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关键时期,教育仍应摆在重要位置.长期以来,黑龙江省教育支出存在着投入规模不足、县级政府支出压力过大、事权划分不明晰等问题,这与财政收入分权及财政支出分权的不完全匹配有一定的关系.通过黑龙江省2011至2018年的数据,构建TAR门限自回归计量模型,得出了财政收支分权均对教育支出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的结论,即增大财政分权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有显著的门限效应,门限值为0.8023.
【机 构】
：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28;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关键时期,教育仍应摆在重要位置.长期以来,黑龙江省教育支出存在着投入规模不足、县级政府支出压力过大、事权划分不明晰等问题,这与财政收入分权及财政支出分权的不完全匹配有一定的关系.通过黑龙江省2011至2018年的数据,构建TAR门限自回归计量模型,得出了财政收支分权均对教育支出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的结论,即增大财政分权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有显著的门限效应,门限值为0.8023.
其他文献
在研究经典风险模型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保险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给出了几种风险模型的相关模型推广,分析了这些推广模型的破产模型,并根据概率论与随机控制理论推出破产概率的具体表达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金融市场从事投资活动,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相对过低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我国又是一个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低水平的金融素养让广大农村居民们处于较高的金融风险之下,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福祉.这里从金融知识的普及度、金融参与态度、金融参与的风险意识等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素养的现状,以年龄、性别、金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地域因素这五个指标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收入、金融受教育程度、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的提升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最后提出提升我国农村居
选取上证A股市场的50只股票,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与民生的各个行业.截取样本股票在2014年9月至2019年9月这一研究区间的月频数据,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进而得知每只股票的系数和可决系数.最后得出实验结论:其一,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我国的A股市场;其二,由于中国的上市公司的数目增加迅速,股市扩容非常迅速可能导致样本股票的数据满足不了假设条件从而产生CAPM模型与实际表现之间的误差;其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股票大多数是进攻型股票,适合于风险偏好者;其四,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尚处于弱有效市场状态,并没有
黑龙江省要实现高质量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支持,而科技创新又需要金融的助力,所以,要提高科技和金融结合的效率,让黑龙江省科技金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对黑龙江省科技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结合2018和2019年全国31个省份地区的科技金融相关数据,对黑龙江省科技金融的影响因素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考察黑龙江省目前科技金融的发展现状,找出制约黑龙江省科技金融发展的原因,提出具体的提升策略.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关键词是“数字+产业”,数字产业与产业数字两者字符虽然完全相同但组合不同其代表的意义不尽相同,前者强调的是数字技术行业的特定品牌和经营模式,后者则是将产业如何实现数字化目标,但两者又是相互交叉与融合,都是讲的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管理.目前,两者在“化”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在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背景下,通过进一步明确发展导向、深化体制改革、构建发展机制、增加两者的粘合度对于推动两者同步发展,发挥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新时代下,协同创新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快速适应外部复杂环境、解决创新效率低下,规避创新风险的必然选择.根据相关研究,在区分新能源汽车企业协同创新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面向不同创新绩效的协同创新模式作用模型,并利用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协同创新模式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三种协同创新模式均能促进创新绩效提升,且动态知识管理能力的中介作用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验证,但各模式的作用情境有所差异,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基于创新目标选择协同创新模式提供了依据.
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基于联盟组合中焦点企业的视角,构建了网络能力、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42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能力的4个维度(网络规划能力、网络构建能力、关系管理能力和位置占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能力的4个维度对吸收能力的两个维度(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吸收能力的两个维度对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在网络能力的4个维度与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引入金融共生理论,利用Logistic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与小微企业融资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与小微企业间存在正向非对称共生关系,小微企业对互联网金融的影响远超互联网金融对小微金融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共生环境、推进小微企业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功能的对策.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视角,测算2017年中国省份营商环境指数并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相匹配,探究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及营商软环境与居民创业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营商环境指数与居民创业之间的内生性,将各省份的2017年政务大厅平均进驻事项数及月平均办件量作为省份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做进一步估计.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与营商软环境均能显著提高居民创业意向.在影响机制分析方面,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数字化应用程度来提升居民创业概率.基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仅对中、西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