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寻找的答案不是对银行规模的限制，而是降低相互关联性的机制。
　　
　　金融危机爆发已有两年，带给全球金融体系的更长期影响如今变得愈加明显。20国集团（G20）行动方案的落实正不断取得进展，我们千万不能松劲。无论是行业领袖还是政界领导人，都必须确保不会再出现安排有漏洞、工具有欠缺、执业存在不当之处的现象。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各种方案的累积效应。例如，若干监管变化都会导致资本金要求提高，因此应该当心，不要让总效应超出适当水平，即足以在稳定与金融体系筹措全球增长所需资金的能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保持国际间的通力协作也至关重要。目前存在一种风险：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监管环境的改变将导致市场再次分裂。银行业失灵后，国家监管机构和政府不得不对其整顿，经历过这段磨砺后，他们试图限制自己辖区的潜在损失，这是有情可原的。但有人提议，应从根本上将在国际上表现活跃的大型金融机构降级为由独立公司组成的国内业务控股公司，这并非正确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这种结构会增加而不是减少金融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因为它会造成大量流动性和资本陷入困境。银行将无法统一管理自己的风险、资本和流动性。
　　因此，我们不应当从我们认为基于国家的结构应有的安全性中寻找答案，而应建立跨境危机管理的有效流程。在危机形势下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必要经济成本的，不是全球性金融机构的存在，而是国际间协调的危机管理的缺失。因此，我们有必要为复杂的全球性金融机构制定一套全球一致的干预和决议机制。
　　除了市场再分裂的危险，人们还对银行的规模展开了激烈辩论。一种新理论逐渐占据了上风：如果银行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闭，那么它们就是太大了，因此应当瘦身。与这种想法一致的是，瑞士央行(SNB)在政府机构中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明确表示20倍以上的杠杆率“在繁荣时期既不谨慎也不可取”。毋庸置疑，一些机构过高的杠杆率加剧了本轮危机。尽管如此，我感觉关于银行规模的讨论焦点已经偏离了问题的本意：问题不在于规模本身，而在于银行间的盘根错节。无论是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还是Hypo?Real?Estate，规模都不大，但它们与金融体系其它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它们各自的倒闭变成了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的不是对银行规模的限制，而是降低相互关联性的机制。公平地说，瑞士央行提议作为优秀解决方案的正是这种做法，而非设定杠杆比率上限：大型银行应留出资本和流动性缓冲，以解决自己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更重要的是，必须改变市场结构与大型银行的组织架构，以便能够在不造成系统性危机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逐渐减少关联性。
　　上述结构不应导致银行按照国家方针预先设定临界点。相反，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设计市场基本结构时，要让它们能够免受单个市场参与者倒闭的影响，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
　　令人心安的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金融业，应对危机的力度都是空前的，以求在增强金融体系适应力所需的措施上达成全球共识。迄今，我们明智地避开了诉诸国家性解决方案的诱惑。这种态度表明，人们深信，如果伴之以得当的监管框架，市场整合有益于我们的经济。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得大型银行对经济和商业是有益的。它们为活跃在全球的企业提供融资，对冲风险。它们有能力为大宗交易筹措资金、进行安排和管理其复杂性。此外，大型银行更有能力负担信息技术、风险管理和市场基础设施等领域日益昂贵的投资，这些投资也有益于增强金融稳定。当我们在降低全球金融体系遭遇危机几率的道路上探索前行时，最好能牢记这一点。
　　作者系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