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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涵蕴着丰厚的中性思维的思想资源，要善于发掘这种中性智慧，使之发扬光大，增宏今天的社会生活，使社会更富于弹性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对于我们的当代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性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放松心灵、缓解社会紧张、葆有平常心具有直接的人生启示，需要我们很好的予以发扬光大和借鉴。
中性智慧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
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为丰厚的资源，亦可说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将其升华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成为“中道”，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把中庸称为“至德”，这既说明他把中庸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也说明中庸是他的哲学基础。他反对“过”与“不及”，认为要在“过”与“不及”的两极之间把握一个适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他反对过分的拘泥，坚决拒绝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的极端行为；而且，孔子还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之为“君子而时中”。孔子的这种倡导，也这正是中性思维的基本要求。
统揽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性思维贯穿于各个层面：“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等等，孔子的中庸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庸》作为秦汉之际的作品，以孔子思想为底色又大量吸收易学思想，对于中性智慧又做了深入的阐发。《中庸》一书重点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中庸的基本原则就是“允执厥中”。“允执”就是平心静气、静观执守、不离自性，“中”是天性的所在地、精神的集中点。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
中性智慧的精义在于克服两极对立思维，达到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均调，它不提倡感情的过分激烈与外露。不论是内在的思想理论，还是外化的审美实践，都崇尚含蓄、适度、克制，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达到主体人格的完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性思维在中华文化精神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和”的价值追求。“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目标，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和”的理念去认识自然。如《易经·乾卦》上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依据自然规律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要融合，即走向太和；二是以“和”的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如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三是把“和”的理念作为一种辩证方法。如《易经》讲“一阴一阳谓之道”，宋代哲学家张载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凡此等等，所强调的都是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如此才能发生变化、促成和谐；四是以“和”的标准去处世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的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人与人之间重减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
当代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中，我们要善于发掘这种中性智慧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涵蕴着丰厚的中性思维的思想资源，我们在当代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中，我们要善于发掘这种中性智慧，使之发扬光大，增宏今天的社会生活，使社会更富于弹性。
在当今时代，应该增弘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时代精神，以中道情怀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与矛盾，以公心处事，谋求诚信与和睦的交往，以实力彰显贤能，摆脱无谓与无聊的争执，大家各行其是。正如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抵达“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从生活世界的理想旨归角度来看，中性智慧企及日常生活中文明秩序的构建，使可能的对抗在适中的文明秩序面前转化为对话。失去“友谊”的竞赛丝毫不值得称道，因为缺失“贵在参与”的其乐融融的人文景观，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同样如此。我们不能在人生的竞技场上盲目地追逐，而无视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代价。
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也就是要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事物，把握其发展态势。
中性智慧是在承接中外传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延伸出的现代人的生存哲学追求
不难看出，中性智慧是在承接中外传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延伸出的现代人的生存哲学追求，这种智慧所着眼于主体生存发展的全体性，其基本价值诉求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它立足于建设，自觉寻找事物的平衡支点，去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对象世界，尤其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和共生共存；
其次，在人生态度上，中性智慧倡导积极的人生，要超越浮躁与迷茫的功利心态，在对日常生活多重感知与审慎思辨的过程中敞开本然之心，以通达天地之境界，提升人生的质量；
第三，在行为方式上，它强调避免极端的行径，以中道之智慧践行于日常生活世界，与他者展开和谐的交往与对话，去解决因极端思维方式而导致的现实问题。
总之，中性智慧是一种生成智慧而不是完成智慧，它不拘泥于思维向度的某种具体规定性，超越日益技术化的生活流程与程式化的思维僵滞，在思维方式、人生态度、行为方式三重维度上确立和谐、适当与豁达的人生境界。
中性智慧提倡人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以平常心把握事物的本质，平稳持续地推动社会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当科学发展意识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均衡协调地处理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问题，避免无视代价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负增长。当代企业管理同样要建立符合中性智慧的文化价值观，充分考虑市场的变化，以双赢心态与经济伙伴合作，而非以武断冒进的态度遭遇发展的困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自觉地以“贵和”、“执中”的态度促进改革与发展事业的完善。特别是形成适应和谐社会的文化心态，以中性智慧的思维方式审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探求文化实践层面的“视域融合”，融洽对话。
延伸阅读
唐太宗的弹性处事方式
“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对于我们的当代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性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放松心灵、缓解社会紧张、葆有平常心具有直接的人生启示，需要我们很好的予以发扬光大和借鉴。
中性智慧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
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为丰厚的资源，亦可说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将其升华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成为“中道”，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把中庸称为“至德”，这既说明他把中庸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也说明中庸是他的哲学基础。他反对“过”与“不及”，认为要在“过”与“不及”的两极之间把握一个适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他反对过分的拘泥，坚决拒绝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的极端行为；而且，孔子还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之为“君子而时中”。孔子的这种倡导，也这正是中性思维的基本要求。
统揽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性思维贯穿于各个层面：“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等等，孔子的中庸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庸》作为秦汉之际的作品，以孔子思想为底色又大量吸收易学思想，对于中性智慧又做了深入的阐发。《中庸》一书重点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中庸的基本原则就是“允执厥中”。“允执”就是平心静气、静观执守、不离自性，“中”是天性的所在地、精神的集中点。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
中性智慧的精义在于克服两极对立思维，达到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均调，它不提倡感情的过分激烈与外露。不论是内在的思想理论，还是外化的审美实践，都崇尚含蓄、适度、克制，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达到主体人格的完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性思维在中华文化精神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和”的价值追求。“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目标，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和”的理念去认识自然。如《易经·乾卦》上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依据自然规律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要融合，即走向太和；二是以“和”的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如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三是把“和”的理念作为一种辩证方法。如《易经》讲“一阴一阳谓之道”，宋代哲学家张载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凡此等等，所强调的都是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如此才能发生变化、促成和谐；四是以“和”的标准去处世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的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人与人之间重减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
当代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中，我们要善于发掘这种中性智慧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涵蕴着丰厚的中性思维的思想资源，我们在当代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中，我们要善于发掘这种中性智慧，使之发扬光大，增宏今天的社会生活，使社会更富于弹性。
在当今时代，应该增弘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时代精神，以中道情怀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与矛盾，以公心处事，谋求诚信与和睦的交往，以实力彰显贤能，摆脱无谓与无聊的争执，大家各行其是。正如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抵达“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从生活世界的理想旨归角度来看，中性智慧企及日常生活中文明秩序的构建，使可能的对抗在适中的文明秩序面前转化为对话。失去“友谊”的竞赛丝毫不值得称道，因为缺失“贵在参与”的其乐融融的人文景观，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同样如此。我们不能在人生的竞技场上盲目地追逐，而无视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代价。
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也就是要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事物，把握其发展态势。
中性智慧是在承接中外传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延伸出的现代人的生存哲学追求
不难看出，中性智慧是在承接中外传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延伸出的现代人的生存哲学追求，这种智慧所着眼于主体生存发展的全体性，其基本价值诉求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它立足于建设，自觉寻找事物的平衡支点，去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对象世界，尤其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和共生共存；
其次，在人生态度上，中性智慧倡导积极的人生，要超越浮躁与迷茫的功利心态，在对日常生活多重感知与审慎思辨的过程中敞开本然之心，以通达天地之境界，提升人生的质量；
第三，在行为方式上，它强调避免极端的行径，以中道之智慧践行于日常生活世界，与他者展开和谐的交往与对话，去解决因极端思维方式而导致的现实问题。
总之，中性智慧是一种生成智慧而不是完成智慧，它不拘泥于思维向度的某种具体规定性，超越日益技术化的生活流程与程式化的思维僵滞，在思维方式、人生态度、行为方式三重维度上确立和谐、适当与豁达的人生境界。
中性智慧提倡人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以平常心把握事物的本质，平稳持续地推动社会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当科学发展意识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均衡协调地处理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问题，避免无视代价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负增长。当代企业管理同样要建立符合中性智慧的文化价值观，充分考虑市场的变化，以双赢心态与经济伙伴合作，而非以武断冒进的态度遭遇发展的困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自觉地以“贵和”、“执中”的态度促进改革与发展事业的完善。特别是形成适应和谐社会的文化心态，以中性智慧的思维方式审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探求文化实践层面的“视域融合”，融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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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弹性处事方式
“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