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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的劝降传单
古往今来，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心理战也就应运而生。公元387年，弗拉威尔斯·维盖提尔·利纳托斯所著的《罗马军事制度》一书中记载：“诱导敌方的士兵放弃忠诚并鼓励他们投降具有特殊的作用，因为对敌人来说，逃跑比杀戮带来的伤害更大。”
遍查昔日日本军语，似无“心理战”一词，而有“宣抚”一语，“宣抚”实际上就是日军采取的心理战。抗日战争中，日军为配合其侵略作战，常在占领区内进行所谓的“宣抚”。
在日军所谓“宣抚”的过程中，广泛散发保证被俘军人生命安全的“通行证”、“归顺证”等劝降传单。1939年，小池秋羊所著的《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记录了日军针对八路军开展心理战的策略：“在《告八路军书》、《投降劝告书》等传单大量散发的同时，也有必要制作以八路军士兵为对象的标语，使其丧失战意、进而投降。”我恰好收集到了当年缴获的侵华日军名为“告八路军兵士”的“归顺证”(25×18cm，两面印)以及对“中央军”劝降的“同志票”(11/5×14.5cm，一面印)。这两份劝降的传单都是单色印刷，且纸质低劣。另外，我还曾经见到过日军当年彩印的“投降票”和“通行证”之类的传单。听老兵们讲，他们在战场上捡到这种东西，并不扔掉，而是撕开卷烟或当手纸用。
骗人的“劝降书”
我手中日军劝降用的“归顺证”上这样写道：“今年五月，日本军队在晋南一带地区，对于中央军所行的攻击战，已使盘踞在中条山脉的第五、第十四两集团军(二十万人)完全歼灭了……”从这些表述中可知，这张所谓的“归顺证”应该是在1941年5月或6月制作的，而且还有名有姓地指出：“现在第五集团军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少将等八十名军官和八千名兵士，都在日军保护下，安然居住在风景美丽的北京。”
另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辑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说：“中条山会战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日军因而加紧了对八路军的进攻，包括心理战手段的运用。《华北治安战》记载，5月27～29日，日军用飞机向山里的八路军散发了劝降传单。从我收集到的日军“劝降书”来看，其题目为“告八路军兵士”(注意：非“八路军官兵”)，还挑唆说：“联合起来，□死你们的头脑人(“□”表示字迹不清)，携着武器逃跑吧”。意在离间八路军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关系。日军在其名为“告中央军将士诸君”的“劝降书”中也是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开篇就是“晋绥军已和我们合作提携了!”并说：“大东亚战争因日本军与晋绥军的握手能增一层的强力!中央军官兵快来参加兴亚运动!”日军还在两份“劝降书”上用日文写着让日军对持此证者予以优待，还虚伪地说：“你要找事，就给你找事，你要回家与妻子团圆，就让你回家。”
日军企图通过此类所谓的“劝降书”来瓦解中国军人的斗志，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但他们果真善待被俘或投降的人吗?
抗日战争幸存者的遭遇证明，那些被俘的中国官兵有许多被日军押送到东北边境修筑要塞工事，完工之后，为了保密，成批被杀害灭口。如1943年日军东宁要塞猛虎山工事完工后，就将几千名中国战俘和劳工集中在猛虎山西麓的猛虎谷中杀害，日军乘中国战俘和劳工埋头吃饭之际，用重机枪扫射，刹那间血流成河，尸积如山!还有许多中国战俘被送到日本挖煤做工，遭受着非人待遇，大部分惨死在异国他乡。
劝降纸币也流行
除了“通行证”这类劝降传单外，抗日战争中纸币也曾作为日军心理战的载体。1939～1941年，侵华日军曾在当时中国“中央银行”印发的纸币上印上劝降口号后散发。他们用印有劝降口号的钞票来表明中国面额很大的纸币实际上分文不值，说中国无能力取得战争胜利。
除了在伪造的钞票上印反战口号外，日军还以钞票的形式做图案印制“归来证”。其中有一张“归来证”的正面为钞票图案，反面则印一张裸胸女人的照片，并印有“我时常远望，盼望你回来，你仍在打仗，如果你继续打仗，你将会死在战场上!回来吧，倾听我的心声!”这样的文字。
形形色色的劝降宣传品在中国难奏效
日军军、师两级制作的各种劝降宣传品上一般都配有照片和漫画。如其名为“日本军是农民的救星”的宣传单上即有“信赖日本军农民享福，下边的你可以证明”的文字，并配有一张中国农民的照片。又如“看看!新政府下之和平乐土!再看看!共产党盘踞地带之活地狱!”的文字即配用漫画形式来宣传。其中颇有煽动性的是利用人性弱点来宣传，如名为“夫君!请快回到我们这里来”的传单上有数十个女人的头像照片，并配有文字：“请看!这照片里有你妻子!”另外，我曾在《大阪每日新闻》战地记者1938年拍摄的被日本陆、海军和内务省情报局认定“不许可”在媒体发表的传单上看到：“诸君看吧!老蒋发疯了”这样的文字，还有文理不通的：“好了!日军到来便是不碍的了!”
那么，这些劝降宣传品的效果到底如何?
从日军文档《晋察冀辖区西边肃正作战政治工作要领》中可知，日军的劝降宣传，特别是对八路军的劝降宣传收效甚微：“在第二十一师团的俘虏中发现有妇女军官，忠于共产主义，宁死不屈，拒绝自首。”
我听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讲，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有500名从陕西入伍的新兵，在弹尽粮绝之际，这些“陕两愣娃”面对脚下的悬崖和黄河，一拜天、二拜地、三拜爹娘，唱着秦腔“三滴血”，全部跳入浊浪滚滚的黄河中!我每每听到秦腔“三滴血”，便会想起这段故事，禁不住唏嘘。
其他国家的劝降手段
二战中，不但日军在侵华战场上印刷了很多所谓的“劝降书”和“通行证”，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也使用过类似手段。如美军对日军印发的“通行证”上对“极讲究礼仪”的日本兵不写“我投降”，而是写“我停止抵抗”，还补充了日军如何手持这样的传单投降的图画。另外，美军还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时发行的10比索军票的背面印上具有讽刺性的语句“共荣圈——顶什么用?”，以及在日军侵占缅甸后发行的5卢比军票的背面印上讥讽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并将这些军票形式的宣传品用飞机投送到菲律宾和缅甸，甚至散发到日本国内。
朝鲜战争中，美军也印制了大量劝降传单，甚至还有针对某一部队专门印制的。如专对朝鲜人民军第32师印制的劝降传单中，有指导朝鲜士兵如何逃离部队的文字：“朝着还在落山的太阳行进，游过河，然后向南就可以找到联合国军”，并说：“别犹豫!明天就可能太迟了，现在就救自己!”。为了更加形象，甚至在劝降的传单上附带了投降路线图。
印度军队对劝降传单也有见解。1996年经印度军队参谋长委员会通过，并由国防部授权出版的《印度军队心理战》一书中提到：“当敌军遭受极大心理压力且战斗意志产生动摇时，我应向敌方阵地投送劝降传单。劝降传单应具有鲜艳的颜色，以便引起敌军的注意，传单的内容应以准确而及时的情报为主。如：可用手绘的简易地图标明敌军阵地，也可写明俘虏的某些情况及被俘后所受的优待。”
印军认为，“通行证”应与劝降传单合用。“通行证”在所有劝降手段中最具官方性质，单一颜色，结尾应盖有印章或印有战区最高长官亲笔签名。“通行证”上应有敌我双方的文字，敌方文字用大号字体，我方文字用小号体印，并向敌投降官兵保证投降后将受到优待。“通行证”的大小要适中，以便保存和携带。
可以看出印军对其“通行证”的要求与侵华日军的“劝降书”内容、形制大致相符。印军将劝降的“通行证”说得如此具体，却不知其在肢解巴基斯坦的孟加拉战争、出兵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以及对付泰米尔游击队的作战中是否使用过，效果又如何?我曾翻阅有关印军对外作战的公开资料，未见其有印制“劝降书”、“通行证”的记载。然而，据曾任印度陆军司令部作战厅副厅长的S.辛格在《孟加拉的解放》一书中回忆，1971年12月的印巴战争中，印军在攻取达卡外围的一个据点时，曾三次给巴基斯坦守军写信劝降，最后得逞。
编辑 王晓西
古往今来，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心理战也就应运而生。公元387年，弗拉威尔斯·维盖提尔·利纳托斯所著的《罗马军事制度》一书中记载：“诱导敌方的士兵放弃忠诚并鼓励他们投降具有特殊的作用，因为对敌人来说，逃跑比杀戮带来的伤害更大。”
遍查昔日日本军语，似无“心理战”一词，而有“宣抚”一语，“宣抚”实际上就是日军采取的心理战。抗日战争中，日军为配合其侵略作战，常在占领区内进行所谓的“宣抚”。
在日军所谓“宣抚”的过程中，广泛散发保证被俘军人生命安全的“通行证”、“归顺证”等劝降传单。1939年，小池秋羊所著的《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记录了日军针对八路军开展心理战的策略：“在《告八路军书》、《投降劝告书》等传单大量散发的同时，也有必要制作以八路军士兵为对象的标语，使其丧失战意、进而投降。”我恰好收集到了当年缴获的侵华日军名为“告八路军兵士”的“归顺证”(25×18cm，两面印)以及对“中央军”劝降的“同志票”(11/5×14.5cm，一面印)。这两份劝降的传单都是单色印刷，且纸质低劣。另外，我还曾经见到过日军当年彩印的“投降票”和“通行证”之类的传单。听老兵们讲，他们在战场上捡到这种东西，并不扔掉，而是撕开卷烟或当手纸用。
骗人的“劝降书”
我手中日军劝降用的“归顺证”上这样写道：“今年五月，日本军队在晋南一带地区，对于中央军所行的攻击战，已使盘踞在中条山脉的第五、第十四两集团军(二十万人)完全歼灭了……”从这些表述中可知，这张所谓的“归顺证”应该是在1941年5月或6月制作的，而且还有名有姓地指出：“现在第五集团军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少将等八十名军官和八千名兵士，都在日军保护下，安然居住在风景美丽的北京。”
另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辑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说：“中条山会战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日军因而加紧了对八路军的进攻，包括心理战手段的运用。《华北治安战》记载，5月27～29日，日军用飞机向山里的八路军散发了劝降传单。从我收集到的日军“劝降书”来看，其题目为“告八路军兵士”(注意：非“八路军官兵”)，还挑唆说：“联合起来，□死你们的头脑人(“□”表示字迹不清)，携着武器逃跑吧”。意在离间八路军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关系。日军在其名为“告中央军将士诸君”的“劝降书”中也是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开篇就是“晋绥军已和我们合作提携了!”并说：“大东亚战争因日本军与晋绥军的握手能增一层的强力!中央军官兵快来参加兴亚运动!”日军还在两份“劝降书”上用日文写着让日军对持此证者予以优待，还虚伪地说：“你要找事，就给你找事，你要回家与妻子团圆，就让你回家。”
日军企图通过此类所谓的“劝降书”来瓦解中国军人的斗志，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但他们果真善待被俘或投降的人吗?
抗日战争幸存者的遭遇证明，那些被俘的中国官兵有许多被日军押送到东北边境修筑要塞工事，完工之后，为了保密，成批被杀害灭口。如1943年日军东宁要塞猛虎山工事完工后，就将几千名中国战俘和劳工集中在猛虎山西麓的猛虎谷中杀害，日军乘中国战俘和劳工埋头吃饭之际，用重机枪扫射，刹那间血流成河，尸积如山!还有许多中国战俘被送到日本挖煤做工，遭受着非人待遇，大部分惨死在异国他乡。
劝降纸币也流行
除了“通行证”这类劝降传单外，抗日战争中纸币也曾作为日军心理战的载体。1939～1941年，侵华日军曾在当时中国“中央银行”印发的纸币上印上劝降口号后散发。他们用印有劝降口号的钞票来表明中国面额很大的纸币实际上分文不值，说中国无能力取得战争胜利。
除了在伪造的钞票上印反战口号外，日军还以钞票的形式做图案印制“归来证”。其中有一张“归来证”的正面为钞票图案，反面则印一张裸胸女人的照片，并印有“我时常远望，盼望你回来，你仍在打仗，如果你继续打仗，你将会死在战场上!回来吧，倾听我的心声!”这样的文字。
形形色色的劝降宣传品在中国难奏效
日军军、师两级制作的各种劝降宣传品上一般都配有照片和漫画。如其名为“日本军是农民的救星”的宣传单上即有“信赖日本军农民享福，下边的你可以证明”的文字，并配有一张中国农民的照片。又如“看看!新政府下之和平乐土!再看看!共产党盘踞地带之活地狱!”的文字即配用漫画形式来宣传。其中颇有煽动性的是利用人性弱点来宣传，如名为“夫君!请快回到我们这里来”的传单上有数十个女人的头像照片，并配有文字：“请看!这照片里有你妻子!”另外，我曾在《大阪每日新闻》战地记者1938年拍摄的被日本陆、海军和内务省情报局认定“不许可”在媒体发表的传单上看到：“诸君看吧!老蒋发疯了”这样的文字，还有文理不通的：“好了!日军到来便是不碍的了!”
那么，这些劝降宣传品的效果到底如何?
从日军文档《晋察冀辖区西边肃正作战政治工作要领》中可知，日军的劝降宣传，特别是对八路军的劝降宣传收效甚微：“在第二十一师团的俘虏中发现有妇女军官，忠于共产主义，宁死不屈，拒绝自首。”
我听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讲，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有500名从陕西入伍的新兵，在弹尽粮绝之际，这些“陕两愣娃”面对脚下的悬崖和黄河，一拜天、二拜地、三拜爹娘，唱着秦腔“三滴血”，全部跳入浊浪滚滚的黄河中!我每每听到秦腔“三滴血”，便会想起这段故事，禁不住唏嘘。
其他国家的劝降手段
二战中，不但日军在侵华战场上印刷了很多所谓的“劝降书”和“通行证”，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也使用过类似手段。如美军对日军印发的“通行证”上对“极讲究礼仪”的日本兵不写“我投降”，而是写“我停止抵抗”，还补充了日军如何手持这样的传单投降的图画。另外，美军还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时发行的10比索军票的背面印上具有讽刺性的语句“共荣圈——顶什么用?”，以及在日军侵占缅甸后发行的5卢比军票的背面印上讥讽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并将这些军票形式的宣传品用飞机投送到菲律宾和缅甸，甚至散发到日本国内。
朝鲜战争中，美军也印制了大量劝降传单，甚至还有针对某一部队专门印制的。如专对朝鲜人民军第32师印制的劝降传单中，有指导朝鲜士兵如何逃离部队的文字：“朝着还在落山的太阳行进，游过河，然后向南就可以找到联合国军”，并说：“别犹豫!明天就可能太迟了，现在就救自己!”。为了更加形象，甚至在劝降的传单上附带了投降路线图。
印度军队对劝降传单也有见解。1996年经印度军队参谋长委员会通过，并由国防部授权出版的《印度军队心理战》一书中提到：“当敌军遭受极大心理压力且战斗意志产生动摇时，我应向敌方阵地投送劝降传单。劝降传单应具有鲜艳的颜色，以便引起敌军的注意，传单的内容应以准确而及时的情报为主。如：可用手绘的简易地图标明敌军阵地，也可写明俘虏的某些情况及被俘后所受的优待。”
印军认为，“通行证”应与劝降传单合用。“通行证”在所有劝降手段中最具官方性质，单一颜色，结尾应盖有印章或印有战区最高长官亲笔签名。“通行证”上应有敌我双方的文字，敌方文字用大号字体，我方文字用小号体印，并向敌投降官兵保证投降后将受到优待。“通行证”的大小要适中，以便保存和携带。
可以看出印军对其“通行证”的要求与侵华日军的“劝降书”内容、形制大致相符。印军将劝降的“通行证”说得如此具体，却不知其在肢解巴基斯坦的孟加拉战争、出兵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以及对付泰米尔游击队的作战中是否使用过，效果又如何?我曾翻阅有关印军对外作战的公开资料，未见其有印制“劝降书”、“通行证”的记载。然而，据曾任印度陆军司令部作战厅副厅长的S.辛格在《孟加拉的解放》一书中回忆，1971年12月的印巴战争中，印军在攻取达卡外围的一个据点时，曾三次给巴基斯坦守军写信劝降，最后得逞。
编辑 王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