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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小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读《奉献树》，这棵树让一个小男孩吃它结出的果实，让他爬上去玩儿、在树荫下乘凉睡觉。男孩长大后，大树又让他拿果子卖钱，用枝搭房，以树干造船。当男孩变老，那棵已变成一个树墩的树倾其所有，让这位老叟坐在上面休息。每当读到最后一行“老树因此其乐融融”的时候，我总是泪流满面。
母亲的定义正是对别人无私奉献的人。我们并不因为母亲付出而欠她什么，反而感觉她总欠我们似的。尽管没有什么比母亲更神圣不可侵犯，也没有谁像她那样被赞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这种巨大贡献仍不值一文。对母亲价值的口头恭维飘在半空，就像天使的祥云一样虚无缥缈。在这个世界上，母亲们仍要面对不被尊重、不被承认的事实。多数人就像摇篮里的婴儿一样，认为母亲的照料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
给婴儿一个家，培养他的能力，这一工作的价值几乎完全被抹杀了。因此，人们常向全职母亲提出这样轻蔑的问题：“你一整天都干什么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餐喝酒时，一位没有孩子的女性朋友发表意见说：“在我认识的所有夫妇当中，你是唯一没有工作的妻子。”而那天我做了很多事：早上给儿子穿衣、喂饭，送他去幼儿园，然后找来水管工修理漏水的淋浴器，付账单，写一篇专栏文章，从幼儿园接回儿子，再送他到图书馆参加一个阅读小组，干了几件杂事，又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花了一小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给《MS》杂志创刊号写文章，讨论家庭妇女的经济价值。我统计所有家务活，确定每项的价钱，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份工作应得的报酬被大大压低，而且本应计入GNP（国民生产总值）。我那时自认为充满爱心，现在明白了，其实当时内心是带有一种同情心的鄙夷，或者说是带着鄙夷的同情。在内心深处我相信，在市中心办公室俯瞰着麦迪逊大街的自己，比那些在家推着扫帚没有报酬的家庭妇女要出类拔萃得多。
母亲的工作不仅被忽视，而且还可能成为职场上的绊脚石。生儿育女算得上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但你不能把这写在个人简历上。
在美国传统的经济理念中，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被浪费掉了。没正式工作的人虽说培养了孩子的人力资本，但她们自己却退化成了“废物”，就好像那些丢在户外慢慢锈掉的设备一样。培育品格，让孩子读书识字并渴求知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要求有出色的才能，而这在经济学家的算式中却被忽略不计。
经济学家认为，生儿育女对人的能力有负面影响，他们总结说：“由于妇女在某些时期不工作，她们积累的工作经验比较少。而且在不工作的这段时期，其人力资本由于缺乏维护而贬了值，这就叫做萎缩。”实际上，女人带孩子时，唯一萎缩的是她们的收入和闲暇。
母亲的工作受到贬低，实际上这种情形无所不在。照看子女有时不仅得不到奖励，还会受到惩罚。甚至，做全职妈妈是造成老年女性贫困的最大诱因。在美国，全职妈妈的养老金比男性少，也比无子女的女性少，65岁以上的女性可能比同龄男性贫困两倍以上。
社会上的保守人士经常期望女儿而不是儿子放弃雄心，无偿地为家庭奉献。他们鼓励女儿早早成婚育子，但从不告诫年轻的女性们这会增大她们离婚的可能，降低她们一生的收入。他们支持建立在无酬或低报酬的女性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又对女性们的灰心沮丧大惑不解。
时常有人计算家庭应付给母亲多少报酬。先假定母亲承担十七种工作，从看孩子、烧饭、洗衣，到打理家庭财务、解决家庭纠纷，再把每种工作按中等年薪水平相加。更合乎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按中层管理者的水准估算母亲的价值，再加上一些额外的零星服务项目，如做心理医师、理财师、私人司机等。这样算下来，年薪十万美元不成问题——或者说比现在多挣十万。
无偿的女性关爱不仅是家庭的命脉，也是经济的重心。大量的最新研究表明，无偿照看孩子所付出的劳动量比经济学家设想的要多得多。的确，它在规模上可媲美于普通经济中的大型产业。根据一些估计，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无偿的家务劳动上消耗的时间——其中大多与照看孩子有关，至少等于市场有偿劳动力的一半，而这类无偿劳动的百分之八十，是由女性完成的。
这份不计时间与劳动量的巨大馈赠，简括地说明了成年女性为什么比男性穷困得多，尽管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她们劳动的时间都比男性要长。
在经济学里，“免费搭车者”指的是不付出代价而得利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无偿获益者。按这个定义，家庭和全球经济都是典型的免费搭车者，都仰赖于付出劳动，却没有或很少有报偿的母亲。
很有可能，母亲和其他照看自家孩子、病人或老人的人们依然故我，不计辛劳和后果。无论如何，母愛是世界上最可再生的资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终止对女性劳动的无偿占用——这叫做公正。
和士兵作个类比也许能说明问题。像母亲一样，士兵要为国尽忠，让退伍军人享受荣誉和物质奖励正是为了避免白白利用他们的忠心。公众也认为，应当重奖勇士们。但养育后代也是对国家效忠，这项工作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如果低估其价值，这是不公正的。母亲延续生命的劳动反而迫使她们成为社会慈善家，这是不公正的。唯独让母亲作出别人不曾作过的牺牲，具备别人不曾具备的德行——诸如屈尊牺牲个人的计划，以利他主义为生活旨趣，这是不公正的。德行和牺牲，在仅仅要求特定人群而不是求诸每个人的时候，就变成了下等阶级的戳记。
还母亲以公正不仅意味着“主妇工资”——这是七十年代出现的想法。甚至不仅仅意味着让母亲的福利向退伍军人看齐。我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包括工作场所、家庭、法律和社会政策的认可，承认必须有人担负养育子女、维系家庭的工作。而且，对于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就业上不应该受歧视，在地位上不应该被贬低，因而使其越来越走向贫困的险境。
有了这种认可就不会再有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劝说年轻女子走出去、受教育、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一旦她们有了孩子就会前功尽弃。这种认可也将根除缠绕着大多数母亲的时代错误：尽管她们像任何人一样勤劳，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勤劳，但她们在经济上仍是寄食者。
对目前状况的流行说法是女性愿意要孩子，愿意接受接踵而来的后果。就像一位非洲旅行向导讲一群猴子时所说的：“带着幼猴的母猴非常艰难地跟着队伍。”但与猴子不同，人类有能力保证那些养育婴儿——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人，永远不被丢在后面。
母亲的定义正是对别人无私奉献的人。我们并不因为母亲付出而欠她什么，反而感觉她总欠我们似的。尽管没有什么比母亲更神圣不可侵犯，也没有谁像她那样被赞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这种巨大贡献仍不值一文。对母亲价值的口头恭维飘在半空，就像天使的祥云一样虚无缥缈。在这个世界上，母亲们仍要面对不被尊重、不被承认的事实。多数人就像摇篮里的婴儿一样，认为母亲的照料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
给婴儿一个家，培养他的能力，这一工作的价值几乎完全被抹杀了。因此，人们常向全职母亲提出这样轻蔑的问题：“你一整天都干什么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餐喝酒时，一位没有孩子的女性朋友发表意见说：“在我认识的所有夫妇当中，你是唯一没有工作的妻子。”而那天我做了很多事：早上给儿子穿衣、喂饭，送他去幼儿园，然后找来水管工修理漏水的淋浴器，付账单，写一篇专栏文章，从幼儿园接回儿子，再送他到图书馆参加一个阅读小组，干了几件杂事，又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花了一小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给《MS》杂志创刊号写文章，讨论家庭妇女的经济价值。我统计所有家务活，确定每项的价钱，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份工作应得的报酬被大大压低，而且本应计入GNP（国民生产总值）。我那时自认为充满爱心，现在明白了，其实当时内心是带有一种同情心的鄙夷，或者说是带着鄙夷的同情。在内心深处我相信，在市中心办公室俯瞰着麦迪逊大街的自己，比那些在家推着扫帚没有报酬的家庭妇女要出类拔萃得多。
母亲的工作不仅被忽视，而且还可能成为职场上的绊脚石。生儿育女算得上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但你不能把这写在个人简历上。
在美国传统的经济理念中，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被浪费掉了。没正式工作的人虽说培养了孩子的人力资本，但她们自己却退化成了“废物”，就好像那些丢在户外慢慢锈掉的设备一样。培育品格，让孩子读书识字并渴求知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要求有出色的才能，而这在经济学家的算式中却被忽略不计。
经济学家认为，生儿育女对人的能力有负面影响，他们总结说：“由于妇女在某些时期不工作，她们积累的工作经验比较少。而且在不工作的这段时期，其人力资本由于缺乏维护而贬了值，这就叫做萎缩。”实际上，女人带孩子时，唯一萎缩的是她们的收入和闲暇。
母亲的工作受到贬低，实际上这种情形无所不在。照看子女有时不仅得不到奖励，还会受到惩罚。甚至，做全职妈妈是造成老年女性贫困的最大诱因。在美国，全职妈妈的养老金比男性少，也比无子女的女性少，65岁以上的女性可能比同龄男性贫困两倍以上。
社会上的保守人士经常期望女儿而不是儿子放弃雄心，无偿地为家庭奉献。他们鼓励女儿早早成婚育子，但从不告诫年轻的女性们这会增大她们离婚的可能，降低她们一生的收入。他们支持建立在无酬或低报酬的女性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又对女性们的灰心沮丧大惑不解。
时常有人计算家庭应付给母亲多少报酬。先假定母亲承担十七种工作，从看孩子、烧饭、洗衣，到打理家庭财务、解决家庭纠纷，再把每种工作按中等年薪水平相加。更合乎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按中层管理者的水准估算母亲的价值，再加上一些额外的零星服务项目，如做心理医师、理财师、私人司机等。这样算下来，年薪十万美元不成问题——或者说比现在多挣十万。
无偿的女性关爱不仅是家庭的命脉，也是经济的重心。大量的最新研究表明，无偿照看孩子所付出的劳动量比经济学家设想的要多得多。的确，它在规模上可媲美于普通经济中的大型产业。根据一些估计，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无偿的家务劳动上消耗的时间——其中大多与照看孩子有关，至少等于市场有偿劳动力的一半，而这类无偿劳动的百分之八十，是由女性完成的。
这份不计时间与劳动量的巨大馈赠，简括地说明了成年女性为什么比男性穷困得多，尽管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她们劳动的时间都比男性要长。
在经济学里，“免费搭车者”指的是不付出代价而得利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无偿获益者。按这个定义，家庭和全球经济都是典型的免费搭车者，都仰赖于付出劳动，却没有或很少有报偿的母亲。
很有可能，母亲和其他照看自家孩子、病人或老人的人们依然故我，不计辛劳和后果。无论如何，母愛是世界上最可再生的资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终止对女性劳动的无偿占用——这叫做公正。
和士兵作个类比也许能说明问题。像母亲一样，士兵要为国尽忠，让退伍军人享受荣誉和物质奖励正是为了避免白白利用他们的忠心。公众也认为，应当重奖勇士们。但养育后代也是对国家效忠，这项工作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如果低估其价值，这是不公正的。母亲延续生命的劳动反而迫使她们成为社会慈善家，这是不公正的。唯独让母亲作出别人不曾作过的牺牲，具备别人不曾具备的德行——诸如屈尊牺牲个人的计划，以利他主义为生活旨趣，这是不公正的。德行和牺牲，在仅仅要求特定人群而不是求诸每个人的时候，就变成了下等阶级的戳记。
还母亲以公正不仅意味着“主妇工资”——这是七十年代出现的想法。甚至不仅仅意味着让母亲的福利向退伍军人看齐。我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包括工作场所、家庭、法律和社会政策的认可，承认必须有人担负养育子女、维系家庭的工作。而且，对于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就业上不应该受歧视，在地位上不应该被贬低，因而使其越来越走向贫困的险境。
有了这种认可就不会再有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劝说年轻女子走出去、受教育、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一旦她们有了孩子就会前功尽弃。这种认可也将根除缠绕着大多数母亲的时代错误：尽管她们像任何人一样勤劳，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勤劳，但她们在经济上仍是寄食者。
对目前状况的流行说法是女性愿意要孩子，愿意接受接踵而来的后果。就像一位非洲旅行向导讲一群猴子时所说的：“带着幼猴的母猴非常艰难地跟着队伍。”但与猴子不同，人类有能力保证那些养育婴儿——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人，永远不被丢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