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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过去的印象不复存在，人们的看法已经发生转变。这个正在成长起来的经济巨人既让人为之着迷，又让人感到害怕。经济学家们的看法不足为怪：他们认为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子其实跟发生‘9·11’事件的9月11日同样重要。”法国《世界报》曾刊登文章这样描述中国的经济发展。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以近10年为例，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4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稳步提升，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欣赏与敌视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自然吸引着世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国家的媒体把对华报道的重点转移到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统计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至2010年的对华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的报道量在其对华报道的总量中排第一，占31.4%（见右图）。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让西方国家眼花缭乱，一些国家开始对意识形态与其有别的中国的崛起有了各种猜测。西方舆论从最初的感兴趣、欣赏，转变为蔑视，有的甚至公开敌视，“中国威胁论”喧嚣尘上。
2011年2月，法国《论坛报》前主编、现《世界报》编辑部主任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Eric Izraelewicz）的著作《中国的傲慢》一书出版，作者认为中国在经过快速发展后，其自我审视的态度已从自信到了傲慢。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已成为—个傲慢的经济强国，它开始报复，有意向世界强加中国标准，如在大学评级领域使用上海标准，在金融领域使用其比西方还严格的信用评级标准，在国外到处设立孔子学院，在政治领域推进“亚洲价值观”等。此外，该书还批评中国不履行国际义务，如在气候问题上坚持维护自己利益，在G20会议上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等。
而就在2005年，伊兹拉莱维奇还在其著作《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一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书中流露出作者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的极大兴趣。
这两本书在法国舆论界引发了巨大反响，激发了法国各界有关中国发展议题的广泛争论。作者在两本书中体现出对中国视阈的反差，从侧面反映出，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承认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乐见中国这样快速发展下去。
担心缘何而来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不一致的，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近期西方世界各方面描述中国的关键词，多是“自信”（assertiveness）、“进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胁”（threat）等，这些都具有负面意义。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总结了担心、抨击、唱衰中国的人士所表达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全球威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增长已明显变得反常，比如政治与经济转变的脱节。
为什么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让西方感到不知所措？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固有的偏见。海因茨·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在《黄祸论》中写道：“过去和现在都把经济方面的状况用比较普遍的‘黄祸’的提示作底色。”吴建民先生认为，西方习惯用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固有模式来预测中国的发展。“人们拿前苏联套中国，前苏联强大起来后，去搞霸权。苏联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你为什么不会？这就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
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势必会打破现有世界的经济格局，经济利益是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利益格局的改变自然会让原来的主导者不悦。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如此庞大国家崛起的先例，外界对中国的担忧会因此越来越甚。自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依旧，而西方多国一蹶不振，更使得西方自信心受到负面影响。
郑永年先生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延缓，西方的担忧也是西方的心理调整问题，不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很大的责任来创造条件，使西方理解自己。
如何诠释中国经济
中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改善国家形象，传播自己的经济发展理念，让西方接受。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强势，为其输出价值标准、预设立场、设立评价体系、形成话语霸权打下了基础。多年来，西方国家通过媒体的内外传播，已经构建起了关于中国形象的一张“网”，尤其在欧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形象的塑造方面，西方媒体传递的“嘘声”远远大于“掌声”。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真实、生动、多元的中国经济形象构建，需要中国主动积极地实现“话语突围”，打破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建立相对公允的对话平台。
近些年，我国的对外传播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以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主的立体对外报道格局，建立起了以中国外文局、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英文版、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等为主的对外报道机构。这为向世界诠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但是，目前中国的对外经济报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自说白话”的报道方式和世界脱轨。中国对外经济报道的传播声音较一致，且宣传味过重，常常报喜不报忧。国内大多数媒体在进行对外经济报道时，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同国家的受众特点和文化习俗不甚了解，找不到或故意回避不同国家受众的关注焦点。
其次，利用新媒体对外报道中国经济的意识还不强。在各种新媒体相继出现、发挥功效的今天，中国对外经济报道的途径仍显单调，除了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之外，并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博客、微博（facebook，twitter）等新媒体的潜能。
最后，国内媒体的国际传播力有待提升。目前，中国媒体的话语权和话语影响力还不能扩展至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传播力（至少包括新闻的到达度和接受度）反而不如远在异国的国外媒体。中国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建设和国际公信力有待提高。
未来，要想更好地向世界诠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形象，中国媒体应该对传播策略有所思考，特别是要注意对外经济报道方式方法。
第一，对外经济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及时、客观、真实，尤其是经济领域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西方媒体，尤其是对中国崛起有偏见的媒体，看问题时喜欢捕风捉影，如果国内媒体对突发经济事件报道不及时、不客观，不能深入地解析现象背后的问题并主动引导舆论，则会让西方媒体有更多从他们自身立场误读的空间。
第二，对外经济报道中要突出“经济符号”，弱化“政治符号”。媒体要善于巧妙地将政治元素融入对外经济报道之中，改变过于直白、刻板的报道方式，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主张和观念。
第三，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影响，使互联网、微博等传播媒介成为对外经济报道的重要渠道。互联网传播已渐渐超越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成为现代人了解信息、传播观点的主要方式。它传播迅速、传播氛围自由的特点使其成为公众发表个人见解、评论时事的主要场所。中国要拓宽传播渠道，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使每个公民都能成为自己身边经济生活的报道者。树立良好的经济形象，公民和社会团体同样肩负着责任。
（作者系《国家电网》杂志记者）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以近10年为例，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4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稳步提升，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欣赏与敌视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自然吸引着世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国家的媒体把对华报道的重点转移到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统计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至2010年的对华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的报道量在其对华报道的总量中排第一，占31.4%（见右图）。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让西方国家眼花缭乱，一些国家开始对意识形态与其有别的中国的崛起有了各种猜测。西方舆论从最初的感兴趣、欣赏，转变为蔑视，有的甚至公开敌视，“中国威胁论”喧嚣尘上。
2011年2月，法国《论坛报》前主编、现《世界报》编辑部主任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Eric Izraelewicz）的著作《中国的傲慢》一书出版，作者认为中国在经过快速发展后，其自我审视的态度已从自信到了傲慢。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已成为—个傲慢的经济强国，它开始报复，有意向世界强加中国标准，如在大学评级领域使用上海标准，在金融领域使用其比西方还严格的信用评级标准，在国外到处设立孔子学院，在政治领域推进“亚洲价值观”等。此外，该书还批评中国不履行国际义务，如在气候问题上坚持维护自己利益，在G20会议上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等。
而就在2005年，伊兹拉莱维奇还在其著作《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一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书中流露出作者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的极大兴趣。
这两本书在法国舆论界引发了巨大反响，激发了法国各界有关中国发展议题的广泛争论。作者在两本书中体现出对中国视阈的反差，从侧面反映出，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承认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乐见中国这样快速发展下去。
担心缘何而来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不一致的，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近期西方世界各方面描述中国的关键词，多是“自信”（assertiveness）、“进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胁”（threat）等，这些都具有负面意义。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总结了担心、抨击、唱衰中国的人士所表达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全球威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增长已明显变得反常，比如政治与经济转变的脱节。
为什么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让西方感到不知所措？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固有的偏见。海因茨·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在《黄祸论》中写道：“过去和现在都把经济方面的状况用比较普遍的‘黄祸’的提示作底色。”吴建民先生认为，西方习惯用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固有模式来预测中国的发展。“人们拿前苏联套中国，前苏联强大起来后，去搞霸权。苏联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你为什么不会？这就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
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势必会打破现有世界的经济格局，经济利益是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利益格局的改变自然会让原来的主导者不悦。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如此庞大国家崛起的先例，外界对中国的担忧会因此越来越甚。自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依旧，而西方多国一蹶不振，更使得西方自信心受到负面影响。
郑永年先生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延缓，西方的担忧也是西方的心理调整问题，不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很大的责任来创造条件，使西方理解自己。
如何诠释中国经济
中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改善国家形象，传播自己的经济发展理念，让西方接受。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强势，为其输出价值标准、预设立场、设立评价体系、形成话语霸权打下了基础。多年来，西方国家通过媒体的内外传播，已经构建起了关于中国形象的一张“网”，尤其在欧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形象的塑造方面，西方媒体传递的“嘘声”远远大于“掌声”。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真实、生动、多元的中国经济形象构建，需要中国主动积极地实现“话语突围”，打破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建立相对公允的对话平台。
近些年，我国的对外传播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以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主的立体对外报道格局，建立起了以中国外文局、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英文版、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等为主的对外报道机构。这为向世界诠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但是，目前中国的对外经济报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自说白话”的报道方式和世界脱轨。中国对外经济报道的传播声音较一致，且宣传味过重，常常报喜不报忧。国内大多数媒体在进行对外经济报道时，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同国家的受众特点和文化习俗不甚了解，找不到或故意回避不同国家受众的关注焦点。
其次，利用新媒体对外报道中国经济的意识还不强。在各种新媒体相继出现、发挥功效的今天，中国对外经济报道的途径仍显单调，除了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之外，并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博客、微博（facebook，twitter）等新媒体的潜能。
最后，国内媒体的国际传播力有待提升。目前，中国媒体的话语权和话语影响力还不能扩展至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传播力（至少包括新闻的到达度和接受度）反而不如远在异国的国外媒体。中国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建设和国际公信力有待提高。
未来，要想更好地向世界诠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形象，中国媒体应该对传播策略有所思考，特别是要注意对外经济报道方式方法。
第一，对外经济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及时、客观、真实，尤其是经济领域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西方媒体，尤其是对中国崛起有偏见的媒体，看问题时喜欢捕风捉影，如果国内媒体对突发经济事件报道不及时、不客观，不能深入地解析现象背后的问题并主动引导舆论，则会让西方媒体有更多从他们自身立场误读的空间。
第二，对外经济报道中要突出“经济符号”，弱化“政治符号”。媒体要善于巧妙地将政治元素融入对外经济报道之中，改变过于直白、刻板的报道方式，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主张和观念。
第三，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影响，使互联网、微博等传播媒介成为对外经济报道的重要渠道。互联网传播已渐渐超越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成为现代人了解信息、传播观点的主要方式。它传播迅速、传播氛围自由的特点使其成为公众发表个人见解、评论时事的主要场所。中国要拓宽传播渠道，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使每个公民都能成为自己身边经济生活的报道者。树立良好的经济形象，公民和社会团体同样肩负着责任。
（作者系《国家电网》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