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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红笺小丁
文/[美]彼得·史杰达尔
梵高最好黄色，高更最爱红色。这个区别，可不能归入细枝末节，无关紧要。如果说此二人的癖性定下了现代艺术的基调，他们的性情演变而为艺术人格的标本——癖性、性情又与天才和奇想密不可分——那么，两人彼此互相碰撞、深深互补的脾性，竟与对色彩的不同偏好不谋而合。他们的生活，随便抽出哪一段，都不怕没有摄人心魄的魅力。两人入行都晚：高更年长梵高五岁，他当过水手，做过银钱生意，娶妻生儿，生计渐裕——初与印象派画家结交，是收藏他们的画作，后更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梵高则做过美术商店店员，又做新教牧师，皆不成。高更身量短小，可总昂首阔步，趾高气昂。见过梵高的人，则描述说他“个儿小小，瘦弱单薄。”对高更，梵高是崇拜的。而两人之异，此处可见。高更虽也爱梵高的画作，可他素来以己为大，踌躇满志，故对同行画家的欣赏往往浮于敷衍。梵高热爱的艺术种类不可谓不多，譬如巴比松派的风景画，又譬如学院气的沙龙画作。唯独不喜那时代最先锋的画家保罗·塞尚，他“近乎羞涩地”承认，自己实在看不出那紧张局促的笔触中，藏着什么妙处。高更的口味则时髦许多，他爱中古时代风尚的，也爱洋溢异域风情的。对塞尚，他顶礼膜拜。埃德加·德加——以及日本艺术——尤以梵高为甚——他两人是一致推崇的。梵高几乎只从生活中摭取画的素材，而高更更嗜幻想遐思。梵高纯真如孩童，又易惊恐不安；高更见多识广，略带些邪气。1888年10月，高更离开布列塔尼的阿望桥村——这片艺术殖民地上，他曾是不凡的人物——去了普罗旺斯无甚可书的小镇阿尔，与梵高一同，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这段旅居他乡的日子，极有戏剧色彩。
彭博欧洲(Bloomberg Europe)的艺术评论主将马丁·盖弗(Martin Gayford)采集了许多鲜为人知并且颇为动人的资料，写成了《黄房子：梵高，高更和他们在阿尔小镇的狂乱九周》。书写得有趣，既回溯两人的生活，又揉进精神的思考。只是冒号后面的那句话有失恰当，读完全书，真正狂乱的无非两个夜晚而已，其余的日子，顶多可算晦涩暧昧。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流走，两人和睦友好，要么至少说是相安无事。故事的高潮自然叫人寒毛倒竖：梵高举起剃刀割下自己的左耳（至于究竟是一只还是半只，法庭证据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深处），献祭般郑重其事地呈给一位名叫雷切尔的妓女。结果，她昏厥过去，他给送进医院，而高更则逃离了是非之地。这段轶事本身包含一股恐怖的力量，而梵高的艺术在当时正如日中天，两相比对，张力格外慑人，竟有一种神话般的色彩，无可抵挡。人们早已疑心天才与疯癫总是相伴而行，梵高割耳之事到底成了一个象征。早在希腊时代，故事即有回音；直到现今，只要有人仍为天才的奇想惊叹，故事仍会回响不绝。盖弗没有就此收笔，他还想继续探究梵高热病一般的心思——割下的为何偏偏是耳朵？且不论真假，结论颇有专业医师的味道：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其实，既是神话，迷人的意味早已超越了任何分析，也不必任何解释。它自有自己的生命，如艺术一样。
“总有一天，人们会把我奉为一个神话，或者是报纸将我塑造成的那个形象，”1897年在大溪地，高更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对于创造出更多更妙的自己，他从来是乐此不疲；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掀起的戏剧般效果，也是向来心知肚明。他生在巴黎，于秘鲁利马度过孩童时代，后移居法国奥尔良。1865年，他成了一名十七岁的水手，在法国商船和军舰上度过了六年时光。上岸之后，他在巴黎落下脚来，谋了份儿跟银钱打交道的差事，活儿不重，报酬也算可观。不久娶米蒂·索菲·盖德为妻，这丹麦女子在高更手中，是受尽了精神折磨的，至于肉体是否也曾承受同样的痛苦，未尽可知。这段婚姻的结晶是五个孩子。绘画和雕刻，原本只是高更闲暇时的嗜好。到后来，他开始出资购买艺术家的画作，先是卡米尔·皮萨罗，进而到其他印象派画家，继而到塞尚。皮萨罗性情朴素，略带无政府主义倾向，不过甚为温和。他对这位新来的客人颇有兴趣，曾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充当他可信赖的导师。可惜后来由于名利的缘故，两人反目。爱德华·马奈与德加都鼓励高更循着自己的路径走下去。于是，并非科班出身，也未经几多训练的他，竟成了后世称先锋派的艺术家中一员力将。
1882年股票市场一次震荡之后，高更正式弃业从画，举家迁徙到哥本哈根。正是在这座城市，米蒂将他逐出了家门。他只身返回法国，在反对印象派和自然主义的风潮中举起大旗，领军冲锋，力倡象征的表达方式，力主“抽象”——他频频使用的这个词，倒很有几分远见的意味。阿望桥多的是波希米亚风的艺术家，混迹在这色彩驳杂的人群中，高更最爱的是埃米尔·伯纳德勇气十足的创新。这位比他晚生多年的年轻画家兼理论家善用黑色勾勒画面的轮廓，再施以平面的色彩。埃米尔是梵高的朋友，更要紧的，是他与梵高的弟弟——充满冒险精神的巴黎商人提奥·梵高——也过往甚密。不久，高更就赛过了埃米尔的锋头，凭的是1888年夏季的一幅布面油画——《布道之后的幻景》。在两人共同的画风之外，另揉入了更加刺激的元素：人与天使搏斗，而立于一旁冷眼观看的，是一群神情肃穆的布利塔妇女。从埃米尔和梵高兄弟的交情里，高更倒是令自己获益不少。
1853年，梵高生在荷兰小镇曾德特。父亲是一名牧师，颇有教养；而母亲则是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悲哀绝望的妇人。梵高的作品，她曾收集储藏过，末了却遗忘殆尽，不知所踪。从婴孩长大，梵高笃信宗教，只是性情敏感异常，不爱与人为伴，生活琐事也显笨拙。自十六岁始，他为一家国际艺术公司工作了七年，历驻海牙，伦敦和巴黎，临了，却因“不够积极主动”遭到解雇。随后，他在英国的学校里谋了份儿教书的差事，不过时间也并不久。他也曾追逐浪漫的爱情，终未有结果，只好转而投进花街柳巷，妓女的怀抱。曾有一段日子，他与一名荷兰妓女同居，那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梵高就此品尝到了家庭的欢欣，此后的岁月，这种滋味竟成了萦绕不去的梦魇。妓女成了他的依恋——“可爱的小女人，”他是这样说的——不过，在写给伯纳德的一封信中，他倒也忠告道，“纵欲伤身之事不可太多，你的画儿才会精气十足。”此后，他在比利时一处荒凉的所在当过世俗牧师，专为矿工讲道，谁料却因热忱过度和举止怪异被人们赶走。“他走在街上，就有孩童朝他扔东西，”盖弗这样写道。后来在阿尔，梵高也曾为一模一样的尴尬境遇所苦。二十六岁那年，他决意以绘画为生活了，于是便把对宗教那份本也难谈正统的热情，尽数倾泻给了文学。盖弗写道，“文森特心中，现代小说写尽了现代生活、情感、苦难与劳碌，描述细致入微，它们不单单是圣经的替代，更该继承了圣经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基督耶稣也该点头称是才对。”左拉和福楼拜小说里写的人，写的事，他都当作真有其事的生活来经验。有一次，他给提奥写信，说家里的一个朋友让他想起“老包法利夫人”，而这个人物，即使在原小说里，出场次数也寥寥可数。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他也读，并且读的是英文原版。梵高自己也是写文章的好手，虽然我们只能从他的书信中窥得一斑，他描绘自己的心情，悔与悲的色彩那么分明！“有时，或热情，或癫狂，或预感，将我扭曲，直至变形，就好比那古希腊的祭司，高高坐在他的三脚祭坛上。”
从1886年开始，梵高在巴黎与提奥共住了两年。这段时光，提奥无时无刻不在恼怒与痛苦当中煎熬。“我只盼望他赶紧走，自个儿去生活，他自己说起这话也有不短的时间了，只不过，这话我一旦出口，倒只会惹得他继续留下。”提奥写道，“他体内仿佛寄居着两个灵魂，一个是无比的天才，温和细腻；另一个却自私自利，冷酷无情。”梵高死前的几个月，他的母亲曾祈祷上天，让家族早日脱去这个沉重的负担，她写给提奥的信里有这样的句子，“带他走吧，上帝。”有时候，梵高是逗乐而迷人的，对朋友也礼貌周全，他的朋友还包括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可又有时候，他对自己的艺术家朋友们是个累赘。盖弗对他的品性作了个总结：“伶牙俐齿，停不住嘴，固执己见，不通世故。”有一个朋友回忆说，“他一旦开口，句子就跟水一样从嘴里直倒出来，荷兰语，英语，法语，都一个样；一边说，还一边扭过头去瞟你两眼，齿缝间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身的苦难终于送他去到了南方。那是在1888年2月，当时他三十四岁——“寻找一片全新的阳光之地，”不久之后，他写信给提奥，说自己相信“于一片更加明亮的天空之下观察自然，也许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日本人如何感受，如何绘画。”他梦想着找到一处“南方的工作室”，并且急不可耐地邀请伯纳德与在巴黎认识的高更与他同去。在阿尔小镇不满两年，他描图二百余幅，其中杰作数十。如此才华，在当时为何无人赏识？且撇开画家的为人处世不谈，单讲他的画风——他爱厚施颜料于画面（颇受其时马赛一位古怪画家阿道夫·蒙特切利的启示），以表现视觉的真实——然而其时巴黎正当道的，是乔治·塞拉秩序井然的画面，此人被奉作新生的英雄，他的画也站在时尚的浪尖；又或者说到苏醒萌芽的新艺术，亦即高更引领的象征派——梵高的画，与这两种风尚，尽是不搭调的。他心里自有一种静默的自信，可是直到最末，也感觉自己的艺术想要开花结果，必得等到未来，许多的年头之后。
高更到访之前，两位艺术家先交换了各自的自画像。梵高将自己绘作一个严峻神秘之人，长着猫一般的眼睛——说，是一“简简单单的日本僧人”，正“膜拜亘古永恒的佛”，还说，这幅即将呈送给高更的画，全体是“尘土般的灰色”。在盖弗看来，则是渐次增强，及至沸腾的效果，“于浅玉色背景上混施宝石绿与橘黄，又由红褐色衣裳调至和谐。”比起高更把自己绘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且弥漫一股邪气的画像，梵高的像实在胜过太多。（在写给梵高的信中，高更说自己描画的是一名“身强力壮然而衣着糟糕的男子，”内里隐藏着“高贵与温柔。激情沸腾的血奔流在他的面庞，好像一头发情的野兽”。）可是，这位高更有的是热情。画面生机勃勃，与传统的中心构图大相径庭，非但如此，线条也开始从色彩剥离，日后高更对现代绘画最大的贡献——到毕加索手中最为明显——即在于此。两人不约而同地以小说人物原型描绘自己的画像——梵高的灵感来自皮埃尔·洛蒂风行一时的小说《菊子夫人》，亦即后来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改编的蓝本。由此观之，盖弗的看法颇有道理，生活与文学，在这两人的世界中，果真是环环相锁的。所异的，在于他们各自选择的意象：高更的傲然自满，肉感分明；梵高的谦卑平和，更重性灵。梵高一贯都是慨然大度的，从恶气腾腾的高更身上，他竟也看出了世所罕见的尊贵之气。写给伯纳德的信中，他说高更是“圣洁的造物，满盈原始的本能。于他，血与性远大过野心。”
可是其实，野心在1888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年，“保罗·高更……叩响了门。前来开门的是文森特·梵高。”盖弗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该是气息急促的才对罢。提奥满心盼的是有人愿意陪着恼人的哥哥远离巴黎，对此人，他一定感激不尽；高更热望的，则是与提奥做成交易。日后，高更在阿尔居住期间所作的图画，确经提奥之手卖出数幅——画家自己说，那是“整个南方最邋遢的小镇”——而梵高的，却一幅也未曾脱手。无人问津的境遇，自然让他更加阴郁。在阿尔，他们住在一幢奶黄色两层小楼，占了小楼一半，另一半则是一家杂货铺。小楼歪歪斜斜，外边儿即是热热闹闹的广场。房子内里，白墙，蓝门，红地砖。煤气灯和自来水是齐全的，最近的厕所却得跑到隔壁的旅馆里去。盖弗猜测，“房间里弥散着浓浓的烟草气，松脂香，颜料味儿，还有文森特自己的体味——天气炎热，洗澡又颇不方便。”高更出身海员，早已养成整洁的习惯，眼前凌乱邋遢的工作室，无疑把他骇得不轻。他很快操持起家务，就连提奥供给梵高的那笔钱，尽管十分菲薄，也给做了个预算。夜里逛妓院的开支，多少多少；买烟草烟丝，多少多少；偶然开销，比如房租，多少多少；另外，饭钱给单列出来，多少多少。烧菜煮饭，几乎都由他包揽下来。
客厅的布置，真叫他目瞪口呆。梵高在墙上挂了画作若干，其中两幅绘的是向日葵，大小，浓烈——还有一幅的金黄——是从来的静物中素所未见的。不过，若说起梵高教给了自己何物，高更是永远也不肯承认的。非但如此，后来他还坚持说，是自己鼎助梵高逃出了修拉点彩画的藩篱，完成了以黄叠黄的创举。他的记忆，果真如一支驯养已熟的合唱队，总会即兴谱作为己的颂歌。他还敦促梵高，同自己一样，“用心”绘画，用想象出的图样，画出心中的意象。梵高屡试屡败——只有一幅是例外——住进阿尔近旁的圣雷米精神病院后，留下的《星夜》。甫一绘出，画家便生出悔恨，心想无非又是神智给引入荒芜之境，无非又是一次耻辱的失败。
绘画，两人都是下功夫的。他们画了同样的风景，还共用同样的肖像模特，其中就有约瑟夫·鲁林的妻子。鲁林是镇上的邮递员，政治观点很是激进，梵高在阿尔的朋友不多，他是一个。说起鲁林一家，梵高在提奥面前赞不绝口：“这一家人，个个都是人物，外表看来虽似俄罗斯人，其实法国味十足。”原本，他是想每年为他们画下新的肖像，趣味就在于时光荏苒，容颜改换。梵高画出了《夜晚的咖啡馆》，还有其他，泼辣，苦痛，自有一种沸腾的热情。高更的风格则在过渡中，《热》描绘半裸的农妇，描绘她身边的猪，如此画面虽让人眼前一亮，心下一惊，却总也像是华丽然而下流的笑话。他还为梵高画了漫画式的肖像，画面活泼生动，不过却透着几分疯癫痴傻。两人之间，若非就着艺术问题争论不休，就是聊着文学，聊着新闻。永不餍倦的是犯罪故事，比如开膛手杰克最新的动作，又如正在巴黎开庭审判的神秘杀手普拉多。盖弗揣测，普拉多在法庭上为己辩护，慷慨陈词，竟拨动了梵高心中同感之弦：“首先，我是谁？有何要紧？我是不幸的……上帝啊，自被抛到人生的广漠舞台，但凡感到心底有何搏动，血液有何沸腾，我都听从，我都追随。”普拉多最终伏法，高更目睹了公决。
除却性爱，那段日子里高更的嗜好尚属温和。梵高则贪杯成瘾，每每喝得天昏地暗。他为自己辩解，“心里起了风暴，咆哮巨响，我只好吞下一杯，就此迷昏。”酒精的作用，却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高更说——虽然他的话常常并不可信——离开之前那段日子，好几天夜里，他突然惊醒，只见梵高跨站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便厉声喝道，“你这是做甚，文森特？”于是梵高便回到自己床上，瞬间陷入沉沉的睡眠。除此而外，更没有其他痕迹显示梵高或许喜欢男人——若论高更，则更有几分可能，因为面对其他男子，他是狂躁凶狠，定要占据上风的。高更还说，看过《向日葵的画家》，梵高吐出一句，“画的是我，不过是疯了的我。”随后在一家咖啡馆里，他直将盛满苦艾酒的玻璃杯砸向高更的头。然而高更仍旧 留了下来。并非不想走，盖弗写道，但给朋友写信时，说得走得“让提奥感到自己仍‘离他不开’”，也好仍旧替他张罗画作的主顾。两人旅行了四十二公里，来到蒙彼利埃的博物馆，在那里，德拉克洛瓦和库尔贝的画真让他们激动不已。然而，终局已近。
几天之后，高更写给伯纳德的信里提到，12月23日，梵高问起他是否准备离开。“我应了一声，‘是，’他便从报纸上撕下一句话，塞到我手上：‘杀人犯远走高飞。’”那天傍晚，一贯平静的梵高一反常态，举起剃刀威胁高更（或者，至少后者如是说，）于是那一夜，高更住进了一家旅馆。翌日早晨，他余悸未消回到黄房子，却见那儿已聚起不少人，这人群原是被雷切尔惊恐的尖叫引来的。高更判断，当时尚无人进屋。他同阿尔的镇警官一起走了进去，警官还问他：“先生，你都对你的朋友干了什么？”楼梯上血迹斑斑。两人找到梵高，他蜷在床上，一动不动。高更告诉伯纳德，他“伸手摸摸，仍有体温，唯此迹象显示他还活着。”高更不久便离开阿尔去了巴黎，没有等到梵高醒来再见一面，有生之年，两人也再未重逢。梵高在医院躺了两个星期，随后，他迎来创造力暴风骤雨般迸射的十八个月，其间穿插着一段又一段的精神崩溃。他先仍是住在黄房子，直到邻居们感到“他时好时坏的状况叫附近居民都觉惊恐，”于是联名申请让他搬走。接下来的一年他住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然后，来到巴黎北面的村庄奥弗·休尔·欧瓦兹，由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保罗·加歇照料。其时，艺术评论家阿尔贝·奥里叶为文盛赞梵高的画，画家既有几分受宠若惊，又有几分烦躁不安，他向阿尔贝声明，比之高更，或是比之蒙特切利，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实在卑微”。其间，他的一幅画被人高价买去。不过，提奥的生意正经历风浪，心绪也十分堪忧——他身染梅毒，已入三期——究竟还能否供养哥哥的生活，甚是让梵高担心。1890年7月27日，梵高对准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两天之后被死神带走。六个月后，提奥病逝。1903年，高更死在大溪地的马克萨斯岛，夺去他性命的同样是梅毒并发症。若未病故，他当时正要入狱服刑，罪名是侮辱当地政府。
梵高的自残，在盖弗分析来，好似一件艺术品。它的风格里融入了开膛手杰克的痕迹——此人曾割下一名妓女的耳朵；还有两部文学作品的痕迹，其一是左拉的小说《穆勒神父之罪》，当中的修士拉扯祭坛侍童文森特的耳朵以示训诫，后来却被凶手砍下自己的耳朵，又一便是《圣经》，当中的使徒彼得切下一个男子的耳朵，这男子是来喀马西尼逮捕耶稣的众人之一。盖弗不惜笔墨，让这些证据看起来煞有介事，比如，梵高的确曾经打算以喀马西尼为主题作画一幅。然而，有一问题仍旧不可回避：梵高的自责素已有之，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可为什么偏巧是在与高更的友谊破裂之时发作到如此田地？回答此问题，“双相情感障碍”的生物学标签倒也勉强可以过关，只是与之前的各种揣测一样，仍显蹩脚。盖弗曾列举了种种可能，如，“洋地黄服用过量，颜料铅中毒，苦艾酒诱引幻觉，美尼尔氏病，严重中暑，青光眼。”更不必提，还有“精神分裂症，梅毒，癫痫，急性间发性卟啉症——乔治三世罹患的也许就是此病——‘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
梵高对自己举刀那晚，画架上还摆着一幅未完成的画，几个星期以后终于画毕。这便是《摇篮曲》，约瑟夫·鲁林妻子奥古斯汀的肖像，色彩艳丽热烈。她安详地坐在椅中，手里握着婴孩摇篮的绳子。盖弗是这样描写她背后的墙纸的：“巨大的白色花朵——文森特说是大丽菊——在纤细的茎杆上摇曳，绒须和叶子紧贴成千青绿色图案的背景，盘盘绕绕，每一小图形中间缀一个小点，像蓓蕾，像豆荚，又像乳房。”他还写道，在构想时，梵高把这幅画“比之于廉价的宗教印刷品”，艺术家的原话是，“柏辽兹与瓦格纳已用音乐达成的效果，我要用绘画完成——创造一件艺术品，让它能抚慰心碎的人！”梵高很受皮埃尔·洛蒂《冰岛渔夫》的打动，他写信给高更，说想象着自己的画挂在一艘小船的船舱里，狂风暴雨中，孤独无助的渔夫看见了它，“就会忆起多年以前躺在摇篮里的感觉，就会忆起耳畔曾经轻轻吟唱的摇篮曲。”关于这幅作品的灵感何来，盖弗还找了不少其他源泉，文学的，美术的，宗教的。画面上看不出这许多，然而人物的表情里隐约可见一番迫切，又全然是雕塑般的沉静，这奇特的混合，倒有几分相通之处。这是一幅大师之作，自在自显。
创造力从拥有它——或者不如说为它所有——的人身上摄走所需，其余的便尽丢弃不顾。对于梵高，两种真实——一是他目中所见，一是他手中所用（颜料，线条，色彩）——如同君主，肆意支配着他一身的气力。仿佛训练有素般，主题与媒介两相契合，简直可以超越画家构图画图时一切所想所感。别的艺术家或许也是一样，然而，如此猛烈，如此跳跃，如此交锋的又有几人？梵高成了现代文明的英雄，“重压下的尊严”，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头晕目眩。盖弗留意到，《摇篮曲》让亨利·马蒂斯，皮埃尔·博纳尔与爱德华·维亚尔无比惊喜，倒不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何种可以言表的深意，而是单单因为形式，“自成一片天地。”这片天地里，却没有缔造者的容身之所。那时的他已然是一疯子。永恒的话题又凸显在此。假如在1888年，梵高喝下了剂量合适、效果刚好的镇静药水，他会不会就此变成盖弗大胆揣测中“截然不同——极有可能无趣许多——的艺术家？”梵高从来不是无趣的，所以，我想这个险值得一冒。
与梵高相形，很难让人不对高更皱眉。他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小人之气。然而不要忘记，世人的憎恶，也许正叫高更求之不得：个性里透着活力，风格中闪着智慧，掌控闸阀的，却是想要摒弃道德戒律，想要惊世骇俗的一股冲劲。比之梵高的天才，他的精神也许竟与先锋派的气质更加契合。1935年，毕加索曾经说，正是“梵高的痛苦”与“塞尚的焦虑”点燃了我们对他们艺术的兴趣——“其人如戏”。面对工于算计，遭人鄙视的市井社会，果真要把人生演绎得如同戏剧，披荆斩棘开出路来的，却恰是高更。他刻下的路标，引导了毕加索，引导了同行画家，引导了在情爱上追求刺激的人们，引导了直至今日的艺术家，只要他们无所畏惧，一心想要颠覆，想要叛逆。
讲述阿尔小镇传奇的书从来不少，盖弗的这一本更似一出舞台剧，也对高更的卑鄙倾注了更多同情。他的形象，比从来的都要好上很多。盖弗善于引别人的话而妙趣横生，善于将事情讲述地张力十足，而一个血肉饱满的高更，仿佛就能从纸页上直走下来。作者内心那份实实在在的满足，身为读者也能触摸得到。面对梵高愁人的贫穷，阴沉的愠怒，高更有几多辛苦，他似乎也时时能够体会。如此偏袒，或许反倒有益。因为我们尽可以摆出姿态，对一位被误解的受害人嗤之以鼻，而若要我们与他那位朋友同住，九个星期自不必说，怕是一个钟头也忍受不了的。倘能庆幸自己未曾遭遇这样的朋友，我们对真实的高更就有了一份更细腻而公正的理解。若论艺术史，批评史，盖弗的新书并未拓开一片新的疆域。然而，他仿佛拍下了一组记载事实与激情的快照，在现代感受力形成的关键时刻，呈献给世人如此生动的影像。驰骋想象吧！两个声名狼藉的男人隐居在无人知晓的小镇，往画布上掷下一团团颜料，竟就此改变了世界。抽象印象主义风潮过去，已是半个世纪的事情。如今除却在笑话中，挽歌里，这样的故事早已绝迹；然而当时，实实在在的艺术和文化圈子里，它却回响不绝。现在，已经无人有力抡起画刷，在帆布上涂上一笔，就此触动整个世界的神经。这样的传奇，就愈发地远去，却也愈发地明晰起来。
文/[美]彼得·史杰达尔
梵高最好黄色，高更最爱红色。这个区别，可不能归入细枝末节，无关紧要。如果说此二人的癖性定下了现代艺术的基调，他们的性情演变而为艺术人格的标本——癖性、性情又与天才和奇想密不可分——那么，两人彼此互相碰撞、深深互补的脾性，竟与对色彩的不同偏好不谋而合。他们的生活，随便抽出哪一段，都不怕没有摄人心魄的魅力。两人入行都晚：高更年长梵高五岁，他当过水手，做过银钱生意，娶妻生儿，生计渐裕——初与印象派画家结交，是收藏他们的画作，后更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梵高则做过美术商店店员，又做新教牧师，皆不成。高更身量短小，可总昂首阔步，趾高气昂。见过梵高的人，则描述说他“个儿小小，瘦弱单薄。”对高更，梵高是崇拜的。而两人之异，此处可见。高更虽也爱梵高的画作，可他素来以己为大，踌躇满志，故对同行画家的欣赏往往浮于敷衍。梵高热爱的艺术种类不可谓不多，譬如巴比松派的风景画，又譬如学院气的沙龙画作。唯独不喜那时代最先锋的画家保罗·塞尚，他“近乎羞涩地”承认，自己实在看不出那紧张局促的笔触中，藏着什么妙处。高更的口味则时髦许多，他爱中古时代风尚的，也爱洋溢异域风情的。对塞尚，他顶礼膜拜。埃德加·德加——以及日本艺术——尤以梵高为甚——他两人是一致推崇的。梵高几乎只从生活中摭取画的素材，而高更更嗜幻想遐思。梵高纯真如孩童，又易惊恐不安；高更见多识广，略带些邪气。1888年10月，高更离开布列塔尼的阿望桥村——这片艺术殖民地上，他曾是不凡的人物——去了普罗旺斯无甚可书的小镇阿尔，与梵高一同，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这段旅居他乡的日子，极有戏剧色彩。
彭博欧洲(Bloomberg Europe)的艺术评论主将马丁·盖弗(Martin Gayford)采集了许多鲜为人知并且颇为动人的资料，写成了《黄房子：梵高，高更和他们在阿尔小镇的狂乱九周》。书写得有趣，既回溯两人的生活，又揉进精神的思考。只是冒号后面的那句话有失恰当，读完全书，真正狂乱的无非两个夜晚而已，其余的日子，顶多可算晦涩暧昧。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流走，两人和睦友好，要么至少说是相安无事。故事的高潮自然叫人寒毛倒竖：梵高举起剃刀割下自己的左耳（至于究竟是一只还是半只，法庭证据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深处），献祭般郑重其事地呈给一位名叫雷切尔的妓女。结果，她昏厥过去，他给送进医院，而高更则逃离了是非之地。这段轶事本身包含一股恐怖的力量，而梵高的艺术在当时正如日中天，两相比对，张力格外慑人，竟有一种神话般的色彩，无可抵挡。人们早已疑心天才与疯癫总是相伴而行，梵高割耳之事到底成了一个象征。早在希腊时代，故事即有回音；直到现今，只要有人仍为天才的奇想惊叹，故事仍会回响不绝。盖弗没有就此收笔，他还想继续探究梵高热病一般的心思——割下的为何偏偏是耳朵？且不论真假，结论颇有专业医师的味道：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其实，既是神话，迷人的意味早已超越了任何分析，也不必任何解释。它自有自己的生命，如艺术一样。
“总有一天，人们会把我奉为一个神话，或者是报纸将我塑造成的那个形象，”1897年在大溪地，高更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对于创造出更多更妙的自己，他从来是乐此不疲；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掀起的戏剧般效果，也是向来心知肚明。他生在巴黎，于秘鲁利马度过孩童时代，后移居法国奥尔良。1865年，他成了一名十七岁的水手，在法国商船和军舰上度过了六年时光。上岸之后，他在巴黎落下脚来，谋了份儿跟银钱打交道的差事，活儿不重，报酬也算可观。不久娶米蒂·索菲·盖德为妻，这丹麦女子在高更手中，是受尽了精神折磨的，至于肉体是否也曾承受同样的痛苦，未尽可知。这段婚姻的结晶是五个孩子。绘画和雕刻，原本只是高更闲暇时的嗜好。到后来，他开始出资购买艺术家的画作，先是卡米尔·皮萨罗，进而到其他印象派画家，继而到塞尚。皮萨罗性情朴素，略带无政府主义倾向，不过甚为温和。他对这位新来的客人颇有兴趣，曾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充当他可信赖的导师。可惜后来由于名利的缘故，两人反目。爱德华·马奈与德加都鼓励高更循着自己的路径走下去。于是，并非科班出身，也未经几多训练的他，竟成了后世称先锋派的艺术家中一员力将。
1882年股票市场一次震荡之后，高更正式弃业从画，举家迁徙到哥本哈根。正是在这座城市，米蒂将他逐出了家门。他只身返回法国，在反对印象派和自然主义的风潮中举起大旗，领军冲锋，力倡象征的表达方式，力主“抽象”——他频频使用的这个词，倒很有几分远见的意味。阿望桥多的是波希米亚风的艺术家，混迹在这色彩驳杂的人群中，高更最爱的是埃米尔·伯纳德勇气十足的创新。这位比他晚生多年的年轻画家兼理论家善用黑色勾勒画面的轮廓，再施以平面的色彩。埃米尔是梵高的朋友，更要紧的，是他与梵高的弟弟——充满冒险精神的巴黎商人提奥·梵高——也过往甚密。不久，高更就赛过了埃米尔的锋头，凭的是1888年夏季的一幅布面油画——《布道之后的幻景》。在两人共同的画风之外，另揉入了更加刺激的元素：人与天使搏斗，而立于一旁冷眼观看的，是一群神情肃穆的布利塔妇女。从埃米尔和梵高兄弟的交情里，高更倒是令自己获益不少。
1853年，梵高生在荷兰小镇曾德特。父亲是一名牧师，颇有教养；而母亲则是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悲哀绝望的妇人。梵高的作品，她曾收集储藏过，末了却遗忘殆尽，不知所踪。从婴孩长大，梵高笃信宗教，只是性情敏感异常，不爱与人为伴，生活琐事也显笨拙。自十六岁始，他为一家国际艺术公司工作了七年，历驻海牙，伦敦和巴黎，临了，却因“不够积极主动”遭到解雇。随后，他在英国的学校里谋了份儿教书的差事，不过时间也并不久。他也曾追逐浪漫的爱情，终未有结果，只好转而投进花街柳巷，妓女的怀抱。曾有一段日子，他与一名荷兰妓女同居，那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梵高就此品尝到了家庭的欢欣，此后的岁月，这种滋味竟成了萦绕不去的梦魇。妓女成了他的依恋——“可爱的小女人，”他是这样说的——不过，在写给伯纳德的一封信中，他倒也忠告道，“纵欲伤身之事不可太多，你的画儿才会精气十足。”此后，他在比利时一处荒凉的所在当过世俗牧师，专为矿工讲道，谁料却因热忱过度和举止怪异被人们赶走。“他走在街上，就有孩童朝他扔东西，”盖弗这样写道。后来在阿尔，梵高也曾为一模一样的尴尬境遇所苦。二十六岁那年，他决意以绘画为生活了，于是便把对宗教那份本也难谈正统的热情，尽数倾泻给了文学。盖弗写道，“文森特心中，现代小说写尽了现代生活、情感、苦难与劳碌，描述细致入微，它们不单单是圣经的替代，更该继承了圣经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基督耶稣也该点头称是才对。”左拉和福楼拜小说里写的人，写的事，他都当作真有其事的生活来经验。有一次，他给提奥写信，说家里的一个朋友让他想起“老包法利夫人”，而这个人物，即使在原小说里，出场次数也寥寥可数。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他也读，并且读的是英文原版。梵高自己也是写文章的好手，虽然我们只能从他的书信中窥得一斑，他描绘自己的心情，悔与悲的色彩那么分明！“有时，或热情，或癫狂，或预感，将我扭曲，直至变形，就好比那古希腊的祭司，高高坐在他的三脚祭坛上。”
从1886年开始，梵高在巴黎与提奥共住了两年。这段时光，提奥无时无刻不在恼怒与痛苦当中煎熬。“我只盼望他赶紧走，自个儿去生活，他自己说起这话也有不短的时间了，只不过，这话我一旦出口，倒只会惹得他继续留下。”提奥写道，“他体内仿佛寄居着两个灵魂，一个是无比的天才，温和细腻；另一个却自私自利，冷酷无情。”梵高死前的几个月，他的母亲曾祈祷上天，让家族早日脱去这个沉重的负担，她写给提奥的信里有这样的句子，“带他走吧，上帝。”有时候，梵高是逗乐而迷人的，对朋友也礼貌周全，他的朋友还包括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可又有时候，他对自己的艺术家朋友们是个累赘。盖弗对他的品性作了个总结：“伶牙俐齿，停不住嘴，固执己见，不通世故。”有一个朋友回忆说，“他一旦开口，句子就跟水一样从嘴里直倒出来，荷兰语，英语，法语，都一个样；一边说，还一边扭过头去瞟你两眼，齿缝间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身的苦难终于送他去到了南方。那是在1888年2月，当时他三十四岁——“寻找一片全新的阳光之地，”不久之后，他写信给提奥，说自己相信“于一片更加明亮的天空之下观察自然，也许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日本人如何感受，如何绘画。”他梦想着找到一处“南方的工作室”，并且急不可耐地邀请伯纳德与在巴黎认识的高更与他同去。在阿尔小镇不满两年，他描图二百余幅，其中杰作数十。如此才华，在当时为何无人赏识？且撇开画家的为人处世不谈，单讲他的画风——他爱厚施颜料于画面（颇受其时马赛一位古怪画家阿道夫·蒙特切利的启示），以表现视觉的真实——然而其时巴黎正当道的，是乔治·塞拉秩序井然的画面，此人被奉作新生的英雄，他的画也站在时尚的浪尖；又或者说到苏醒萌芽的新艺术，亦即高更引领的象征派——梵高的画，与这两种风尚，尽是不搭调的。他心里自有一种静默的自信，可是直到最末，也感觉自己的艺术想要开花结果，必得等到未来，许多的年头之后。
高更到访之前，两位艺术家先交换了各自的自画像。梵高将自己绘作一个严峻神秘之人，长着猫一般的眼睛——说，是一“简简单单的日本僧人”，正“膜拜亘古永恒的佛”，还说，这幅即将呈送给高更的画，全体是“尘土般的灰色”。在盖弗看来，则是渐次增强，及至沸腾的效果，“于浅玉色背景上混施宝石绿与橘黄，又由红褐色衣裳调至和谐。”比起高更把自己绘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且弥漫一股邪气的画像，梵高的像实在胜过太多。（在写给梵高的信中，高更说自己描画的是一名“身强力壮然而衣着糟糕的男子，”内里隐藏着“高贵与温柔。激情沸腾的血奔流在他的面庞，好像一头发情的野兽”。）可是，这位高更有的是热情。画面生机勃勃，与传统的中心构图大相径庭，非但如此，线条也开始从色彩剥离，日后高更对现代绘画最大的贡献——到毕加索手中最为明显——即在于此。两人不约而同地以小说人物原型描绘自己的画像——梵高的灵感来自皮埃尔·洛蒂风行一时的小说《菊子夫人》，亦即后来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改编的蓝本。由此观之，盖弗的看法颇有道理，生活与文学，在这两人的世界中，果真是环环相锁的。所异的，在于他们各自选择的意象：高更的傲然自满，肉感分明；梵高的谦卑平和，更重性灵。梵高一贯都是慨然大度的，从恶气腾腾的高更身上，他竟也看出了世所罕见的尊贵之气。写给伯纳德的信中，他说高更是“圣洁的造物，满盈原始的本能。于他，血与性远大过野心。”
可是其实，野心在1888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年，“保罗·高更……叩响了门。前来开门的是文森特·梵高。”盖弗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该是气息急促的才对罢。提奥满心盼的是有人愿意陪着恼人的哥哥远离巴黎，对此人，他一定感激不尽；高更热望的，则是与提奥做成交易。日后，高更在阿尔居住期间所作的图画，确经提奥之手卖出数幅——画家自己说，那是“整个南方最邋遢的小镇”——而梵高的，却一幅也未曾脱手。无人问津的境遇，自然让他更加阴郁。在阿尔，他们住在一幢奶黄色两层小楼，占了小楼一半，另一半则是一家杂货铺。小楼歪歪斜斜，外边儿即是热热闹闹的广场。房子内里，白墙，蓝门，红地砖。煤气灯和自来水是齐全的，最近的厕所却得跑到隔壁的旅馆里去。盖弗猜测，“房间里弥散着浓浓的烟草气，松脂香，颜料味儿，还有文森特自己的体味——天气炎热，洗澡又颇不方便。”高更出身海员，早已养成整洁的习惯，眼前凌乱邋遢的工作室，无疑把他骇得不轻。他很快操持起家务，就连提奥供给梵高的那笔钱，尽管十分菲薄，也给做了个预算。夜里逛妓院的开支，多少多少；买烟草烟丝，多少多少；偶然开销，比如房租，多少多少；另外，饭钱给单列出来，多少多少。烧菜煮饭，几乎都由他包揽下来。
客厅的布置，真叫他目瞪口呆。梵高在墙上挂了画作若干，其中两幅绘的是向日葵，大小，浓烈——还有一幅的金黄——是从来的静物中素所未见的。不过，若说起梵高教给了自己何物，高更是永远也不肯承认的。非但如此，后来他还坚持说，是自己鼎助梵高逃出了修拉点彩画的藩篱，完成了以黄叠黄的创举。他的记忆，果真如一支驯养已熟的合唱队，总会即兴谱作为己的颂歌。他还敦促梵高，同自己一样，“用心”绘画，用想象出的图样，画出心中的意象。梵高屡试屡败——只有一幅是例外——住进阿尔近旁的圣雷米精神病院后，留下的《星夜》。甫一绘出，画家便生出悔恨，心想无非又是神智给引入荒芜之境，无非又是一次耻辱的失败。
绘画，两人都是下功夫的。他们画了同样的风景，还共用同样的肖像模特，其中就有约瑟夫·鲁林的妻子。鲁林是镇上的邮递员，政治观点很是激进，梵高在阿尔的朋友不多，他是一个。说起鲁林一家，梵高在提奥面前赞不绝口：“这一家人，个个都是人物，外表看来虽似俄罗斯人，其实法国味十足。”原本，他是想每年为他们画下新的肖像，趣味就在于时光荏苒，容颜改换。梵高画出了《夜晚的咖啡馆》，还有其他，泼辣，苦痛，自有一种沸腾的热情。高更的风格则在过渡中，《热》描绘半裸的农妇，描绘她身边的猪，如此画面虽让人眼前一亮，心下一惊，却总也像是华丽然而下流的笑话。他还为梵高画了漫画式的肖像，画面活泼生动，不过却透着几分疯癫痴傻。两人之间，若非就着艺术问题争论不休，就是聊着文学，聊着新闻。永不餍倦的是犯罪故事，比如开膛手杰克最新的动作，又如正在巴黎开庭审判的神秘杀手普拉多。盖弗揣测，普拉多在法庭上为己辩护，慷慨陈词，竟拨动了梵高心中同感之弦：“首先，我是谁？有何要紧？我是不幸的……上帝啊，自被抛到人生的广漠舞台，但凡感到心底有何搏动，血液有何沸腾，我都听从，我都追随。”普拉多最终伏法，高更目睹了公决。
除却性爱，那段日子里高更的嗜好尚属温和。梵高则贪杯成瘾，每每喝得天昏地暗。他为自己辩解，“心里起了风暴，咆哮巨响，我只好吞下一杯，就此迷昏。”酒精的作用，却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高更说——虽然他的话常常并不可信——离开之前那段日子，好几天夜里，他突然惊醒，只见梵高跨站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便厉声喝道，“你这是做甚，文森特？”于是梵高便回到自己床上，瞬间陷入沉沉的睡眠。除此而外，更没有其他痕迹显示梵高或许喜欢男人——若论高更，则更有几分可能，因为面对其他男子，他是狂躁凶狠，定要占据上风的。高更还说，看过《向日葵的画家》，梵高吐出一句，“画的是我，不过是疯了的我。”随后在一家咖啡馆里，他直将盛满苦艾酒的玻璃杯砸向高更的头。然而高更仍旧 留了下来。并非不想走，盖弗写道，但给朋友写信时，说得走得“让提奥感到自己仍‘离他不开’”，也好仍旧替他张罗画作的主顾。两人旅行了四十二公里，来到蒙彼利埃的博物馆，在那里，德拉克洛瓦和库尔贝的画真让他们激动不已。然而，终局已近。
几天之后，高更写给伯纳德的信里提到，12月23日，梵高问起他是否准备离开。“我应了一声，‘是，’他便从报纸上撕下一句话，塞到我手上：‘杀人犯远走高飞。’”那天傍晚，一贯平静的梵高一反常态，举起剃刀威胁高更（或者，至少后者如是说，）于是那一夜，高更住进了一家旅馆。翌日早晨，他余悸未消回到黄房子，却见那儿已聚起不少人，这人群原是被雷切尔惊恐的尖叫引来的。高更判断，当时尚无人进屋。他同阿尔的镇警官一起走了进去，警官还问他：“先生，你都对你的朋友干了什么？”楼梯上血迹斑斑。两人找到梵高，他蜷在床上，一动不动。高更告诉伯纳德，他“伸手摸摸，仍有体温，唯此迹象显示他还活着。”高更不久便离开阿尔去了巴黎，没有等到梵高醒来再见一面，有生之年，两人也再未重逢。梵高在医院躺了两个星期，随后，他迎来创造力暴风骤雨般迸射的十八个月，其间穿插着一段又一段的精神崩溃。他先仍是住在黄房子，直到邻居们感到“他时好时坏的状况叫附近居民都觉惊恐，”于是联名申请让他搬走。接下来的一年他住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然后，来到巴黎北面的村庄奥弗·休尔·欧瓦兹，由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保罗·加歇照料。其时，艺术评论家阿尔贝·奥里叶为文盛赞梵高的画，画家既有几分受宠若惊，又有几分烦躁不安，他向阿尔贝声明，比之高更，或是比之蒙特切利，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实在卑微”。其间，他的一幅画被人高价买去。不过，提奥的生意正经历风浪，心绪也十分堪忧——他身染梅毒，已入三期——究竟还能否供养哥哥的生活，甚是让梵高担心。1890年7月27日，梵高对准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两天之后被死神带走。六个月后，提奥病逝。1903年，高更死在大溪地的马克萨斯岛，夺去他性命的同样是梅毒并发症。若未病故，他当时正要入狱服刑，罪名是侮辱当地政府。
梵高的自残，在盖弗分析来，好似一件艺术品。它的风格里融入了开膛手杰克的痕迹——此人曾割下一名妓女的耳朵；还有两部文学作品的痕迹，其一是左拉的小说《穆勒神父之罪》，当中的修士拉扯祭坛侍童文森特的耳朵以示训诫，后来却被凶手砍下自己的耳朵，又一便是《圣经》，当中的使徒彼得切下一个男子的耳朵，这男子是来喀马西尼逮捕耶稣的众人之一。盖弗不惜笔墨，让这些证据看起来煞有介事，比如，梵高的确曾经打算以喀马西尼为主题作画一幅。然而，有一问题仍旧不可回避：梵高的自责素已有之，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可为什么偏巧是在与高更的友谊破裂之时发作到如此田地？回答此问题，“双相情感障碍”的生物学标签倒也勉强可以过关，只是与之前的各种揣测一样，仍显蹩脚。盖弗曾列举了种种可能，如，“洋地黄服用过量，颜料铅中毒，苦艾酒诱引幻觉，美尼尔氏病，严重中暑，青光眼。”更不必提，还有“精神分裂症，梅毒，癫痫，急性间发性卟啉症——乔治三世罹患的也许就是此病——‘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
梵高对自己举刀那晚，画架上还摆着一幅未完成的画，几个星期以后终于画毕。这便是《摇篮曲》，约瑟夫·鲁林妻子奥古斯汀的肖像，色彩艳丽热烈。她安详地坐在椅中，手里握着婴孩摇篮的绳子。盖弗是这样描写她背后的墙纸的：“巨大的白色花朵——文森特说是大丽菊——在纤细的茎杆上摇曳，绒须和叶子紧贴成千青绿色图案的背景，盘盘绕绕，每一小图形中间缀一个小点，像蓓蕾，像豆荚，又像乳房。”他还写道，在构想时，梵高把这幅画“比之于廉价的宗教印刷品”，艺术家的原话是，“柏辽兹与瓦格纳已用音乐达成的效果，我要用绘画完成——创造一件艺术品，让它能抚慰心碎的人！”梵高很受皮埃尔·洛蒂《冰岛渔夫》的打动，他写信给高更，说想象着自己的画挂在一艘小船的船舱里，狂风暴雨中，孤独无助的渔夫看见了它，“就会忆起多年以前躺在摇篮里的感觉，就会忆起耳畔曾经轻轻吟唱的摇篮曲。”关于这幅作品的灵感何来，盖弗还找了不少其他源泉，文学的，美术的，宗教的。画面上看不出这许多，然而人物的表情里隐约可见一番迫切，又全然是雕塑般的沉静，这奇特的混合，倒有几分相通之处。这是一幅大师之作，自在自显。
创造力从拥有它——或者不如说为它所有——的人身上摄走所需，其余的便尽丢弃不顾。对于梵高，两种真实——一是他目中所见，一是他手中所用（颜料，线条，色彩）——如同君主，肆意支配着他一身的气力。仿佛训练有素般，主题与媒介两相契合，简直可以超越画家构图画图时一切所想所感。别的艺术家或许也是一样，然而，如此猛烈，如此跳跃，如此交锋的又有几人？梵高成了现代文明的英雄，“重压下的尊严”，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头晕目眩。盖弗留意到，《摇篮曲》让亨利·马蒂斯，皮埃尔·博纳尔与爱德华·维亚尔无比惊喜，倒不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何种可以言表的深意，而是单单因为形式，“自成一片天地。”这片天地里，却没有缔造者的容身之所。那时的他已然是一疯子。永恒的话题又凸显在此。假如在1888年，梵高喝下了剂量合适、效果刚好的镇静药水，他会不会就此变成盖弗大胆揣测中“截然不同——极有可能无趣许多——的艺术家？”梵高从来不是无趣的，所以，我想这个险值得一冒。
与梵高相形，很难让人不对高更皱眉。他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小人之气。然而不要忘记，世人的憎恶，也许正叫高更求之不得：个性里透着活力，风格中闪着智慧，掌控闸阀的，却是想要摒弃道德戒律，想要惊世骇俗的一股冲劲。比之梵高的天才，他的精神也许竟与先锋派的气质更加契合。1935年，毕加索曾经说，正是“梵高的痛苦”与“塞尚的焦虑”点燃了我们对他们艺术的兴趣——“其人如戏”。面对工于算计，遭人鄙视的市井社会，果真要把人生演绎得如同戏剧，披荆斩棘开出路来的，却恰是高更。他刻下的路标，引导了毕加索，引导了同行画家，引导了在情爱上追求刺激的人们，引导了直至今日的艺术家，只要他们无所畏惧，一心想要颠覆，想要叛逆。
讲述阿尔小镇传奇的书从来不少，盖弗的这一本更似一出舞台剧，也对高更的卑鄙倾注了更多同情。他的形象，比从来的都要好上很多。盖弗善于引别人的话而妙趣横生，善于将事情讲述地张力十足，而一个血肉饱满的高更，仿佛就能从纸页上直走下来。作者内心那份实实在在的满足，身为读者也能触摸得到。面对梵高愁人的贫穷，阴沉的愠怒，高更有几多辛苦，他似乎也时时能够体会。如此偏袒，或许反倒有益。因为我们尽可以摆出姿态，对一位被误解的受害人嗤之以鼻，而若要我们与他那位朋友同住，九个星期自不必说，怕是一个钟头也忍受不了的。倘能庆幸自己未曾遭遇这样的朋友，我们对真实的高更就有了一份更细腻而公正的理解。若论艺术史，批评史，盖弗的新书并未拓开一片新的疆域。然而，他仿佛拍下了一组记载事实与激情的快照，在现代感受力形成的关键时刻，呈献给世人如此生动的影像。驰骋想象吧！两个声名狼藉的男人隐居在无人知晓的小镇，往画布上掷下一团团颜料，竟就此改变了世界。抽象印象主义风潮过去，已是半个世纪的事情。如今除却在笑话中，挽歌里，这样的故事早已绝迹；然而当时，实实在在的艺术和文化圈子里，它却回响不绝。现在，已经无人有力抡起画刷，在帆布上涂上一笔，就此触动整个世界的神经。这样的传奇，就愈发地远去，却也愈发地明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