台冒雨出动抢修,从凌晨3点干到下午2点,连午饭都没有吃,靠这样的拼劲才把线路恢复好。
告别涿县地震台,我们又驱车来到易县五道河镇的易县地震台。1974年建在山坡上的这个台站,距离北京120公里,台长李兴津是个30来岁的年轻人,全台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九岁。李兴津介绍说:“1989年10月大同、阳高先后发生5.7级和6.1级地震,震前伸缩仪出现不规则的脉冲,可惜,主震我们没能及时报出去。不过余震报得很好。唉,真是上天容易入地难啊!”
前任台长王树华说:“我们13位大学生,当年是一个车拉到这个村子里来的。1975年正式建台。没有房子,没有电话,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边建台边报地震。预报地震,资料连续性很重要。唐山大地震前,这个台的连通管倾斜越来越厉害,我们因为没有电话,只好用明码电报发给天津测量队,报告京津唐地区可能有较大地震。28日电报到传达室,但这天凌晨唐山就地震了。”
从事野外观测的人们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好女不嫁测绘郎,一年在家守空房。好不容易盼回来,抱着一堆破衣裳”。易县地震台站负责人说,台站的年轻人找对象很困难,大家正在帮山洞组组长罗三明找对象。罗三明是武汉测绘学院毕业过来的。大家帮他在城里找了几个姑娘,可是一听说他在台站工作,人家都不干了。大家也正在帮其他年轻人找对象,否则台站是留不住年轻人的。李兴津告诉我们:“我们人在台站工作,户口在天津,上有老,下有小。地震就是命令,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个人困难事小,但是若能给我们解决后顾之忧,比如国家对台站人员采取轮换、优惠的措施,合理解决子女入学、就业问题,就会更有利于地震预报队伍的稳定。”
然后,我们来到海拔1500米的陕西省灵丘地震台。台长宋加林告诉我们:“我们台是1970年选建的,主要搞测震、观测地形变化。现在,最头痛的是农民开山放炮,这影响到检测的准确性。因此,一放炮我们就上山,坐在炮口上,向农民宣传地震观测的重要性:‘你放炮,开山卖石头,只能你个人挣钱,观测地震是关系到大家安危的事,你们得考虑大家的事情’。”随后,宋台长带我们走到正在不停地记录地震信息的滚动轴前说:“每天换一次图纸,24小时值班,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不能有侥幸思想,稍一疏忽,就捕捉不到地震的信息。”
随后,我们还采访了河北兴隆的形变站、宝坻地震台、西拨子地震台等。从所了解到的情况,我发现所有地震台都地处偏僻,工作辛苦,经费紧张,但他们依然对工作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在那偏僻的山沟里,在那潮湿的山洞中,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给我们心灵以很大的震动。
我们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是秦皇岛地震局。他们这个首都圈的外围单位已经建立起了测震的遥测台网,有1个主台,5个子台,目的是监测秦皇岛及邻区的地震活动。这个局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能建立台网,是因为除了国家拨款外,市政府给了将近一半的经费,市长亲自过问台站的工作。我听后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经验是否值得各地震台站所在地政府重视和学习呢?
这次采访结束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脑海中一直想着:人人关心有无地震,希望震前能有预报。可是,人们怎么会想到从事地震预报研究人员的艰辛呢。如果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能够不断得到改善,也许更有助于地震预报的突破,恐怕到那时人们对地震才能“有恃无恐”,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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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亲自过问地震监测工作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是地震活跃的10年,华北地区接连发生强烈地震,继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1967年河间发生6.3级强烈地震,紧接着北京附近的海坨山又发生5.5级地震……面对这些地震,周总理十分关注,亲自过问,作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指示。
1966年3月,在人口稠密的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后,我国地震研究者再也按捺不住强烈的使命感,纷纷走出研究室,奔赴现场,在帐篷里开始了地震预报的艰苦探索工作。
唐山大地震后,我采访了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张国民。他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后,成为该校地震专业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作为研究生赶赴邢台,他说,在地震现场目睹的一切,使我终生难忘。村庄被夷为平地,尘烟弥漫,村边的瓦砾堆下掩埋着死难者的尸体,幸存的乡亲们蜷缩在风雪中,目光中充满了悲伤和期待。“你们要是地震前给大家打个招呼就好了!”考察队每到一地,乡亲们都提出这样的要求。
邢台地震发生后的当天下午,周总理听取了震情汇报。会上,周总理多次提出要搞地震预报的问题。有人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比较难,国际上还没有解决。”“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我们就不能解决吗?!”周总理说道。
邢台地震期间,周总理先后三次奔赴邢台灾区。1966年3月11日,周总理考察了地震现场,他在抗震指挥部对大家说:“看了县志,1200年以前,在这里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得到经验……”又说:“这次地震给予我们很多考察地震的条件,要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条件”。
4月11日,周总理针对地震预防问题说:“有关研究地震自然现象的各种科学机关,必须加强研究,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大地测量等学科。要求已经在灾区进行地震研究的科技人员,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要尽量总结经验,寻找规律。”
4月17日,周总理在邢台灾区现场,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说:“你们青年同志要大胆设想,才能有所发现,有创造性,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地震规律不是几天就可以认识的、掌握的。”他还说:“对外国资料和历史资料要看,但是,只能做参考。对外国资料也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汲取其精华。”“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大地震发生的规律来……这在外国人也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有一次,周总理来到地震考察队的帐篷里听取汇报,他对在场的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同学们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你是制图员吗?”周总理见张国民面前有许多地震图,问道。
“他是研究生!”旁边有人插话说。
“哦,你还是研究生呢!你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没有?”
“没有,没有。”张国民连声说。
“密集—平静—大地震。我们对邢台主震的考察和强余震的监视中,发现地震活动有这种情况。”在场的地震专家朱传镇等人说。
他们在内部较为成功地试报过一次破坏性余震,初次尝试的小胜利,使他们非常兴奋,有人觉得似乎地震预报并不难。周总理在听汇报时,察觉到这种情绪,说:“青年人要大胆设想,但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大地震前,小地震频度增高是一个现象。是不是一条规律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河间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周总理提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的地震动向”。后来又多次提出“京津地区地震预测预报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力以赴。”
周总理对地震专家们提出要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交通枢纽、铁路干线)的要求。有关京津地区的每一份简报,他都亲自过目,每出现一些异常现象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布置在出现异常的地区增设流动观测点。周总理还责成有关部门部署了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观测工作,把这个地区列为全国重点监视区之一,使其成为我国地震观测时间较长、台站密度最大、专业地震队伍最密集的地区。
京津地区每出现一些异常现象,周总理都要过问,李四光教授也亲自到第一线考察。1969年5月的一天,北京延庆县张山营有口水井的水位突然大幅度上升,周总理一天关切地询问了3次,要求地震局密切注意,有情况及时报告。当天,80岁高龄的李四光亲自赶到张山营,和年轻的地震工作者一起伏在井台上测量水位,爬上山坡观察断层。“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人民放在心上。”李四光对随行的年轻人说。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7.4级地震后,李四光指出“是否有可能向天津、北京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1970年2月17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说:“世界上对地震预报都在追求,我们要在这条战线上放异彩,要自信,不要自卑,靠毛泽东思想,靠人民战争。”
他还给大家鼓劲说:“邢台地震到现在4年不到,已有不少经验、资料,再搞4年就会放异彩。相信70年代在这条战线上也要放一颗‘原子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0年云南通海发生了7.7级强烈地震。在震后的一次报告会上,有人说,邢台地震以来的4年间,中国地震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地震预报还是没有过关。
“我看远远没有过关。”周总理说。
当听说通海地震前观测到一些前兆现象时,他说,要深入调查,弄清这些现象。在别的大地震前,或没有地震时,这些现象是否也出现过。
当周总理听说有人因为在通海地震前曾观测到一些现象,所以采取了预防措施,从而减少了伤亡时,周总理说:“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报的。”又说:“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地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呢!”
四川是个地震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1970年通海地震后,周总理及时作出了在四川布设地震预报台站,以保卫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他提出在四川一些重点地区要全面布设地震前兆观测站。这些台站的布置,为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强烈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奠定了基础。
1975年,海城地震预测预报预防成功。当时,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他在医院里亲自批准以国务院通报的形式表扬对海城地震成功预测预报有功的单位和人员。
1975年3月的一天深夜,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给地震局询问震情。值班人员说,通县麦庄公社的群众发现一条地裂缝,因为晚上看不清楚,打算明天调查落实。半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就给地震局打电话详细询问了通县地裂缝的情况;不久,又两次来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连夜去调查,弄清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还批评说,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后来才知道,这时,周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他在病床上,深夜里,还牵挂着地震的事……
地震预报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到许多学科和部门。人们回忆说,周总理十分重视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他曾说:“研究地震,要把多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环绕在专业队伍的周围。要土洋结合,实现预防。”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只有一个地震台,三位科技人员。邢台地震后,在周总理的积极组织和倡导下,全国建立起了200多个地震台。短短4年间,地震观测的规模空前发展。
实地采访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
“地震!”老伴林风从床上爬起来惊呼。
紧接着又是一阵晃动,我们当即把小女儿喊醒,全家人从宿舍楼里跑了出来。
地震就是命令,这属于我分工采访的范围。因此,我顾不得家人的安危,从宿舍楼里跑出来之后,在新华社的南门传达室给总编室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他要我立即赶到国家地震局了解震情,随时把震情和专家们的会商意见用电话传给总社,然后报给党中央,供指挥抗震救灾用。
就这样,我当即要了辆汽车,直奔国家地震局。从这以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地震局的科技人员吃住在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很少回过家。
那天我赶到时,国家地震局里一片紧张气氛。值班室里,老局长用颤抖的手,拿着纸和笔,不停地询问在场的测震人员:
“地震发生在哪里?”
没人能回答,原因是那次地震太大了,以至于地震仪全都出格了,没有记录下来。就这样,在场的测震人员无奈地沉默着,不得已只好凭经验判断。有的说震中可能在香河,有的说可能在三河,也有的说在京东南,有的说在京西北……桌上的电话不停地响着……
人们正苦于难以定夺时,总参的一位军代表披着绿色军大衣走了进来,急切地说:“总参派飞机查看了,唐山一片废墟!”
天渐渐亮了,不停地下着雨,大地还在不停地晃动。科技人员纷纷来到在4楼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上班。我参加了震情会商会,随时不停地用电话给新华社传稿,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工作到傍晚。看看天色已晚,好像余震也小些了,我想回社里休整一下再来,经请示社里,同意我回去休息。放下电话,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刚走到走廊里,突然,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晃得我东倒西歪,站也站不住了。
“老顾,进来,走廊危险!”国家地震局的负责人周锐冲我喊道。
刹那间,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是在大楼的4层,走廊里危险,难道房子里就安全吗?不过,我还是挣扎着走到了房间里,并且走到了阳台上。这时只见阳台上的石头栏杆就像轻盈的积木一样,上下摆动着,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这是当天傍晚发生在滦县商家林的7.1级地震的地震波,传到北京三里河一带时的晃动情景。
走是走不了了,经请示,领导叮嘱我继续呆在地震局里了解震情,随时用电话给总社传稿。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毛主席还在世。一天,从中南海传来指示说,毛主席要看有关“里氏震级”的资料,要地震局赶紧送去。科学家们说,所谓“里氏震级”,是指用美国地震学家克里特的名字命名的地震震级。当时毛主席虽然重病在身,但不仅在关注唐山大地震,而且还在研究这次大地震。
大地震过后,唐山余震不断。一个秋日,我随国家地震局的考察队去唐山现场采访。临行前,从唐山回来的人们一再叮嘱我们,身边一定要多带些大蒜,因为死人太多,空气里到处散发着刺鼻的臭味。
进入市区,所见所闻,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放眼望去,几乎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到处都是断垣残壁。一处处破屋顶扣在地上的瓦砾告诉人们:震前这里曾是房舍。
由于事先没有预报,这次地震使当地人死伤惨重,人们对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极为不满。因此,临行前我们被告知:千万不要说我们一行是国家地震局的工作人员,而说是党中央、国务院派下来救灾的……
我们在瓦砾堆里边走边看,在呛鼻的臭气中,听幸存者诉说地震发生时的情景。有人说,当时只听到一声巨响,白光闪过时,还以为是原子弹爆炸呢!有人说,有一家全部遇难的,有新婚之夜抱在一起双双遇难的……人们在极度悲伤的哭诉中,最为痛恨的是“棺材板”——盖房子用的预制水泥板。他们说,地震来时,这种砖混结构的房子,左右一晃,上下一颠,咔嚓一声,“棺材板”掉下来,就把人压成了肉酱。
人们带我们去唐山近郊察看时,只见铁路上的铁轨都被地震拧成了麻花形状,菜地里正在生长的青菜等,也被地光给烧焦了……
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的科技人员普遍感到思想上压力很大。这是因为,在这之前,辽宁省地震局曾经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因此,大家便认为中国已能预报地震了,盲目乐观了一阵子。而这次却未能预报。
专家们说,1976年六七月份,京津唐以及外围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突发性异常,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许多单位多次派人去现场调查核实。其中,河北省地震局派往唐山的6人地震地质考察小组在7.8级地震时不幸全部遇难。除现场考察外,各单位还频繁地会商,对1976年下半年的地震趋势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有震的估计,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但是,对于震级大小,以及何时何处发生地震,看法不一。预报的地震很分散,京西北、京津之间、津塘渤都曾被提到,一般估计震级4级至5级或5级左右;时间则更不确定。当时模糊地察觉有情况,但又看不准。
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北京会不会发生地震?北京城人心惶惶,人们都在露天活动。为此,年逾古稀的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等人,坐着吉普车亲自实地察看,分析震情。然后写出考察报告,对地震预报和预防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唐山地震后,北京地区目前还没有强烈地震的迹象,但应加强监视。因为北京过去是个地震区。
唐山大地震以后,北京地形地质勘测处的专家们,还根据北京城区建筑物受损的情况,编制出了北京市震害图。这对于以后的抗震防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采访地震台站的心灵震撼
大震的劫难,使人们对地震系统和地震工作者的不满,如同唐山大地震一样迸发出来。作为地震研究者,他们的心灵感受到了强烈震撼,以致过了许多年,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心情沉重。他们说总是带着一种负罪感在工作,仿佛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为了提高预报水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地震局紧紧抓住地震活动相对平静的有利时机,组织了200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地震预报方法清理攻关研究,随后又组织了由80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的地震预报实用化攻关研究。
经历了大震后的悲痛和地震工作的加强,中国地震台的建设情况怎样呢?地震研究工作者的生活、工作环境如何?带着这些问题,唐山大地震发生14年后,1990年的夏天,我和国家地震局的同志,从北京出发,沿着北京周围地区,行程2000多公里,访问了北京周边的地震台站。
我们首先采访的是涿县地震台,在绿树掩映下一处孤零零的院落里,台长姚一鸣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介绍说:“我们这个台站离涿县县城4公里,10年前在这里建台时,这里还是一片庄稼地。这里主要观测手段是地电、地磁、测震。全台共有10位科技人员,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采集数据,没有节假日。这里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采集第一手资料,给地震预报和科学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这里的人都是从二三十岁干起,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工作、生活条件艰苦,责任很大……”姚一鸣说条件艰苦,困难很多,恶劣天气,对他们的工作也是个挑战。1987年6月的一天,突然下起了多年未见的暴风雨,用于观测地电的电线杆出现了问题。于是全台冒雨出动抢修,从凌晨3点干到下午2点,连午饭都没有吃,靠这样的拼劲才把线路恢复好。
告别涿县地震台,我们又驱车来到易县五道河镇的易县地震台。1974年建在山坡上的这个台站,距离北京120公里,台长李兴津是个30来岁的年轻人,全台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九岁。李兴津介绍说:“1989年10月大同、阳高先后发生5.7级和6.1级地震,震前伸缩仪出现不规则的脉冲,可惜,主震我们没能及时报出去。不过余震报得很好。唉,真是上天容易入地难啊!”
前任台长王树华说:“我们13位大学生,当年是一个车拉到这个村子里来的。1975年正式建台。没有房子,没有电话,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边建台边报地震。预报地震,资料连续性很重要。唐山大地震前,这个台的连通管倾斜越来越厉害,我们因为没有电话,只好用明码电报发给天津测量队,报告京津唐地区可能有较大地震。28日电报到传达室,但这天凌晨唐山就地震了。”
从事野外观测的人们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好女不嫁测绘郎,一年在家守空房。好不容易盼回来,抱着一堆破衣裳”。易县地震台站负责人说,台站的年轻人找对象很困难,大家正在帮山洞组组长罗三明找对象。罗三明是武汉测绘学院毕业过来的。大家帮他在城里找了几个姑娘,可是一听说他在台站工作,人家都不干了。大家也正在帮其他年轻人找对象,否则台站是留不住年轻人的。李兴津告诉我们:“我们人在台站工作,户口在天津,上有老,下有小。地震就是命令,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个人困难事小,但是若能给我们解决后顾之忧,比如国家对台站人员采取轮换、优惠的措施,合理解决子女入学、就业问题,就会更有利于地震预报队伍的稳定。”
然后,我们来到海拔1500米的陕西省灵丘地震台。台长宋加林告诉我们:“我们台是1970年选建的,主要搞测震、观测地形变化。现在,最头痛的是农民开山放炮,这影响到检测的准确性。因此,一放炮我们就上山,坐在炮口上,向农民宣传地震观测的重要性:‘你放炮,开山卖石头,只能你个人挣钱,观测地震是关系到大家安危的事,你们得考虑大家的事情’。”随后,宋台长带我们走到正在不停地记录地震信息的滚动轴前说:“每天换一次图纸,24小时值班,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不能有侥幸思想,稍一疏忽,就捕捉不到地震的信息。”
随后,我们还采访了河北兴隆的形变站、宝坻地震台、西拨子地震台等。从所了解到的情况,我发现所有地震台都地处偏僻,工作辛苦,经费紧张,但他们依然对工作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在那偏僻的山沟里,在那潮湿的山洞中,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给我们心灵以很大的震动。
我们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是秦皇岛地震局。他们这个首都圈的外围单位已经建立起了测震的遥测台网,有1个主台,5个子台,目的是监测秦皇岛及邻区的地震活动。这个局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能建立台网,是因为除了国家拨款外,市政府给了将近一半的经费,市长亲自过问台站的工作。我听后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经验是否值得各地震台站所在地政府重视和学习呢?
这次采访结束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脑海中一直想着:人人关心有无地震,希望震前能有预报。可是,人们怎么会想到从事地震预报研究人员的艰辛呢。如果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能够不断得到改善,也许更有助于地震预报的突破,恐怕到那时人们对地震才能“有恃无恐”,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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