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改革开放带动中国的GDP增幅常年保持在10%以上。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是改革带来的人口自由流动造就的廉价劳动力。2002年美国的劳动统计局出版了一份评论报告说“中国显然享有中国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优势。”答案似乎就是因为中国拥有规模极其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廉价的劳动力就可以成就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那么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更为廉价的那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过“中国制造”?
　　
　　以1978年为例,当年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应该不到美国、欧洲、日本工人的1%,而那一年9亿中国农民的年平均净收入仅仅只有134块人民币,那是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它没有显示出任何竞争优势。
　　
　　其实,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无论多么的廉价,它都不能单独地变成产品,更不能单独地构成经济竞争的优势。劳动力和其他要素要成为产品,一定要靠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
　　
　　真正的秘密在于机制的变革。
　　
　　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从此掀起了人们劳动、技术改进、技术创新、创业、管理的热潮,由此降低了各类经济组织的成本,形成了中国综合的成本竞争优势。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全盘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么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高昂的运行成本,我们的经验就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来重新界定产权。
　　
　　事实证明,我们过去已经打了一场大胜仗。但这场变革还远未终结。
　　
　　当前,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印度和其他国家陆续走上了开放的道路,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得到继续维持。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后发国家,都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大时代。
　　
　　我们到底面临一个怎样的经济大时代?
　　
　　微观上,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国家,其产品放在同一个全球市场上来竞争,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当全球舞台上那些后起的经济体逐步拉伸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自己产品的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遭到巨大的竞争压力。
　　
　　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因为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陆续卷入了全球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贸易越繁荣,各个国家对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美元的需求就越旺盛,美国的逆差必然就越严重。同时,美元的币值就越难以稳定。
　　
　　另一方面,繁荣的全球贸易也给既定的货币框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加上前苏东和印度等国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动力高达数十亿,这样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半封闭、封闭环境内形成的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只及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比较优势,也会加大美元的负担。即便美国乐意承担这样的负担,但是看看巨额的贸易顺差、巨额的贸易储备,再转为美国的巨大投资也终究会变成一场货币灾难。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经济大时代,中国制度变革的方向和路径在哪儿?
　　
　　首先,像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样,中国要加快自己收入分配的调整,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的收入,充实本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经济增长重新拉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而是更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其次,只有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建,才能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基础。未来的趋势,既可能沿着欧元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又以浮动汇率联系起来的地区性货币,也可能形成一个更加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怎么样地应对,中国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具备全球眼光和意识,加强同不同国家的沟通和协商,为共同未来尽力,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争取在未来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
　　
　　[编辑吴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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