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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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垣在新疆狱中搜集和编写,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是中国《江格尔》第一个印刷文本,但边垣的生平却鲜为人知。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找到边垣早期档案,从中发现线索找到他的亲人和遗物,证实“边垣”是边燮清的笔名;查阅他后期档案,探寻与《洪古尔》文本化过程相关的信息,并利用新资料,解决了《江格尔》研究史上一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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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垣在新疆狱中搜集和编写,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是中国《江格尔》第一个印刷文本,但边垣的生平却鲜为人知。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找到边垣早期档案,从中发现线索找到他的亲人和遗物,证实“边垣”是边燮清的笔名;查阅他后期档案,探寻与《洪古尔》文本化过程相关的信息,并利用新资料,解决了《江格尔》研究史上一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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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北宋文人的“谏诤”观呈现出以“大一统”和民本思想为出发点的时代性特征。宋夏关系是主导北宋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推助北宋文人谏诤精神形成的主导原因。在北宋的诗文、奏议中,我们随处可见文人对宋夏关系全方位的展现与评判,从中可以窥探北宋文人富有时代性的“谏诤”观念。有鉴于此,文章以宋夏关系为研究视点,集中讨论北宋文人“谏诤”观念的生成背景与创作实践,以此对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层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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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锋的《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是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力作,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即对“土司子弟入学”制度及其影响性的研究,对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的系统性梳理和整体性把握,以及考证过程中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娴熟运用。这不仅对于土司文学、土家族文学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古代民族文学的研究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浙江海盐“待佛”活动的仪式文本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神歌抄本《伏羲王》很早被公布,因涉及兄妹婚母题而被神话研究者经常使用,其实它只是被改造过的节选本。现通过对原抄本的细读,结合实际的仪式过程,发现它袭用了道教的神灵框架,本名应为《三天三宝》,展示的却是盘古、伏羲和神农的远古“三皇”神话,在承袭过程中有所新创,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神话地层”的层累、叠压、打破诸状况,以及其中蕴含的现实性功能导向。
《踏摇娘》源自社会生活,随时代与社会变化不断进行艺术再造与加工,于唐代开元年间发展为较成熟的教坊剧目,今存文本以唐代《教坊记》《隋唐嘉话》《通典》所载最具代表性。检校诸本所记,则《踏摇娘》演变形式的重要阶段依次为:北齐前的踏歌抒情表演雏形,北齐时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踏谣”叙事,隋末融入舞蹈、歌唱、审美等因素的“踏摇”综合表演,入唐后逐步定型过程中向《谈容娘》的表演形式靠拢并引发论争。虽然每一历时阶段的发展并不均齐,但总体上呈现出兼采多种艺术形式、调适于社会发展需求的渐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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