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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足球，西班牙人爱斗牛，中国人爱面子。
脸面，是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关键。何为中国人的脸面？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人的描写。1894年，明恩溥通过观察中国人的交往，开始总结中国人的特点，写成了《中国人的特征》一书。明恩溥认为，了解中国人应该从理解中国人的面子开始。书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把面子理解成头前面的那张皮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不是“面孔”“面庞”的意思，而是一个复合的、复杂的概念，是中国人心理的第一特征。如果用西方人的逻辑来理解中国人的“面子”，必然会走失在文化的迷雾中。
鲁迅到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这本谈论中国人的书后，受到极大触动。鲁迅可算是最执着、最坚定、最彻底地勇于解剖自己民族性的人，与此同时，他也是揭示中国人脸面的第一人。他在1932年发表的杂文《说“面子”》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继鲁迅之后，其他一些学者在讨论国民性时也开始涉猎脸面。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最初的名字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现在被译为《中国人》（又名《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谈论了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其中林语堂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阳性三位一体”和“阴性三位一体”。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三位一体”概念相结合，使西方人可以借助自身文化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阳性三位一体”是指“官”（做官）“绅”（退职官员）“富”（财富），在中国，三者不可分割，拥有其中任何一个，在他人看来就意味着与其他两者都有关系。只要和三者中的任意一个沾上边，那就会被认为是混得最好的。“阴性三位一体”是指“面”（面子）“命”（命运）“恩”（恩惠），三者在精神上操控着中国人，统治着中国人的灵魂，其中又以“面”最具有统治力。林语堂说：
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够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备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它也能使一个不义之徒由于同乡人的斥责而改邪归正。它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林语堂这一段话是早期有关脸面的最有分量的一段话，它可以说是鲁迅思想的延续，即把脸面看作是中国人生活的第一原则。但令他无法解释的仍然是脸面究竟是什么。
最早从学术角度检讨中国人脸面观的人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人类学家胡先缙女士，她认为中国人所说的“脸”和“面子”不是一回事，“脸”指的是道德诉求，在道德层面上讨论一个人关于做人的一系列问题；“面子”指的是社会地位或者声望。这个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脸”等同于“面子”，也有学者支持胡先缙的观点，认为二者并不相同。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研究“脸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脸”和“面子”究竟是不是一回事的问题。在我看来，两者在语义上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我用了一个新方法——寻找“脸”和“面子”的同义词，来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来看有关“脸”的说法，“争脸”就是“争光”“争气”；“丢脸”就是“丢人”“丢丑”；“不要脸”就是“无耻”，比较温和地说就是“成何体统”。再来看有关“面子”的说法，“看在……的面子上”就是“看在……的份上”“看在……的情分上”，“给面子”就是“捧场”“抬举”。通过对“脸”和“面子”的同义词的提炼和概括，我对“脸面”做了如下界定：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所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而面子是个体透过对做出“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脸”的真实含义指向形象，“面子”指向心理地位，而不是胡先缙所说的社会地位。
当人格表现于外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表现于外的部分称之为“形象”，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脸”。如果你家没有其他人，就不会存在“形象”。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会有形象的意识和打扮的念头，所以形象是面对他人时才出现的。
“面子”所指向的心理地位，实质上是指心理地位的提升。例如，为演讲者鼓掌，是因为心理上认可而捧场，演讲者实际的社会地位并不会因为掌声而有所提高。通俗地说，就是你能不能“瞧得起”他，看得起才会给面子。
“脸”和“面”存在先后关系，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脸是自己挣的，面子是别人给的。这就是我所谓的“脸面连续统”。
西方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个体性”，这是解读西方社会心理学体系和本质的出发点，西方人的所有复杂性都是建立在“个体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中国，没有“个体性”，解释中国人的重点在于“关系”。这里的“关系”是一个与“个体性”平行的概念。在中国，各个角色之间都不会为了自己而活，我们都为彼此而活，这就是“关系”。最近热门的电视剧《小别离》就反映了中西方亲子关系的巨大差异：在西方，孩子长大了要离开，是再自然不过的；而在中国父母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是不被允许“翅膀硬了”的。“在我的一生中，我能不能自己做个决定？”这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疑问。
理解中国人，要把中国人的脸面观摆到文化背景里去看，其逻辑起点是关系的建立，我们要先谈关系，才能谈人格。中国人做事不是先问个人的能力、水平如何，这是西方人的做事模式。在中国要找人办事，必须得先问：我们关系怎么样？因此，关系的建立不是在推动“脸”的作用，而是在推动“面”的作用，“面”推动起来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事儿也就好办了。
如果一个社会强调人格的重要性，那么脸就跟着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强调关系，那么面子就跟着重要。从脸面观内在逻辑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慢慢展现了一个中国社会：在这样一个关系型的社会中，当面子的作用压倒了脸的作用的时候，就意味着“玩面子”的人比“做脸”的人要多，中国人为了“面子”而忽略“脸”，因为把“面子”玩成功能做成事，而把“脸”玩成功却做不成事。
中国是有靠本事吃饭的人的，儒家也强调君子的人格，以及修身、齐家。因此，在中国，脸面观出现了它的复杂性：人人都想做有脸、有面子的事，但是太难做到。如果只做到了有脸而没面子，有什么用呢？于是有的人既放弃了脸，也放弃了面子，那么，这样一个放弃人格、形象的人，就是地痞、无赖、流氓。扔掉了脸面观，顾忌也就没了。
于是有部分人选择了“没脸有面子”，这种面子在中国有很多词语来形容：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绣花枕头……当然，这种注重面子而忽略脸的成功，也是一种能够达成目的的成功。
（本文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翟学伟教授在“群学书院”的讲演内容整理）
脸面，是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关键。何为中国人的脸面？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人的描写。1894年，明恩溥通过观察中国人的交往，开始总结中国人的特点，写成了《中国人的特征》一书。明恩溥认为，了解中国人应该从理解中国人的面子开始。书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把面子理解成头前面的那张皮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不是“面孔”“面庞”的意思，而是一个复合的、复杂的概念，是中国人心理的第一特征。如果用西方人的逻辑来理解中国人的“面子”，必然会走失在文化的迷雾中。
鲁迅到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这本谈论中国人的书后，受到极大触动。鲁迅可算是最执着、最坚定、最彻底地勇于解剖自己民族性的人，与此同时，他也是揭示中国人脸面的第一人。他在1932年发表的杂文《说“面子”》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继鲁迅之后，其他一些学者在讨论国民性时也开始涉猎脸面。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最初的名字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现在被译为《中国人》（又名《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谈论了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其中林语堂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阳性三位一体”和“阴性三位一体”。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三位一体”概念相结合，使西方人可以借助自身文化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阳性三位一体”是指“官”（做官）“绅”（退职官员）“富”（财富），在中国，三者不可分割，拥有其中任何一个，在他人看来就意味着与其他两者都有关系。只要和三者中的任意一个沾上边，那就会被认为是混得最好的。“阴性三位一体”是指“面”（面子）“命”（命运）“恩”（恩惠），三者在精神上操控着中国人，统治着中国人的灵魂，其中又以“面”最具有统治力。林语堂说：
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够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备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它也能使一个不义之徒由于同乡人的斥责而改邪归正。它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林语堂这一段话是早期有关脸面的最有分量的一段话，它可以说是鲁迅思想的延续，即把脸面看作是中国人生活的第一原则。但令他无法解释的仍然是脸面究竟是什么。
最早从学术角度检讨中国人脸面观的人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人类学家胡先缙女士，她认为中国人所说的“脸”和“面子”不是一回事，“脸”指的是道德诉求，在道德层面上讨论一个人关于做人的一系列问题；“面子”指的是社会地位或者声望。这个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脸”等同于“面子”，也有学者支持胡先缙的观点，认为二者并不相同。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研究“脸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脸”和“面子”究竟是不是一回事的问题。在我看来，两者在语义上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我用了一个新方法——寻找“脸”和“面子”的同义词，来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来看有关“脸”的说法，“争脸”就是“争光”“争气”；“丢脸”就是“丢人”“丢丑”；“不要脸”就是“无耻”，比较温和地说就是“成何体统”。再来看有关“面子”的说法，“看在……的面子上”就是“看在……的份上”“看在……的情分上”，“给面子”就是“捧场”“抬举”。通过对“脸”和“面子”的同义词的提炼和概括，我对“脸面”做了如下界定：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所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而面子是个体透过对做出“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脸”的真实含义指向形象，“面子”指向心理地位，而不是胡先缙所说的社会地位。
当人格表现于外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表现于外的部分称之为“形象”，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脸”。如果你家没有其他人，就不会存在“形象”。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会有形象的意识和打扮的念头，所以形象是面对他人时才出现的。
“面子”所指向的心理地位，实质上是指心理地位的提升。例如，为演讲者鼓掌，是因为心理上认可而捧场，演讲者实际的社会地位并不会因为掌声而有所提高。通俗地说，就是你能不能“瞧得起”他，看得起才会给面子。
“脸”和“面”存在先后关系，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脸是自己挣的，面子是别人给的。这就是我所谓的“脸面连续统”。
西方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个体性”，这是解读西方社会心理学体系和本质的出发点，西方人的所有复杂性都是建立在“个体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中国，没有“个体性”，解释中国人的重点在于“关系”。这里的“关系”是一个与“个体性”平行的概念。在中国，各个角色之间都不会为了自己而活，我们都为彼此而活，这就是“关系”。最近热门的电视剧《小别离》就反映了中西方亲子关系的巨大差异：在西方，孩子长大了要离开，是再自然不过的；而在中国父母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是不被允许“翅膀硬了”的。“在我的一生中，我能不能自己做个决定？”这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疑问。
理解中国人，要把中国人的脸面观摆到文化背景里去看，其逻辑起点是关系的建立，我们要先谈关系，才能谈人格。中国人做事不是先问个人的能力、水平如何，这是西方人的做事模式。在中国要找人办事，必须得先问：我们关系怎么样？因此，关系的建立不是在推动“脸”的作用，而是在推动“面”的作用，“面”推动起来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事儿也就好办了。
如果一个社会强调人格的重要性，那么脸就跟着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强调关系，那么面子就跟着重要。从脸面观内在逻辑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慢慢展现了一个中国社会：在这样一个关系型的社会中，当面子的作用压倒了脸的作用的时候，就意味着“玩面子”的人比“做脸”的人要多，中国人为了“面子”而忽略“脸”，因为把“面子”玩成功能做成事，而把“脸”玩成功却做不成事。
中国是有靠本事吃饭的人的，儒家也强调君子的人格，以及修身、齐家。因此，在中国，脸面观出现了它的复杂性：人人都想做有脸、有面子的事，但是太难做到。如果只做到了有脸而没面子，有什么用呢？于是有的人既放弃了脸，也放弃了面子，那么，这样一个放弃人格、形象的人，就是地痞、无赖、流氓。扔掉了脸面观，顾忌也就没了。
于是有部分人选择了“没脸有面子”，这种面子在中国有很多词语来形容：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绣花枕头……当然，这种注重面子而忽略脸的成功，也是一种能够达成目的的成功。
（本文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翟学伟教授在“群学书院”的讲演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