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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物换星移，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对于很多事都淡忘了。但是，在邓小平离开我们十周年的时候，故乡人对于这一世纪伟人的家乡情结的记忆，却挥之不去，如饮陈酿，历久更醇
一进金牛宾馆就说：“我回到家了”
1986年1月31日傍晚7时，成都西郊的金牛宾馆彩灯怒放，灿烂的灯火耀出熠熠光芒，使金牛坝万物生辉。邓小平一进金牛宾馆的大门，就对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的负责人说：“我回到家了！”
类似这样的话，邓小平说过多次：“回到四川，我就回到家了。”“回到成都，我就回到家了。”
笔者在采访邓小平的两个妹妹和三个女儿时，问过她们为什么小平同志从15岁离开广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二妹邓先芙说：“大哥邓小平原来的名字叫邓先圣，我和先群妹妹就是按照家里的辈分谱系取的名字。我对大哥说，广安多次请你回去指导工作，你为什么不回去？大哥说，回老家干什么？我们一回广安，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成都也是老家，四川也是老家，中国也是老家。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学广安出生的大军阀杨森，杨森说：‘广安，要广为安排我们的广安人。’凡是杨森的亲戚，他都要安排职务，都要照顾。我们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
三妹邓先群少将说：“我也向大哥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哥说，广安老家也没得啥子人了，回去干啥子？不就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宣扬自己嘛！有一次广安家乡来人，向大哥提出要整修邓家老院子，大哥说：‘修它干什么，是啥样子就是啥样子，有钱去整修，不如去修个学校。’”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说：“父亲自己不回广安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扰乱地方。直到1989年，我才和二姑姑邓先芙一起回了一次广安。”
“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
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历史著作《左传》中有一句话：“数典而忘其祖。”2000多年来，这句话便被比喻为忘本。
从四川走出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
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主动作自我介绍：“我是四川人”、“我的家在川北广安”；在上海、深圳和其它地方，只要遇见了四川老乡，他都要主动上前去用浓重而亲切的川音说：“我们是四川老乡。”1988年6月，自贡龙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他对孙子们说：“快来看，那是家乡的龙！”当“四人帮”肆虐、家乡民不聊生时，他伤感地对外国友人说：“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占有粮食200多斤，一个农民一天的劳动报酬几分钱、一年的平均收入才几十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1975年9月，他以四川的实际例子，在山西昔阳大寨驳斥江青的谬论：“四川人均一年收入90多元，在全国倒数第二；许多农民从早干到晚，一天才两三分钱。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而当四川成为中国的“改革之乡”以后，他自豪地对外国友人说：“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
笔者在北京景山后街邓小平家中采访小平的大女儿邓林时，她向我讲了一件事：“当初筹建三峡省时，拟将广安划归重庆。这是因为广安到重庆只有100多公里，而到成都则有400多公里。爸爸说，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我们家的三妹毛毛1950年出生在重庆，所以她赞成把广安划到重庆去，三妹说：‘我是重庆人。’但老爷子还是说：‘我还做我的四川人，我不想改我的籍贯。’”
为了了解三峡省的筹建情况，笔者采访了当时被国务院任命为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辛文同志。辛文说：“邓小平同志原来有个想法，搞个川东省，以西南中心城市之一的重庆为川东省会，而川西省则仍以成都为省会，以便更好地发挥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全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一分为二，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当初筹建三峡省时，我们原计划把广安划归重庆，可是在征求小平同志的意见时，他却不同意。他说‘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这说明他的四川情结很浓。虽然三峡省没有建立，但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多年以前关于“把四川一分为二、以促进经济更好发展”的思路，终于在1997年正式建立了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川、渝分治至今已经十年了，这十年的事实证明，按照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设计去办，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
“从我们四川家乡来上海建设的同志们，我问候你们”
1983年2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和市长汪道涵等人的陪同下，到上海市政府筹划建设的13个新村之一的曲阳新村视察。
在曲阳菜场的猪肉柜台，邓小平用四川话问一个女营业员：“你宰肉宰得动吗？”女营业员没有听懂四川话“宰肉”的意思，陪同人员给她解释以后，她回答说：“还可以，还行。”市场卖冬笋的个体户姜安如是四川人，听到有人在用四川口音说话，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的家乡人邓伯伯来了！”
陪同人员带邓小平走到一个餐馆门口，指着“曲阳酒家”的店招说：“这里是四川人主厨的川扬菜。”邓小平笑眯眯地说：“他乡遇老乡，川扬菜好嘛！我们四川人在这里主厨，走，到里头看一看去。”邓小平进去对两位四川厨师说：“上海人也喜欢我们的川菜，说明我们的川菜的确巴适。”
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在王震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陈国栋、胡立教等人陪同下，来到宝山钢铁总厂。在高炉建设工地，邓小平总觉得有许多人在讲四川话，便问：“在这里施工的工人是不是四川来的？”陪同人员回答：“承建高炉的冶金工业部第十九建设公司，大部分都是四川人。”邓小平高兴地走上前，对工人们说：“从我们四川家乡来上海建设的同志们，我问候你们，同志们辛苦了！”
“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养老，我喜欢四川家乡”
落叶归根，客居他乡的人，终要回到本乡。许多老百姓往往是这样想的，一代伟人邓小平也曾有过这种想法。
在北京采访小平同志的二妹邓先芙时，她说：“大哥多次对我说：‘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养老，过晚年，我喜欢四川家乡。’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苏两党论战、大哥负责写《九评》的文章时，他们先在浙江杭州，后来还是搬到成都来写，大哥说成都好，杭州太潮湿，又闷热，他习惯在四川、在成都生活。谈到这里，我还要给你讲一件大哥热爱四川家乡的事。1963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达成的协议，由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将于当年的7月5日在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会谈。大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之前，由中央安排，在四川游览考察20多天。大哥就带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人，游览了成都杜甫草堂。大哥对他的一行人说：‘到成都不去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有到成都。’在成都武侯祠，大哥反客为主，给他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人当起了解说员，讲起了三国故事，还有根有据地讲‘武侯祠有些雕塑对四川人太不公平了，一些起了重要作用的四川人却没有塑像’。而当我与他们一行人到了剑门关的时候，大哥叫他的画家大女儿邓林‘画好雄伟的剑门关，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四川的美景多得很’。”
有一次，邓先芙还向笔者谈到了一件她认为很遗憾的事：“大哥于1986年2月，在成都过春节住了15天。他认为这15天过得最满意，还见到了几十年都没有见过面的舅舅。这一次，他说‘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养老，我喜欢四川家乡。’他还说，1987年春节他还是想回四川过。但1987年春节前，有人告诉他说金牛宾馆在大规模维修，不好住，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过春节了。这以后他连续七年都在上海过春节。”这件事，不仅仅对邓先芙来说是遗憾的事，对千千万万四川家乡人来说更是大可惋惜的事。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进金牛宾馆就说：“我回到家了”
1986年1月31日傍晚7时，成都西郊的金牛宾馆彩灯怒放，灿烂的灯火耀出熠熠光芒，使金牛坝万物生辉。邓小平一进金牛宾馆的大门，就对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的负责人说：“我回到家了！”
类似这样的话，邓小平说过多次：“回到四川，我就回到家了。”“回到成都，我就回到家了。”
笔者在采访邓小平的两个妹妹和三个女儿时，问过她们为什么小平同志从15岁离开广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二妹邓先芙说：“大哥邓小平原来的名字叫邓先圣，我和先群妹妹就是按照家里的辈分谱系取的名字。我对大哥说，广安多次请你回去指导工作，你为什么不回去？大哥说，回老家干什么？我们一回广安，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成都也是老家，四川也是老家，中国也是老家。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学广安出生的大军阀杨森，杨森说：‘广安，要广为安排我们的广安人。’凡是杨森的亲戚，他都要安排职务，都要照顾。我们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
三妹邓先群少将说：“我也向大哥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哥说，广安老家也没得啥子人了，回去干啥子？不就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宣扬自己嘛！有一次广安家乡来人，向大哥提出要整修邓家老院子，大哥说：‘修它干什么，是啥样子就是啥样子，有钱去整修，不如去修个学校。’”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说：“父亲自己不回广安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扰乱地方。直到1989年，我才和二姑姑邓先芙一起回了一次广安。”
“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
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历史著作《左传》中有一句话：“数典而忘其祖。”2000多年来，这句话便被比喻为忘本。
从四川走出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
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主动作自我介绍：“我是四川人”、“我的家在川北广安”；在上海、深圳和其它地方，只要遇见了四川老乡，他都要主动上前去用浓重而亲切的川音说：“我们是四川老乡。”1988年6月，自贡龙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他对孙子们说：“快来看，那是家乡的龙！”当“四人帮”肆虐、家乡民不聊生时，他伤感地对外国友人说：“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占有粮食200多斤，一个农民一天的劳动报酬几分钱、一年的平均收入才几十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1975年9月，他以四川的实际例子，在山西昔阳大寨驳斥江青的谬论：“四川人均一年收入90多元，在全国倒数第二；许多农民从早干到晚，一天才两三分钱。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而当四川成为中国的“改革之乡”以后，他自豪地对外国友人说：“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
笔者在北京景山后街邓小平家中采访小平的大女儿邓林时，她向我讲了一件事：“当初筹建三峡省时，拟将广安划归重庆。这是因为广安到重庆只有100多公里，而到成都则有400多公里。爸爸说，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我们家的三妹毛毛1950年出生在重庆，所以她赞成把广安划到重庆去，三妹说：‘我是重庆人。’但老爷子还是说：‘我还做我的四川人，我不想改我的籍贯。’”
为了了解三峡省的筹建情况，笔者采访了当时被国务院任命为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辛文同志。辛文说：“邓小平同志原来有个想法，搞个川东省，以西南中心城市之一的重庆为川东省会，而川西省则仍以成都为省会，以便更好地发挥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全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一分为二，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当初筹建三峡省时，我们原计划把广安划归重庆，可是在征求小平同志的意见时，他却不同意。他说‘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这说明他的四川情结很浓。虽然三峡省没有建立，但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多年以前关于“把四川一分为二、以促进经济更好发展”的思路，终于在1997年正式建立了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川、渝分治至今已经十年了，这十年的事实证明，按照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设计去办，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
“从我们四川家乡来上海建设的同志们，我问候你们”
1983年2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和市长汪道涵等人的陪同下，到上海市政府筹划建设的13个新村之一的曲阳新村视察。
在曲阳菜场的猪肉柜台，邓小平用四川话问一个女营业员：“你宰肉宰得动吗？”女营业员没有听懂四川话“宰肉”的意思，陪同人员给她解释以后，她回答说：“还可以，还行。”市场卖冬笋的个体户姜安如是四川人，听到有人在用四川口音说话，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的家乡人邓伯伯来了！”
陪同人员带邓小平走到一个餐馆门口，指着“曲阳酒家”的店招说：“这里是四川人主厨的川扬菜。”邓小平笑眯眯地说：“他乡遇老乡，川扬菜好嘛！我们四川人在这里主厨，走，到里头看一看去。”邓小平进去对两位四川厨师说：“上海人也喜欢我们的川菜，说明我们的川菜的确巴适。”
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在王震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陈国栋、胡立教等人陪同下，来到宝山钢铁总厂。在高炉建设工地，邓小平总觉得有许多人在讲四川话，便问：“在这里施工的工人是不是四川来的？”陪同人员回答：“承建高炉的冶金工业部第十九建设公司，大部分都是四川人。”邓小平高兴地走上前，对工人们说：“从我们四川家乡来上海建设的同志们，我问候你们，同志们辛苦了！”
“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养老，我喜欢四川家乡”
落叶归根，客居他乡的人，终要回到本乡。许多老百姓往往是这样想的，一代伟人邓小平也曾有过这种想法。
在北京采访小平同志的二妹邓先芙时，她说：“大哥多次对我说：‘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养老，过晚年，我喜欢四川家乡。’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苏两党论战、大哥负责写《九评》的文章时，他们先在浙江杭州，后来还是搬到成都来写，大哥说成都好，杭州太潮湿，又闷热，他习惯在四川、在成都生活。谈到这里，我还要给你讲一件大哥热爱四川家乡的事。1963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达成的协议，由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将于当年的7月5日在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会谈。大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之前，由中央安排，在四川游览考察20多天。大哥就带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人，游览了成都杜甫草堂。大哥对他的一行人说：‘到成都不去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有到成都。’在成都武侯祠，大哥反客为主，给他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人当起了解说员，讲起了三国故事，还有根有据地讲‘武侯祠有些雕塑对四川人太不公平了，一些起了重要作用的四川人却没有塑像’。而当我与他们一行人到了剑门关的时候，大哥叫他的画家大女儿邓林‘画好雄伟的剑门关，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四川的美景多得很’。”
有一次，邓先芙还向笔者谈到了一件她认为很遗憾的事：“大哥于1986年2月，在成都过春节住了15天。他认为这15天过得最满意，还见到了几十年都没有见过面的舅舅。这一次，他说‘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养老，我喜欢四川家乡。’他还说，1987年春节他还是想回四川过。但1987年春节前，有人告诉他说金牛宾馆在大规模维修，不好住，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过春节了。这以后他连续七年都在上海过春节。”这件事，不仅仅对邓先芙来说是遗憾的事，对千千万万四川家乡人来说更是大可惋惜的事。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