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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9月2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日报社、省军区政治部、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共同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上,我省社科界、理论界、党史界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倾心交流,从不同角度追忆了抗战历史,总结抗战胜利的经验与启示。大家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与会同志表示,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座谈会活动,回顾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品味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对于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和动员全省人民为促进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刊特辟专栏,摘登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民族大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捍卫生存权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以往历次反侵略战争多以失败的中国割地赔款告终,而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的日本入侵,旨在吞并全中国,决非割地赔款所能了结。因而,没有哪一次国难像这次这样深重,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很快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共识。
抗日战争促进的民族觉醒是最为深刻、最为广泛的觉醒,并以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爱国精神的焕发、增强与弘扬为主旋律。在抗日战争中,只有地区的沦陷,没有地区的割让;只有地区的积极支前,没有地区的隔岸观火。未被日军占领的各省区,包括新疆、西藏在内,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各自贡献。没有一个民族投敌,各个民族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没有一个阶级、阶层投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抗战的主力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抗战,始终坚持在抗战阵营里;没有一个党派投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亦是抗战的重要力量,其他党派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军队或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整体投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都热心关注、实际支持国内的抗战。
在空前民族觉醒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抗战前,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10年的血战。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新军阀则派系林立,互不统属,互相矛盾,混战层出不穷。然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战开始后,抗日救国高于一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实现了阶级合作、党派合作、军队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日景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散布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均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在抗战中建立的其他边区政府都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经过整编,也都统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整体上看,整个中国在军政方面做到了统一。虽然阶级之间、党派之间、军队之间有过摩擦和冲突,但只是暗流,不是主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
全民族的敌人必须用全民族的力量去抗拒。一个全面觉醒的民族、一个实现了大团结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正是抗日战争有别于以往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根本之所在,更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的决定因素之所在。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沈谦芳)
江西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65年前的江西,既是抗日战争的前方,又是抗日战争的后方,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习、研究江西抗战的历史,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六七月间,周恩来两上庐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庐山也因此成为国共合作的倡议地和和谈圣地。而蒋介石一方面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反共事端,削弱抗日力量,在江西就发生了毒害黄道、“吉泰赣惨案”等亲痛仇快的事件,这也说明中共是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
二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抗战8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组织大规模会战22次,江西境内就有赣北、南昌、上高、浙赣4次会战,其中德安万家岭大捷被叶挺赞为“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不朽”。这些会战阻挡了日军西进的步伐,有效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和江西的大部分国土。
三是江西民众抗日的风起云涌。抗战伊始,江西很快掀起抗日救亡浪潮,随着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沦陷,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赣籍文化名人如许德珩、王造时、夏征农等深入江西城乡,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动员抗战。从十年内战到抗战八年,江西人口减少一半,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
四是战时江西高等教育的崛起。江西在战火中创办了中正大学和中正医学院等一批大学,汇聚了胡先骕、雷洁琼等数百名著名教授,不仅为战时也为新中国建设培育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像去年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被称为“心脏病学之父”的中山医院心内科陈灏珠教授,就是1943年入学的中正医学院毕业生,他们班30个人就出了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研究西南联合大学一样,总结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办学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求解“钱学森之问”,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现实意义。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抗战历史,才能正确地告诉未来。我们曾经比较多地关注中共抗战史,而较少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比较多地关注新四军、上饶集中营等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而较少关注4大会战等遗址的开发与利用;比较多地关注抗战军政问题,而较少研究经济文化教育问题。抗日战争是一部伟大悲壮的英雄史诗,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本对全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争取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和更大的作为,这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
(原省科技厅厅长、研究员 李国强)
爱国主义激情迸发的胜利狂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在各地出现盛大的全民狂欢,构成一幅奔涌豪放的爱国主义画卷。研究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应当深化对全民胜利狂欢历史的记述。
8月10日揭开了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大幕,在全国各地涌现的狂欢情景,是胜利具象的真实表露。从1945年8月起,中国人民经历了3次胜利大狂欢,特别是我们的狂欢,是从8月10日而不是现在一般说的15日开始的。中国和美国的记者以生动的笔触,详细记录了重庆、上海、台湾等中国各大城市和延安8月10日的彻夜狂欢情景,读来令人感慨。这些狂欢的场面,构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内容,是胜利的记录、人性的活现、历史的内涵、生命的灵动,实在不可忽视。
抗战胜利的狂欢,是等待百年、积蓄百年的爆发式胜利狂欢,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抗日战争是近代一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的胜利,既是8年来人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的结束,更是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历史的结束,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高扬的标志。一百年来外国列强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中国人可以说是憋屈了一百年,奋争了一百年,终于赢得了战胜外侮的伟大胜利,人民心中那种欢快的心情,那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确实无法用笔墨来形容。因此,写好这个胜利史,也就是写好民族心灵史、民族精神史和民族解放史。
抗战胜利时的狂欢,是中国人民对抗战成果的尽情品尝,更是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充分表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抗击的日本的兵力最多。据权威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日军历年投入中国战场的陆军,平均每年占其全国陆军总数的76.4%,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数目最大。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和主力军之一。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得到了举世公正人士的肯定。但也几乎从日本投降起,一直有人对中国在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贡献认识不清。写好全民的胜利狂欢,也是对这种模糊不清认识的澄清,是对中国重大贡献和整体形象的维护。
所以,全民族欢庆抗战胜利的真实场景,是抗战历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从中看到民族的品格、人民的心理、胜利的具象、爱国的精神,缺少了这些,历史才真是不完整的。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枢纽”,这其中当然应当包括欢庆胜利带来的民族精神的高涨、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何友良)
弘扬伟大抗日战争精神 忠实履行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形成、培育、发展了人民军队的许多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对部队来说,不仅要铭记历史教训,缅怀丰功伟绩,更要以史为鉴,不断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弘扬抗战精神转化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实际行动,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革命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当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铸牢军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坚定官兵的政治信念和远大理想,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基础。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不断深化和拓展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会面临人人宰割的危险。保持一支高度警惕的强大军队,比什么都重要。我省是南京战区的战略腹地,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以作战任务任务为牵引,统筹抓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完成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必须注重发挥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潜力大、后劲足的优势,完善国防动员体系,提升国防动员能力,优化民兵组织规模和力量布局,建设一支平时能应急、战时能应战的强大后备力量;必须坚持把军事斗争准备作为党管武装工作的重心,合力解决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为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始终紧密军民的血肉联系,在加快江西崛起中实现兴赣与强兵的统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军民以劣势装备与具有较高战术素养和精良武器装备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却能赢得最终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和人民鱼水相依、患难与共。在和平年代,无论是部队过境演练或驻训演习,还是执行抗灾救灾任务,我省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大力支持,像当年支援抗战那样支援部队。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弘扬抗战精神,更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服务人民的宗旨,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为国兴利,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更好更快地实现兴赣与强兵的统一。
(江西省军区政治部)
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太地区,中国是主战场,遭日寇残杀的中国人民高达3500多万。我作为当年新四军的一名16岁的小鬼,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大战火的洗礼,对战争的罪恶和残酷深有领教。如今我能幸存地活到82岁,并能坐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及抗日胜利65周年的座谈会上,心情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日本法西斯曾狂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当民族危亡处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日寇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双重夹击下,尾首不能相顾。有一事令我终身难忘:1945年12月19日,日本已宣布投降近4个月,但还有一群驻守在苏中高邮城的日本独立第90旅团,受蒋介石指使拒不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当我新四军冲进日军司令部的时刻,一个典型的法西斯——该旅团司令岩奇大佐,他还全副武装挎着指挥刀傲慢地说:天皇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中国境内我们没有失败,要不是苏联打进东北和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单与贫穷落后的中国军队较量,你们是打不过我们的……但当枪口对准他,问他想不想活着回日本时,他才放下指挥刀表示投降。
是的,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诚然加速了日本的失败和投降,但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的日本兵力,使他不能分兵北攻苏联,往南达到其侵略意图,难道不是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可贵的支援吗!如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归功于美、苏,是极不公平的。海外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著,对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很少提及,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鼠目寸光。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唯一主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0%,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伤133万多人,占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总人数190多万的70%,粉碎了他分兵欧、美战场的梦想。单说高邮7天7夜的血战,我华中新四军就全歼日军独立第90旅团1100多人,活捉日军891人,加上外围阻击共围歼日、伪军将近1万人,是苏中地区我所参加消灭日寇最多的一次大仗。
此时此刻,更让我想起一个已被战败的日军大佐临放下武器前的一席法西斯狂言,再联想近年来小小的钓鱼岛一直不太平、什么“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军力报告”……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不禁令我沉重思考:帝国主义阴魂至今不散,我们要谨防死灰复燃;我们如今虽国富兵强,但仍需牢记抗战历史,继续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时刻准备着。
(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葛 华)
我党无愧于全国抗战精神领袖称号
中央苏区不仅是共和国的摇篮,是我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造就大批治国精英的实验基地,也是我党公开举起抗日旗帜、准备抗战并逐渐实现领导抗战的重要起点。
党在中央苏区率先举起抗日大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接连通过《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3个决议。决议号召,“罢工、罢课、罢操、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针对日本重大侵华行动,作出了20余项决议。值得关注的是,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郑重声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党在中央苏区进行了艰苦的抗战准备。一是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成功实现战略转移,从而保存了抗日的先锋队组织。二是切实推进全方位的抗战动员工作。苏区党政军群的各级机构坚决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决议案的精神,尤其是借助俱乐部列宁室这一在中央苏区覆盖面最广、渗透性最强的综合性基层组织,经常性的开展关于抗战的演讲、墙报、歌谣等活动,最大限度把苏区军民组织动员了起来。三是利用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巧妙地传播抗日意识。苏区的抗日宣传与动员活动大多选择了演话剧、编歌谣、作漫画、写标语等直观的文艺表演形式,同时还特别注意文艺表演内容的通俗化,语言的本地化与口语化,大大强化了苏区军民的抗战意识。
党在中央苏区的抗战准备初步奠定了其全国抗战领导地位的基础。党在苏区的抗战准备绝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单纯的宣传策略,是武装割据的幌子。苏区的抗战准备是偏重于精神层面的战争动员,最大的特点是争取苏区军民之心,即从最基层的根底做起,争取把每一位群众吸收到抗日活动当中来;从最细微处入手,努力用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增强感染力;从最长远的目的考虑,把抗日内容渗透到各级各类教材当中。
事实表明,我党无愧于全国抗战精神领袖之称号,其根基始于苏区的抗战准备。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陈始发)
制度化安排抗战纪念活动
9月3日,是中国政府纪念抗战胜利的法定纪念日。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日子,却鲜有人知。有一位重点中学的历史教师,曾在自己所教的高中班上和办公室就此做过调查,结果无一人能准确回答出这个日子。一些海外学者和媒体也常常将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与日本宣布停战日相混淆。
65年来,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我国都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如1965、1975、1985、1995、2005年,而以1965年胜利20周年、1995年胜利50周年、2005年胜利60周年最为隆重,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但其他年份,大多只是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或者举办学术研讨会。即使是那几次隆重的纪念活动,也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会讲话,活动内容较少,公众参与率较低,缺乏广泛的社会影响。
与我国相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对这种纪念日更为重视,纪念活动更加制度化。例如,以色列每年4月“大屠杀纪念日”,总统、总理讲话,上午十时全国鸣笛两分钟。韩国每年3月1日反日独立运动纪念日、6月6日祭奠英烈的显忠日、8月15日光复节都是全国纪念,总统讲话,遍插国旗。俄罗斯每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集会、游行;6月22日德国入侵纪念日,全国下半旗,全天停止娱乐活动,总统讲话、献花,全境默哀一分钟。甚至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战败者日本,每年都在8月15日“终战纪念日”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会”,政府机关降半旗,体育比赛停止。
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值得纪念。因为,在战争中,中国的损失最大、作出的民族牺牲最多。仅就人员伤亡来说,1937年后,侵华日军杀害的平民就高达3000万以上;中国军人伤亡近500万人。中国人民的抗战时间最长,作战最英勇。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歼灭日军154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
所以,无论是从受害者还是从胜利者的角度看,中国最有资格、最应理直气壮、最应大张旗鼓地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每年的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我们都应举办隆重的庆祝大会;各类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主要城市集中施放烟花。不仅如此,每年的9月18日、7月7日、12月13日,也都应该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同时,全国鸣警报、降半旗,国民肃立默哀。尤其重要的是,要让这种高规格、大规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制度化。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纪念先烈、告慰英灵,进一步增进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从而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汤水清)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拯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这种中流砥柱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相反,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到达陕北后不久,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共影响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主张抗日。在中共的推动和压力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及时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指明了道路,提供了基本保证。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汪精卫集团大肆宣扬“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结果他们投降日本,做了汉奸;蒋介石集团则叫嚣“速胜论”,认为只要再打几个月就可以解决战争问题,结果正面战场节节溃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等著作,及时提出了持久战战略,以指导全民族的抗战。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全国抗战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主要力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战争的战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处于主导地位。一直到抗战胜利,抗日根据地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是抗日的中坚和主要力量,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万振凡)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民族大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捍卫生存权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以往历次反侵略战争多以失败的中国割地赔款告终,而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的日本入侵,旨在吞并全中国,决非割地赔款所能了结。因而,没有哪一次国难像这次这样深重,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很快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共识。
抗日战争促进的民族觉醒是最为深刻、最为广泛的觉醒,并以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爱国精神的焕发、增强与弘扬为主旋律。在抗日战争中,只有地区的沦陷,没有地区的割让;只有地区的积极支前,没有地区的隔岸观火。未被日军占领的各省区,包括新疆、西藏在内,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各自贡献。没有一个民族投敌,各个民族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没有一个阶级、阶层投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抗战的主力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抗战,始终坚持在抗战阵营里;没有一个党派投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亦是抗战的重要力量,其他党派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军队或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整体投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都热心关注、实际支持国内的抗战。
在空前民族觉醒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抗战前,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10年的血战。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新军阀则派系林立,互不统属,互相矛盾,混战层出不穷。然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战开始后,抗日救国高于一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实现了阶级合作、党派合作、军队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日景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散布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均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在抗战中建立的其他边区政府都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经过整编,也都统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整体上看,整个中国在军政方面做到了统一。虽然阶级之间、党派之间、军队之间有过摩擦和冲突,但只是暗流,不是主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
全民族的敌人必须用全民族的力量去抗拒。一个全面觉醒的民族、一个实现了大团结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正是抗日战争有别于以往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根本之所在,更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的决定因素之所在。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沈谦芳)
江西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65年前的江西,既是抗日战争的前方,又是抗日战争的后方,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习、研究江西抗战的历史,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六七月间,周恩来两上庐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庐山也因此成为国共合作的倡议地和和谈圣地。而蒋介石一方面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反共事端,削弱抗日力量,在江西就发生了毒害黄道、“吉泰赣惨案”等亲痛仇快的事件,这也说明中共是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
二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抗战8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组织大规模会战22次,江西境内就有赣北、南昌、上高、浙赣4次会战,其中德安万家岭大捷被叶挺赞为“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不朽”。这些会战阻挡了日军西进的步伐,有效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和江西的大部分国土。
三是江西民众抗日的风起云涌。抗战伊始,江西很快掀起抗日救亡浪潮,随着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沦陷,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赣籍文化名人如许德珩、王造时、夏征农等深入江西城乡,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动员抗战。从十年内战到抗战八年,江西人口减少一半,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
四是战时江西高等教育的崛起。江西在战火中创办了中正大学和中正医学院等一批大学,汇聚了胡先骕、雷洁琼等数百名著名教授,不仅为战时也为新中国建设培育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像去年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被称为“心脏病学之父”的中山医院心内科陈灏珠教授,就是1943年入学的中正医学院毕业生,他们班30个人就出了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研究西南联合大学一样,总结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办学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求解“钱学森之问”,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现实意义。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抗战历史,才能正确地告诉未来。我们曾经比较多地关注中共抗战史,而较少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比较多地关注新四军、上饶集中营等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而较少关注4大会战等遗址的开发与利用;比较多地关注抗战军政问题,而较少研究经济文化教育问题。抗日战争是一部伟大悲壮的英雄史诗,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本对全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争取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和更大的作为,这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
(原省科技厅厅长、研究员 李国强)
爱国主义激情迸发的胜利狂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在各地出现盛大的全民狂欢,构成一幅奔涌豪放的爱国主义画卷。研究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应当深化对全民胜利狂欢历史的记述。
8月10日揭开了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大幕,在全国各地涌现的狂欢情景,是胜利具象的真实表露。从1945年8月起,中国人民经历了3次胜利大狂欢,特别是我们的狂欢,是从8月10日而不是现在一般说的15日开始的。中国和美国的记者以生动的笔触,详细记录了重庆、上海、台湾等中国各大城市和延安8月10日的彻夜狂欢情景,读来令人感慨。这些狂欢的场面,构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内容,是胜利的记录、人性的活现、历史的内涵、生命的灵动,实在不可忽视。
抗战胜利的狂欢,是等待百年、积蓄百年的爆发式胜利狂欢,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抗日战争是近代一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的胜利,既是8年来人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的结束,更是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历史的结束,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高扬的标志。一百年来外国列强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中国人可以说是憋屈了一百年,奋争了一百年,终于赢得了战胜外侮的伟大胜利,人民心中那种欢快的心情,那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确实无法用笔墨来形容。因此,写好这个胜利史,也就是写好民族心灵史、民族精神史和民族解放史。
抗战胜利时的狂欢,是中国人民对抗战成果的尽情品尝,更是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充分表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抗击的日本的兵力最多。据权威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日军历年投入中国战场的陆军,平均每年占其全国陆军总数的76.4%,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数目最大。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和主力军之一。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得到了举世公正人士的肯定。但也几乎从日本投降起,一直有人对中国在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贡献认识不清。写好全民的胜利狂欢,也是对这种模糊不清认识的澄清,是对中国重大贡献和整体形象的维护。
所以,全民族欢庆抗战胜利的真实场景,是抗战历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从中看到民族的品格、人民的心理、胜利的具象、爱国的精神,缺少了这些,历史才真是不完整的。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枢纽”,这其中当然应当包括欢庆胜利带来的民族精神的高涨、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何友良)
弘扬伟大抗日战争精神 忠实履行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形成、培育、发展了人民军队的许多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对部队来说,不仅要铭记历史教训,缅怀丰功伟绩,更要以史为鉴,不断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弘扬抗战精神转化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实际行动,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革命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当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铸牢军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坚定官兵的政治信念和远大理想,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基础。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不断深化和拓展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会面临人人宰割的危险。保持一支高度警惕的强大军队,比什么都重要。我省是南京战区的战略腹地,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以作战任务任务为牵引,统筹抓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完成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必须注重发挥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潜力大、后劲足的优势,完善国防动员体系,提升国防动员能力,优化民兵组织规模和力量布局,建设一支平时能应急、战时能应战的强大后备力量;必须坚持把军事斗争准备作为党管武装工作的重心,合力解决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为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始终紧密军民的血肉联系,在加快江西崛起中实现兴赣与强兵的统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军民以劣势装备与具有较高战术素养和精良武器装备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却能赢得最终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和人民鱼水相依、患难与共。在和平年代,无论是部队过境演练或驻训演习,还是执行抗灾救灾任务,我省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大力支持,像当年支援抗战那样支援部队。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弘扬抗战精神,更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服务人民的宗旨,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为国兴利,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更好更快地实现兴赣与强兵的统一。
(江西省军区政治部)
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太地区,中国是主战场,遭日寇残杀的中国人民高达3500多万。我作为当年新四军的一名16岁的小鬼,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大战火的洗礼,对战争的罪恶和残酷深有领教。如今我能幸存地活到82岁,并能坐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及抗日胜利65周年的座谈会上,心情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日本法西斯曾狂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当民族危亡处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日寇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双重夹击下,尾首不能相顾。有一事令我终身难忘:1945年12月19日,日本已宣布投降近4个月,但还有一群驻守在苏中高邮城的日本独立第90旅团,受蒋介石指使拒不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当我新四军冲进日军司令部的时刻,一个典型的法西斯——该旅团司令岩奇大佐,他还全副武装挎着指挥刀傲慢地说:天皇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中国境内我们没有失败,要不是苏联打进东北和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单与贫穷落后的中国军队较量,你们是打不过我们的……但当枪口对准他,问他想不想活着回日本时,他才放下指挥刀表示投降。
是的,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诚然加速了日本的失败和投降,但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的日本兵力,使他不能分兵北攻苏联,往南达到其侵略意图,难道不是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可贵的支援吗!如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归功于美、苏,是极不公平的。海外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著,对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很少提及,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鼠目寸光。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唯一主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0%,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伤133万多人,占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总人数190多万的70%,粉碎了他分兵欧、美战场的梦想。单说高邮7天7夜的血战,我华中新四军就全歼日军独立第90旅团1100多人,活捉日军891人,加上外围阻击共围歼日、伪军将近1万人,是苏中地区我所参加消灭日寇最多的一次大仗。
此时此刻,更让我想起一个已被战败的日军大佐临放下武器前的一席法西斯狂言,再联想近年来小小的钓鱼岛一直不太平、什么“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军力报告”……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不禁令我沉重思考:帝国主义阴魂至今不散,我们要谨防死灰复燃;我们如今虽国富兵强,但仍需牢记抗战历史,继续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时刻准备着。
(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葛 华)
我党无愧于全国抗战精神领袖称号
中央苏区不仅是共和国的摇篮,是我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造就大批治国精英的实验基地,也是我党公开举起抗日旗帜、准备抗战并逐渐实现领导抗战的重要起点。
党在中央苏区率先举起抗日大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接连通过《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3个决议。决议号召,“罢工、罢课、罢操、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针对日本重大侵华行动,作出了20余项决议。值得关注的是,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郑重声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党在中央苏区进行了艰苦的抗战准备。一是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成功实现战略转移,从而保存了抗日的先锋队组织。二是切实推进全方位的抗战动员工作。苏区党政军群的各级机构坚决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决议案的精神,尤其是借助俱乐部列宁室这一在中央苏区覆盖面最广、渗透性最强的综合性基层组织,经常性的开展关于抗战的演讲、墙报、歌谣等活动,最大限度把苏区军民组织动员了起来。三是利用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巧妙地传播抗日意识。苏区的抗日宣传与动员活动大多选择了演话剧、编歌谣、作漫画、写标语等直观的文艺表演形式,同时还特别注意文艺表演内容的通俗化,语言的本地化与口语化,大大强化了苏区军民的抗战意识。
党在中央苏区的抗战准备初步奠定了其全国抗战领导地位的基础。党在苏区的抗战准备绝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单纯的宣传策略,是武装割据的幌子。苏区的抗战准备是偏重于精神层面的战争动员,最大的特点是争取苏区军民之心,即从最基层的根底做起,争取把每一位群众吸收到抗日活动当中来;从最细微处入手,努力用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增强感染力;从最长远的目的考虑,把抗日内容渗透到各级各类教材当中。
事实表明,我党无愧于全国抗战精神领袖之称号,其根基始于苏区的抗战准备。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陈始发)
制度化安排抗战纪念活动
9月3日,是中国政府纪念抗战胜利的法定纪念日。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日子,却鲜有人知。有一位重点中学的历史教师,曾在自己所教的高中班上和办公室就此做过调查,结果无一人能准确回答出这个日子。一些海外学者和媒体也常常将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与日本宣布停战日相混淆。
65年来,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我国都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如1965、1975、1985、1995、2005年,而以1965年胜利20周年、1995年胜利50周年、2005年胜利60周年最为隆重,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但其他年份,大多只是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或者举办学术研讨会。即使是那几次隆重的纪念活动,也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会讲话,活动内容较少,公众参与率较低,缺乏广泛的社会影响。
与我国相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对这种纪念日更为重视,纪念活动更加制度化。例如,以色列每年4月“大屠杀纪念日”,总统、总理讲话,上午十时全国鸣笛两分钟。韩国每年3月1日反日独立运动纪念日、6月6日祭奠英烈的显忠日、8月15日光复节都是全国纪念,总统讲话,遍插国旗。俄罗斯每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集会、游行;6月22日德国入侵纪念日,全国下半旗,全天停止娱乐活动,总统讲话、献花,全境默哀一分钟。甚至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战败者日本,每年都在8月15日“终战纪念日”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会”,政府机关降半旗,体育比赛停止。
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值得纪念。因为,在战争中,中国的损失最大、作出的民族牺牲最多。仅就人员伤亡来说,1937年后,侵华日军杀害的平民就高达3000万以上;中国军人伤亡近500万人。中国人民的抗战时间最长,作战最英勇。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歼灭日军154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
所以,无论是从受害者还是从胜利者的角度看,中国最有资格、最应理直气壮、最应大张旗鼓地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每年的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我们都应举办隆重的庆祝大会;各类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主要城市集中施放烟花。不仅如此,每年的9月18日、7月7日、12月13日,也都应该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同时,全国鸣警报、降半旗,国民肃立默哀。尤其重要的是,要让这种高规格、大规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制度化。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纪念先烈、告慰英灵,进一步增进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从而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汤水清)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拯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这种中流砥柱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相反,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到达陕北后不久,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共影响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主张抗日。在中共的推动和压力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及时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指明了道路,提供了基本保证。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汪精卫集团大肆宣扬“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结果他们投降日本,做了汉奸;蒋介石集团则叫嚣“速胜论”,认为只要再打几个月就可以解决战争问题,结果正面战场节节溃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等著作,及时提出了持久战战略,以指导全民族的抗战。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全国抗战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主要力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战争的战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处于主导地位。一直到抗战胜利,抗日根据地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是抗日的中坚和主要力量,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万振凡)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