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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对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增强趋势;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才变得显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地区能源强度。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关键词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协同演化;机理;能源强度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1-0055-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08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化浪潮迅速兴起并逐渐渗透融合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的渗透和融合改变了企业层面上的生产运作方式,提升了产业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并重塑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由于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未完全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是这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涵。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压力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我国整体的能源强度已有明显下降。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统计数据,按2000年可比价格计算,2012年我国每万元GDP标准煤消耗量为1.13 t,比2000年的1.46 t降低了22.60%。然而,这一数据与西方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GDP单位能源消耗”测算,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美国高45.09%,比日本高94.11%。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理论研究中探讨的影响国家和地区能源强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价格、进出口和对外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等[1-4]。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Sue Wing和Eckaus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资本投入在美国能源强度下降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促进作用[5]。Romm指出,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扩散提高了企业生产管理水平,推动了能源使用效率提升[6]。Collard等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资本投入从总体上降低了法国服务业部门的电力消耗水平[7]。Chou等对韩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投入降低了一些电力消耗量较大的制造业部门的电力消耗,但却提高了服务业部门和多数制造业部门的电力消耗水平[8]。胡剑锋基于我国1997-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证实,信息化资本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地区能源强度[9]。李雷鸣和贾江涛利用1961-2008年的数据探讨了我国信息化与能源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化对能源效率提升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10]。樊茂清等基于中国1981-2005年投入产出数据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提高了各产业生产效率,降低了能源强度[11]。现有研究多从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切入,关注的主要是信息化发展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直接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对能源强度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陈庆江等: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年 第1期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降低能源强度、促进节能减排的作用在认识和实践中已取得初步共识,但这种影响和作用机理却鲜有经验研究的支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测度上的困难是经验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谢康等借鉴协调发展系数的概念构建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利用经验数据探讨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质量问题,这是涉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与能源强度关系为数不多的前瞻性研究[12]。上述方法考虑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但协调发展水平测得的只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偏离程度,并不能准确反映融合水平。换言之,如果一个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在两个方向上的相互影响系数相对均衡且处于较低水平,则按照谢康等以协调发展系数为基础构建的测度方法,该地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反而会相对较高,存在一定不合理性。上述研究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没有得到经验数据支持,这一结果与理论分析和实践观察相背离。研究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测度上的偏差可能是导致上述困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本文以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谢康等构建的测度方法,并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而提出我国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西藏自治区的年度能源消费数据缺失,故将其剔除)。 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作用机理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作用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能源强度。
机理1: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首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轻量化”发展,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信息网络技术与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能源节约技术相互渗透和融合,促进了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发展[13]。尤其是在能源需求相对较高的重工业部门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更为显著。其次,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产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的能源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在家电、交通、市政等领域中的渗透和融合,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程度,从总量上减少了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
机理2: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了不同能源密集度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结构。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加速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衍生,使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13]。这一过程中,能源要素密集的第二产业比重逐渐下降,对能源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占比相对上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同时催生了新服务业态的产生和成长,加速了产业体系的高级化进程。另一方面,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了第二产业的能源密集度。产业融合和产业衍生过程中,一些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工业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提高了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产业部门在第二产业中的相对比重。
机理3: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有效降低了要素配置和使用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生产要素配置到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和环节,优化了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和企业内部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提高了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进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另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有偏技术进步导致能源和其他要素边际替代率的变化,改变了能源要素的相对投入量,推动了能源强度下降[14]。
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2.1.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指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做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5]。从系统论的角度,可以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视为经济系统内信息化和工业化两个子系统之间协同演化的过程,这一演化过程是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和信息化的拉动作用两种力量交互影响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构建式(1)所示信息化和工业化协同演化模型:
dx1dt=r1x1(1-x1N1+1x2N2)
dx2dt=r2x2(1-x2N2+2x1N1)
(1)
式(1)中,x1、x2分别为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r1、r2分别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自然增长率;N1、N2分别代表工业化或者信息化独立发展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值;1、2为合作系数,分别表示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和工业化对信息化的拉动作用。式(1)中,12即是对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一种测度。
借鉴谢康等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模型的思想[12],结合Battese和Coelli的效率损失影响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16],构建式(2)所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模型:
x1=f(x2,i,t)exp(Vit-Uit)
(2)
式(2)表示在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下,工业化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同理可构建式(3)所示的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模型:
x2=f(x1,i,t)exp(Vit-Uit)
(3)
其中,V代表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随机因素的影响,Vit~N(0,σV2);U代表效率损失,即信息化(工业化)的影响下工业化(信息化)所能够达到的最优水平(前沿面),假设U服从半正态分布。进而信息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工业化(信息化)水平提高的合作互惠作用可以用工业化(信息化)实际值和估计的前沿面值之间的比值表示。基于上述分析,构建合作系数指标:
φ1=x1opt(x1)
(4)
φ2=x2opt(x2)
(5)
opt(x1)、opt(x2)分别代表建立在信息化(工业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化(信息化)所能够达到的最优水平。根据(1)式构建的理论模型,可用(6)式中合作系数的乘积φ1φ2表达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
I=φ1φ2=x1opt(x1)×x2opt(x2)
(6)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SFA),利用各省区工业化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发展水平数据,可分别得到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和工业化对信息化的拉动作用φ1、φ2,进而测度各省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
2.1.2 回归模型
为考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构建基于资本、劳动和能源的C-D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形式为Y=Af(K,L,E)。其中,K、L、E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A为技术水平,则与生产函数相对应的成本函数形式为:
C=A-1PαKPβLP1-α-βEQ
(7)
式(7)中,Q为产出水平,PK、PL、PE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水平,α、β、1-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和能源的价格弹性。根据谢泼德引理(Shephard’s Lemma),成本函数关于能源价格的偏导数等价于能源需求,故有: E=(1-α-β)A-1PαKPβLP-α-βEQ
(8)
式(8)中,E为能源消费量,A为技术水平。由于能源强度(ENERGY)可以表示为E/Q,故有:
ENERGY=(1-α-β)A-1PαKPβLP-α-βE
(9)
借鉴吴延兵的模型[17],技术水平可以表达为:
A=ef(·)+μ
(10)
式(10)中,μ为随机误差项。技术水平受到技术创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和开放条件下比较优势的获取等方面因素影响,根据Hu等人的研究[18],进一步将函数f(·)设定为:
f(·)=γ1LN(I)+γ2LN(T)+γ3LN(IMGDP)+γ4LN(EXGDP)+γ5LN(FDI)
(11)
式(11)中,I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T为技术创新活动,IMGDP、EXGDP、FDI分别为进口比重、出口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式(11)代入到式(10),进而代入到式(9)中,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LN(ENERGY)=c+η1LN(I)+η2LN(T)+η3LN(IMGDP)
① 由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涉及的原始数据繁多,文中仅简要介绍原始数据的主要来源,各指标详细数据来源和原始数据可向作者索取。
②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是适宜的,后续实证结果的分析均以FE模型为准。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同时列出其他模型回归结果作为参考。 +η4LN(EXGDP)+η5LN(FDI)+η6LN(PαKPβLP1-α-βEPE)+μ
(12)
简化之,可得双对数回归模型:
LN(ENERGY)=c+α·LN(I)+β·LN(CV)+u
(13)
其中,c是模型常数项,u是随机扰动项;因变量ENERGY为能源强度,以各省区能源消费与相应年度不变价格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核心解释变量I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CV是影响能源强度的其他控制变量,除式(12)中涉及的技术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和能源价格等因素外,考虑到产业结构特征和政府相关规制政策也对能源强度有重要影响,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两个控制变量。
(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能源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19]。不同产业部门能源密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第二产业对能源依赖程度最大,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最高。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能源密集度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占比上升。这种结构变化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在模型中引入产业结构变量,并以各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该地区产业结构特征。
(2)政府干预。政府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相关规制政策直接对能源强度产生影响。另外,经济运行中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影响产业演进和技术创新,进而影响能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在模型中引入政府干预变量,并以各省区财政支出与相应年度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程度。
(3)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能源强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1]。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各省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在模型中引入技术创新变量,并以各省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授予数量衡量该地区技术创新水平。
(4)对外经济贸易因素。以各省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影响包括能源在内的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另外,对外经济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能源强度[18]。在模型中引入出口比重、进口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三个控制变量,并分别以各省区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外商投资总额三个指标与地区GDP之比衡量上述三个变量。
(5)能源价格。由于能源的要素替代效应,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20-21]。在模型中引入能源价格变量,并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燃料、动力类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2000年=100)”衡量能源价格水平。
2.2 数据来源
(1)能源消费。 各省区2000-2001年能源消费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2)》,2002-2005年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06-2012年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
(2)信息化发展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采用《中国信息年鉴》中“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作为各省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中,2000-2005年信息化发展水平数据取自《中国信息年鉴(2010)》,2006-2012年数据取自《中国信息年鉴(2014)》。
(3)工业化发展水平。 以陈佳贵等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与权重为基础[22],将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按相应权重赋值后测得各省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指标:①人均GDP;②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③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④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⑤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相关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①。
(4)各省区名义GDP、GDP折算指数、三次产业增加值、常住人口数量、发明专利授予数量、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外商投资总额和“燃料、动力类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地区年度数据或根据上述数据折算。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表1分别给出了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FE)和分位数(中位数)回归模型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②。三个模型的结果均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生产技术效率提升,提高了包括能源在内的各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 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有显著影响。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也就越低。政府干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省区之间差别较大,导致FE模型与其他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不一致。从能源强度各影响因素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弹性系数相对较大。综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当前推动能源集约使用、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表2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能源强度固定效应模型(FE)回归分析结果。不同区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力大小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分区域回归结果也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模型是稳健的。
3.3 不同时期回归结果
2008年前后,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均出现较大变化。为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战略部署,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国务院整合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原有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压力凸显,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提高我国经济发
① 本部分利用王群勇的门限回归程序包完成数据分析(程序包:Stata Journal,volume 15,number 1:st0373)。展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为考察2008年前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变化,将整体数据分为2000-2007年和2008-2012年两个时间区间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3是两个时间区间内OLS模型和FE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对比两个时间段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有增强趋势。2000-2007年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2008-2012年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每提高1%,地区能源强度下降0.840%。
2008年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逐步走向深入,对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的作用也更加显著。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整体环境不断改善,相关长期发展规划逐步清晰,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推进力度也明显增强;在微观企业层面上,企业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节能减排的实践从少数环节应用向整体集成应用转变,融合效益逐步显现。
3.4 面板门限回归结果
产业结构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能源强度作用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受益于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比重变化、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以及融合环境改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也应存在显著变化。为检验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过程中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为门限变量进行面板数据门限回归①。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表明(表4),回归模型存在单一门限,门限值为0.756 8,95%置信区间为[0.745 0,0.758 5]。换言之,当某一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超过0.756 8时,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会发生显著改变。
表5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相对较低阶段(低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存在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中,仍有14个省区(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和青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尚未越过这一门限。据此发现,当前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门限效应主要源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产业质量提升和融合环境改善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渗透融合,各产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发展质量快速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更加显著。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制造维修服务、建筑工程服务、环保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源节约效应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远远超过第二产业。由于能源消耗最大的第二产业占比大幅下降,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可能会减弱,甚至不再显著,从而出现另一个门限。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但仍高于第三产业占比[23]。上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特征是理论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门限没有得到现有经验数据支持的主要原因。
4 对策与建议
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1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当前推动能源集约使用、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2)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3)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现增强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宏观层面上融合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微观层面上融合实践的不断深入。
(4)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门限效应主要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的产业质量提升和融合环境改善。
现阶段,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在推动通信、交通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软环境。 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措施:
(1)根据不同地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及其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特征。中西部地区融合水平相对较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应在加强互联网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重提高信息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东部地区融合水平相对较高,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应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提升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效益。
(2)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提高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智能工厂和智能产品是“智能制造”的两大核心要素。实践中,应以“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为指引,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一方面,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信息技术改进制造工艺,提高生产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加快推动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研发与市场化应用,提高产品和服务消费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
(3)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营造良好的基础环境。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对现有互联网基础提出了挑战,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厂”、“智慧车间”、“云制造”等智能生产方式成长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应积极推动部署和建设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企业移动宽带接入能力,为“智能制造”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环境。
(4)推动基于信息技术的能源服务产业发展壮大。能源服务产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信息技术与能源节约技术的融合为这一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拓展了产业成长空间。实践中,可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和法律等手段,引导和鼓励专业化能源服务企业将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于合同能源管理等业务中,发展能源互联网,推动能源服务企业创新商业模式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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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2 in China
CHEN Qingjiang1,2 YANG Huixin3 JIAO Yong4
(1.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 3.School of Manage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4.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decrease energy intensity throug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Based on theory of coevolution between two systems, estimate metho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refine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by the improved estimate method and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except Tibet in Mainland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can reduce energy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gration is stronger tha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nergy prices, R&D,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ther factors.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shows differences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in China, but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recent years,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threshold effect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As the ratio of added valu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to the secondary industry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 (above 0.756 8),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mproves energy efficiency and decreases energy intensity by promoting technical progress,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ptimizing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re is still a great potential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throug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ropositions to promot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ptim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Meanwhil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be fully developed to create a good soft environment, which can enhance the effect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coevolution; mechanism; energy intensity
关键词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协同演化;机理;能源强度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1-0055-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08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化浪潮迅速兴起并逐渐渗透融合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的渗透和融合改变了企业层面上的生产运作方式,提升了产业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并重塑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由于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未完全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是这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涵。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压力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我国整体的能源强度已有明显下降。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统计数据,按2000年可比价格计算,2012年我国每万元GDP标准煤消耗量为1.13 t,比2000年的1.46 t降低了22.60%。然而,这一数据与西方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GDP单位能源消耗”测算,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美国高45.09%,比日本高94.11%。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理论研究中探讨的影响国家和地区能源强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价格、进出口和对外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等[1-4]。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Sue Wing和Eckaus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资本投入在美国能源强度下降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促进作用[5]。Romm指出,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扩散提高了企业生产管理水平,推动了能源使用效率提升[6]。Collard等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资本投入从总体上降低了法国服务业部门的电力消耗水平[7]。Chou等对韩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投入降低了一些电力消耗量较大的制造业部门的电力消耗,但却提高了服务业部门和多数制造业部门的电力消耗水平[8]。胡剑锋基于我国1997-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证实,信息化资本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地区能源强度[9]。李雷鸣和贾江涛利用1961-2008年的数据探讨了我国信息化与能源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化对能源效率提升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10]。樊茂清等基于中国1981-2005年投入产出数据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提高了各产业生产效率,降低了能源强度[11]。现有研究多从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切入,关注的主要是信息化发展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直接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对能源强度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陈庆江等: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年 第1期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降低能源强度、促进节能减排的作用在认识和实践中已取得初步共识,但这种影响和作用机理却鲜有经验研究的支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测度上的困难是经验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谢康等借鉴协调发展系数的概念构建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利用经验数据探讨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质量问题,这是涉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与能源强度关系为数不多的前瞻性研究[12]。上述方法考虑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但协调发展水平测得的只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偏离程度,并不能准确反映融合水平。换言之,如果一个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在两个方向上的相互影响系数相对均衡且处于较低水平,则按照谢康等以协调发展系数为基础构建的测度方法,该地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反而会相对较高,存在一定不合理性。上述研究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没有得到经验数据支持,这一结果与理论分析和实践观察相背离。研究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测度上的偏差可能是导致上述困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本文以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谢康等构建的测度方法,并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而提出我国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西藏自治区的年度能源消费数据缺失,故将其剔除)。 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作用机理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作用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能源强度。
机理1: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首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轻量化”发展,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信息网络技术与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能源节约技术相互渗透和融合,促进了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发展[13]。尤其是在能源需求相对较高的重工业部门中,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更为显著。其次,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产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的能源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在家电、交通、市政等领域中的渗透和融合,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程度,从总量上减少了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
机理2: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了不同能源密集度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结构。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加速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衍生,使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13]。这一过程中,能源要素密集的第二产业比重逐渐下降,对能源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占比相对上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同时催生了新服务业态的产生和成长,加速了产业体系的高级化进程。另一方面,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了第二产业的能源密集度。产业融合和产业衍生过程中,一些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工业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提高了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产业部门在第二产业中的相对比重。
机理3: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有效降低了要素配置和使用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生产要素配置到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和环节,优化了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和企业内部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提高了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进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另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有偏技术进步导致能源和其他要素边际替代率的变化,改变了能源要素的相对投入量,推动了能源强度下降[14]。
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2.1.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指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做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5]。从系统论的角度,可以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视为经济系统内信息化和工业化两个子系统之间协同演化的过程,这一演化过程是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和信息化的拉动作用两种力量交互影响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构建式(1)所示信息化和工业化协同演化模型:
dx1dt=r1x1(1-x1N1+1x2N2)
dx2dt=r2x2(1-x2N2+2x1N1)
(1)
式(1)中,x1、x2分别为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r1、r2分别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自然增长率;N1、N2分别代表工业化或者信息化独立发展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值;1、2为合作系数,分别表示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和工业化对信息化的拉动作用。式(1)中,12即是对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一种测度。
借鉴谢康等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模型的思想[12],结合Battese和Coelli的效率损失影响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16],构建式(2)所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模型:
x1=f(x2,i,t)exp(Vit-Uit)
(2)
式(2)表示在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下,工业化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同理可构建式(3)所示的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模型:
x2=f(x1,i,t)exp(Vit-Uit)
(3)
其中,V代表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随机因素的影响,Vit~N(0,σV2);U代表效率损失,即信息化(工业化)的影响下工业化(信息化)所能够达到的最优水平(前沿面),假设U服从半正态分布。进而信息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工业化(信息化)水平提高的合作互惠作用可以用工业化(信息化)实际值和估计的前沿面值之间的比值表示。基于上述分析,构建合作系数指标:
φ1=x1opt(x1)
(4)
φ2=x2opt(x2)
(5)
opt(x1)、opt(x2)分别代表建立在信息化(工业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化(信息化)所能够达到的最优水平。根据(1)式构建的理论模型,可用(6)式中合作系数的乘积φ1φ2表达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
I=φ1φ2=x1opt(x1)×x2opt(x2)
(6)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SFA),利用各省区工业化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发展水平数据,可分别得到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和工业化对信息化的拉动作用φ1、φ2,进而测度各省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
2.1.2 回归模型
为考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构建基于资本、劳动和能源的C-D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形式为Y=Af(K,L,E)。其中,K、L、E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A为技术水平,则与生产函数相对应的成本函数形式为:
C=A-1PαKPβLP1-α-βEQ
(7)
式(7)中,Q为产出水平,PK、PL、PE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水平,α、β、1-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和能源的价格弹性。根据谢泼德引理(Shephard’s Lemma),成本函数关于能源价格的偏导数等价于能源需求,故有: E=(1-α-β)A-1PαKPβLP-α-βEQ
(8)
式(8)中,E为能源消费量,A为技术水平。由于能源强度(ENERGY)可以表示为E/Q,故有:
ENERGY=(1-α-β)A-1PαKPβLP-α-βE
(9)
借鉴吴延兵的模型[17],技术水平可以表达为:
A=ef(·)+μ
(10)
式(10)中,μ为随机误差项。技术水平受到技术创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和开放条件下比较优势的获取等方面因素影响,根据Hu等人的研究[18],进一步将函数f(·)设定为:
f(·)=γ1LN(I)+γ2LN(T)+γ3LN(IMGDP)+γ4LN(EXGDP)+γ5LN(FDI)
(11)
式(11)中,I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T为技术创新活动,IMGDP、EXGDP、FDI分别为进口比重、出口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式(11)代入到式(10),进而代入到式(9)中,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LN(ENERGY)=c+η1LN(I)+η2LN(T)+η3LN(IMGDP)
① 由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涉及的原始数据繁多,文中仅简要介绍原始数据的主要来源,各指标详细数据来源和原始数据可向作者索取。
②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是适宜的,后续实证结果的分析均以FE模型为准。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同时列出其他模型回归结果作为参考。 +η4LN(EXGDP)+η5LN(FDI)+η6LN(PαKPβLP1-α-βEPE)+μ
(12)
简化之,可得双对数回归模型:
LN(ENERGY)=c+α·LN(I)+β·LN(CV)+u
(13)
其中,c是模型常数项,u是随机扰动项;因变量ENERGY为能源强度,以各省区能源消费与相应年度不变价格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核心解释变量I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CV是影响能源强度的其他控制变量,除式(12)中涉及的技术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和能源价格等因素外,考虑到产业结构特征和政府相关规制政策也对能源强度有重要影响,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两个控制变量。
(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能源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19]。不同产业部门能源密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第二产业对能源依赖程度最大,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最高。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能源密集度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占比上升。这种结构变化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在模型中引入产业结构变量,并以各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该地区产业结构特征。
(2)政府干预。政府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相关规制政策直接对能源强度产生影响。另外,经济运行中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影响产业演进和技术创新,进而影响能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在模型中引入政府干预变量,并以各省区财政支出与相应年度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程度。
(3)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能源强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1]。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各省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在模型中引入技术创新变量,并以各省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授予数量衡量该地区技术创新水平。
(4)对外经济贸易因素。以各省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影响包括能源在内的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另外,对外经济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能源强度[18]。在模型中引入出口比重、进口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三个控制变量,并分别以各省区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外商投资总额三个指标与地区GDP之比衡量上述三个变量。
(5)能源价格。由于能源的要素替代效应,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20-21]。在模型中引入能源价格变量,并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燃料、动力类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2000年=100)”衡量能源价格水平。
2.2 数据来源
(1)能源消费。 各省区2000-2001年能源消费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2)》,2002-2005年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06-2012年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
(2)信息化发展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采用《中国信息年鉴》中“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作为各省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中,2000-2005年信息化发展水平数据取自《中国信息年鉴(2010)》,2006-2012年数据取自《中国信息年鉴(2014)》。
(3)工业化发展水平。 以陈佳贵等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与权重为基础[22],将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按相应权重赋值后测得各省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指标:①人均GDP;②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③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④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⑤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相关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①。
(4)各省区名义GDP、GDP折算指数、三次产业增加值、常住人口数量、发明专利授予数量、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外商投资总额和“燃料、动力类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地区年度数据或根据上述数据折算。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表1分别给出了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FE)和分位数(中位数)回归模型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②。三个模型的结果均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生产技术效率提升,提高了包括能源在内的各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了地区能源强度。 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有显著影响。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也就越低。政府干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省区之间差别较大,导致FE模型与其他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不一致。从能源强度各影响因素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弹性系数相对较大。综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当前推动能源集约使用、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表2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能源强度固定效应模型(FE)回归分析结果。不同区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力大小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分区域回归结果也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模型是稳健的。
3.3 不同时期回归结果
2008年前后,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均出现较大变化。为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战略部署,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国务院整合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原有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压力凸显,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提高我国经济发
① 本部分利用王群勇的门限回归程序包完成数据分析(程序包:Stata Journal,volume 15,number 1:st0373)。展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为考察2008年前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变化,将整体数据分为2000-2007年和2008-2012年两个时间区间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3是两个时间区间内OLS模型和FE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对比两个时间段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有增强趋势。2000-2007年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2008-2012年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每提高1%,地区能源强度下降0.840%。
2008年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逐步走向深入,对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的作用也更加显著。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整体环境不断改善,相关长期发展规划逐步清晰,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推进力度也明显增强;在微观企业层面上,企业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节能减排的实践从少数环节应用向整体集成应用转变,融合效益逐步显现。
3.4 面板门限回归结果
产业结构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能源强度作用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受益于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比重变化、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以及融合环境改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也应存在显著变化。为检验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过程中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为门限变量进行面板数据门限回归①。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表明(表4),回归模型存在单一门限,门限值为0.756 8,95%置信区间为[0.745 0,0.758 5]。换言之,当某一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超过0.756 8时,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会发生显著改变。
表5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相对较低阶段(低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存在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中,仍有14个省区(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和青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尚未越过这一门限。据此发现,当前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门限效应主要源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产业质量提升和融合环境改善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渗透融合,各产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发展质量快速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更加显著。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制造维修服务、建筑工程服务、环保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源节约效应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远远超过第二产业。由于能源消耗最大的第二产业占比大幅下降,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能源节约效应可能会减弱,甚至不再显著,从而出现另一个门限。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但仍高于第三产业占比[23]。上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特征是理论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门限没有得到现有经验数据支持的主要原因。
4 对策与建议
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1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当前推动能源集约使用、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2)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3)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现增强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宏观层面上融合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微观层面上融合实践的不断深入。
(4)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门限效应主要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的产业质量提升和融合环境改善。
现阶段,我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在推动通信、交通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软环境。 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措施:
(1)根据不同地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及其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特征。中西部地区融合水平相对较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应在加强互联网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重提高信息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东部地区融合水平相对较高,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应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提升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效益。
(2)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提高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智能工厂和智能产品是“智能制造”的两大核心要素。实践中,应以“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为指引,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一方面,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信息技术改进制造工艺,提高生产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加快推动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研发与市场化应用,提高产品和服务消费过程的能源使用效率。
(3)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过程中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营造良好的基础环境。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对现有互联网基础提出了挑战,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厂”、“智慧车间”、“云制造”等智能生产方式成长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应积极推动部署和建设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企业移动宽带接入能力,为“智能制造”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环境。
(4)推动基于信息技术的能源服务产业发展壮大。能源服务产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信息技术与能源节约技术的融合为这一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拓展了产业成长空间。实践中,可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和法律等手段,引导和鼓励专业化能源服务企业将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于合同能源管理等业务中,发展能源互联网,推动能源服务企业创新商业模式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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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2 in China
CHEN Qingjiang1,2 YANG Huixin3 JIAO Yong4
(1.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 3.School of Manage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4.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decrease energy intensity throug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Based on theory of coevolution between two systems, estimate metho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refine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by the improved estimate method and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except Tibet in Mainland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can reduce energy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gration is stronger tha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nergy prices, R&D,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ther factors.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shows differences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in China, but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recent years,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threshold effect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As the ratio of added valu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to the secondary industry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 (above 0.756 8),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mproves energy efficiency and decreases energy intensity by promoting technical progress,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ptimizing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re is still a great potential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throug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ropositions to promot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ptim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Meanwhil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be fully developed to create a good soft environment, which can enhance the effect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coevolution; mechanism; energy inten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