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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士大夫，科举，士商合流，社会统合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2）19-0060-05
新课程高考从2008年实行分省命题以来，以“科举制”为考点的试题先后两次出现在江苏卷中。如2009年江苏卷第21题：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如华亭相（徐阶）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
材料二：江南役重甲天下，……祖父以役累中落。……启中举，尽免其役，家业复振。……（植蚕）与市为贾，骤富焉，市人多效之。
——《徐光启文集》卷十一
材料三：（松江）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迭出，岁多新事百端。……伦教荡然，纲常已矣。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材料四：前明吾乡（苏州）富家甚多，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酒而不知醉。……有邹望，亦有田三十万亩，童仆三千人，……而好讼致穷。
——（清）钱泳《登楼杂记》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概括江南士大夫致富的主要途径。
（2）据材料三、四，士大夫的活动引起了江南社会风气的哪些变化？
（3）有学者认为，明代江南士大夫既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者，又是其阻碍者，请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学者的观点。
本题以明清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为切入点，从经济角度展现科举制对明清社会生活的影响，意在考查考生对明清科举制下士大夫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知能力。无独有偶，2012年江苏卷第21题再次命中科举制：
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将社会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二：渐渐地，这些考试（指科举）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请回答：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晋时期的选官制度，并通过与上述选官制度的比较，说明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科举制所具有的政治、思想以及整体的统合功能。
（3）据材料三，说明科举制对于现代人才选拔的历史借鉴价值。
此题以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为脉络，从社会统合的角度，考查了科举制在古代社会多层面的影响。
科举制在中国存续了1300多年。从表面看，科举制是中央政府的选官制度，实际上，“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种相对开放机会，以能力为尺度，以功名为诱引，以入仕为出路的综合性社会制度”[1]。正如题干中余英时指出的：“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科举的烙印。上述2012年21题的第3问，就是让学生从多角度进行回答。这必须从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封建政治经济的统合、士人观念的变化等方面，进行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纵观各地高考，对该考点的命题常有涉及。但新课程高中历史教材对于科举制涉及较少，如人教版只在必修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单元中，从选官制度的角度谈及科举对官僚政治的影响，课标和教材的内容难以支撑学生对该考点的理解。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层面，尤其是两题所隐含的“士商合流”这一主题做探究与拓展，以期揭开试题与教材及教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的“四民”说法，它不仅是职业区别，更是对社会阶层的严格界定。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让地位最高的“士”与最低的“商”趋于合流，似乎难以想象。而科举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流动效应，正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导致士大夫群体日益庞大，入仕艰难。秦、汉、魏晋时期，官员选拔实行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但荐举的官员数量有限，一经荐举，就有任职，同时薪俸可观，无时间也没必要经商。唐代虽然实行了科举制，但“贵族政治的残余依然顽强地存在着，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大多出身贵族……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向庶民开放，但是仍有门第的限制”[2] （p.40）。因此唐代科举及第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要经吏部再考核才被授职，降低了科举选官的吸引力。宋代科举取消了报考的门第限制，凡稍具文墨者，均可投牒自进。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参加发解试的士人有40万人以上，南宋士子已增至80万人。宋代开科期间每年录取的进士为唐代的4倍以上，各科录取的总人数是唐代的10倍左右。明清两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士人阶层日益庞大。
士人群体日益庞大，一方面彰显了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如上述2012年高考中体现的：有利于破除结党营私之弊；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特权；扩大了官员的来源；提高了从政人员的文化素质，等等。但另一方面，士子入仕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明代举人“循资待选，年老始得一官”。清乾隆时欲选用知县，约需三十年。“而清代秀才，太平天国以前大体为52万人，还有比秀才更多若干倍的童生，太平天国之前童生人数可能达到200万之多，清末童生当不下3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终生没有机会入仕”[3]。科举的唯一正途是做官，而官场的吸纳能力有限，这就决定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做官，只得另寻出路。 其次，选官标准的变异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士大夫的“义利观”发生变化。“重义轻利”与“安贫乐道”，是儒家生存理念中经典化的原则。唐宋以前德行在选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汉代察举首选“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之人，孝廉则以孝子、廉吏二科取人。士人被举“必采名誉”，因此，唐代以前的传统社会，士商之间泾渭分明，鲜有互动。但随着科举制度带来的选官标准变化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士商隔阂的社会风气出现变化，这种变化肇始于宋。
宋代统治者自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的惠商、恤商措施。“自仁祖临御以来……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4]。士人在此风气下受到了极大影响。仕宦之人“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迁往来，日取富足”[5]。同时，在科举选拔模式下，士人中举与否，又与品行无关。考生只需在文字上下工夫，无关乎个人名节，因而出现所谓“进士轻薄”、科场舞弊等问题。
至明中期，儒学内部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传统士大夫淡漠功利、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社会， 受到了猛烈冲击，如李赞认为：“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明末陈确提出：“天理中亦有人欲”，将天理寓于人欲之中。而经商生财的捷径，又大大引发了人们对发财致富的渴望。价值观的变化为士人改变贱商观念、投身商业活动提供了精神支柱。经商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所认可。
再次，由于士人队伍不断膨胀，宋代以后，官僚贫困化日益加剧。范仲淹说：“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6]明清时期士大夫薄薪状况也没多大改善。官员的贫困，从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士大夫经商热。
与官僚经商的原因相同，未入仕的士子们也因贫困的驱使经商，“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可见当时举人中以“白徒”占绝大多数，士子仅靠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其进取的要求，只好通过经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一旦商业有成，或是继续举业，或是资助子弟业儒，从而使举业与商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清人沈■所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7]至明中期以后，士与商突破了阶层的限定，很大程度即是科举所造就。
士人向商人逐渐转变，始自宋代，但庆历四年颁布的《贡举条例》规定：“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商人不能考试做官。士商真正合流，则在明清。
（一）士大夫纷纷涉足商业
明中期以后，士人经商成为普遍现象。在江南地区，“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8]。福建地区，士大夫之家多“资食于海”。士人经商遍及全国。上述2009年高考材料一、二所引用材料中，以徐阶内阁首辅这样的身份竟也“多蓄织妇”“与市为贾”，而徐光启一经中举，不但享有赋役优免权，还植蚕“市为贾，骤富焉”。正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官僚亦官亦商的现象比较普遍。到了清代，士人经商之风更烈。在山西上谷甚至形成了“吾郡之士半商人”的局面。至于清代官僚，则是“无官不贾”。
当然，士人的“弃儒”，表面看是对“仕途经济”的背离，但从更深层来看，这实际上是对“仕途经济”的一种曲线回归。他们往往在积累一定资产后，便通过对子弟的培养，来实现对“科举”与“仕途”的回归。从明清大量的方志中可以看出，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范金民教授的研究表明，明代89名状元中，江南八府占了21人，近25%。清代的江南更有所增加，112名汉人状元中，江南各府合计达58人，占半数以上。状元如此比例，更不用说进士举人了。所以“江南进士集中，呈现出科名层次高，地域分布不均衡，科名集中于有限的望族之家等特点”[9]。
（二）商人向士绅阶层的挤攀
明中叶后，商人在科举方面的成就成为一道风景。据《两淮盐法志》统计，明代两淮科考中盐商家庭出身的进士共106名，占总数的77%。由此可见，“弃儒经商是士子们在所谓由贱而贵，由贫而富的唯学道路旁开凿的一条充满希望之路，然而，先儒后贾，先贾后儒，亦贾亦儒却又使有着深厚儒学情结的商人们走向了回归传统之路”[10] （p.321）。
在科举竞技场上，个体力量远没有群体的力量来得强大，因此，宗族是科举体制的积极实践者。以称雄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为例，徽州的每一个宗族都把设学堂、培养宗族子弟作为族规、家训，谱写于祠堂之内，当他们凭借强大的财力和深厚的地域文化将子弟送入科场博取功名后，这些凭商入仕的官员必然使用政治上的特权来促进地方和家族经济的发展。徽商最兴盛的时期，也正是徽州人在朝廷内为官势力发展最显赫的时期，一旦徽州缙绅势力衰落，徽商也随之凋敝。所以，对于江南新兴家族而言，科举成为他们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家族地位与实力的象征。对此，陈其南先生作了最好的总结：“家族的荣耀只能透过读书入仕才能获得，即使从商以致巨富而无名秩，对传统中国人而言，仍然不算显亲扬名。这个终极的价值观念迫使大部分人投身于科举之业……进而完成光宗耀祖之人生理想。”[11]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士、商这两个原本对立的阶层，在明清时期形“士籍商以赡家计，商籍士以振家声”的局面，传统士家和富商攀附在一起，互相利用。士人经商的目的在于获取财富，经商致富的势家非“奕业科第，富贵难于长守”。
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是明清士商合流现象的背景和原因。反过来，士商合流的发生又对当时的社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对政治的影响
由于士商渗透，特别是官僚加入商人行列，使明清时期的官场逐渐成为商场的一部分，科举和做官都被视为挣钱的手段。所谓“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12]。傅璇琮先生指出：“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13] （p.442） 同时，在中国，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始终炙手可热。所以，商人、地主和庶民都在拼命地朝缙绅转化。由此，地主、商人和官僚渐趋三位一体，而这种牢固的政治经济统合功能，追根溯源还是由科举制导致的。可以说，科举制维护和延迟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它是中国社会在中古晚期落后于世界并在近代化的历程中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经济的影响
关于明中叶中国社会有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萌芽， 是史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士商合流”和“贾而好儒”的研究，有助于从一个新角度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显然，士人加盟商业，对明中叶商品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无论是“士商合流”，还是“贾而好儒”，作为商品经济活动主体之一的商人们，他们最终追求的价值观念以及作为商业资本的运营方式，都不是沿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展的。通过商品流通积累的商业资本，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再获取更大的利润，这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行商业而发家致富的大商贾，其商业资本最终还是通过向缙绅转化而增值。以徽商为例，“他们一方面耗费巨额利润来促使自己缙绅化，另一方面又将大量财富抛向非生产领域，诸如购置族田，建祠，修家谱，以及提倡程朱理学等，结果不是使徽州产生资本主义，而是成为一个顽固坚持传统宗法等级制的堡垒，这样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只能补充和强化自然经济”[14] （p.141）。明中叶的商品经济没有导致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体制。
（三）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士商合流现象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商人阶层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人才集结处，业贾经商也成为人们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人生抱负的途径之一。
同时，由于士商渗透提高了商人阶层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弃儒就贾使大量士人沉滞于商人阶层，商人成为士之外知识水平较高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对于明清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商人的经营之道、商人的信誉和形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也加大了对文化的投入。明清时期城市文化事业如诗社、画派、市民文学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商人资本的滋养。在明清时期，捐资助学、修桥补路、贩济施舍不仅成为富商的社会责任，也成为商人的一种时尚。如徽商倾大量的资本于兴办学校之中，促进了封建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徽州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美誉。其他凡是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学校文化设施都比较突出，如晋江安海出现了黄居中、黄樱父子的“千顷堂”，藏书多达8万余卷，为培育人才提供了优良条件。商业发达的南翔镇，建有大中丞赵公书院、槎溪小学、义塾等，成为苏松一带的文化中心之一。
（四）对社会风尚的影响
士商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商人与儒士的对立，冲击着封建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条，往昔那种“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以及轻视商人的社会风尚亦为之改观。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商人地位不断提高。政治上，商贾本人或子弟已可“读书登第”，可以入仕为官。经济上，他们“富几敌国”，这一方面造成了骄奢淫靡、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如上述2009年高考第2问“据材料三、四，士大夫的活动引起了江南社会风气的哪些变化？”正是从士大夫的崇尚奢侈、逾越传统伦理（道德沦丧）、好诉讼等角度来理解的。另一方面，士商合流在社会风尚的变更中又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如义利统一、虽利而不污等观念，它使士人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解除了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使商业意识弥漫于整个社会，商业精神浸透进思想文化领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清除思想和观念上的障碍，为社会带来蓬勃的活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是新高考的一大特点，而新课程的教学又未尝不是如此！如本文所讨论的科举制，如果单从教材的角度去分析，科举只是一个政治选官制度，学生只能理解科举对于选官的意义，绝不可能清楚科举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历史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任何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事件都有若干隐性的知识，所以，教师在教学中，需要立足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前因后果，深入研究和挖掘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帮助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便更好地把握历史的真谛。
【作者简介】袁廷虎，男，1962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测评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1]陈兴德.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樊树志.国史十六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郭丽涛.科举制与士商合流[J].河南社会科学，2004（6）.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2）[M].
[5]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15）[M].
[6]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上）[M].台北： 商务印书馆，1979.
[7]沈垚.落帆楼文集[M].
[8]于慎行.谷山笔尘（卷4） [M].
[9]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1997（2）.
[10]王日根.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M].长沙：岳麓书社，2007.
[11]陈其南.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家庭主义[J].江淮论坛，1992（2）.
[12]周顺吕.烬全集（卷1）[M].
[13]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14]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2）19-0060-05
新课程高考从2008年实行分省命题以来，以“科举制”为考点的试题先后两次出现在江苏卷中。如2009年江苏卷第21题：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如华亭相（徐阶）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
材料二：江南役重甲天下，……祖父以役累中落。……启中举，尽免其役，家业复振。……（植蚕）与市为贾，骤富焉，市人多效之。
——《徐光启文集》卷十一
材料三：（松江）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迭出，岁多新事百端。……伦教荡然，纲常已矣。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材料四：前明吾乡（苏州）富家甚多，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酒而不知醉。……有邹望，亦有田三十万亩，童仆三千人，……而好讼致穷。
——（清）钱泳《登楼杂记》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概括江南士大夫致富的主要途径。
（2）据材料三、四，士大夫的活动引起了江南社会风气的哪些变化？
（3）有学者认为，明代江南士大夫既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者，又是其阻碍者，请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学者的观点。
本题以明清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为切入点，从经济角度展现科举制对明清社会生活的影响，意在考查考生对明清科举制下士大夫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知能力。无独有偶，2012年江苏卷第21题再次命中科举制：
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将社会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二：渐渐地，这些考试（指科举）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请回答：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晋时期的选官制度，并通过与上述选官制度的比较，说明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科举制所具有的政治、思想以及整体的统合功能。
（3）据材料三，说明科举制对于现代人才选拔的历史借鉴价值。
此题以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为脉络，从社会统合的角度，考查了科举制在古代社会多层面的影响。
科举制在中国存续了1300多年。从表面看，科举制是中央政府的选官制度，实际上，“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种相对开放机会，以能力为尺度，以功名为诱引，以入仕为出路的综合性社会制度”[1]。正如题干中余英时指出的：“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科举的烙印。上述2012年21题的第3问，就是让学生从多角度进行回答。这必须从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封建政治经济的统合、士人观念的变化等方面，进行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纵观各地高考，对该考点的命题常有涉及。但新课程高中历史教材对于科举制涉及较少，如人教版只在必修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单元中，从选官制度的角度谈及科举对官僚政治的影响，课标和教材的内容难以支撑学生对该考点的理解。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层面，尤其是两题所隐含的“士商合流”这一主题做探究与拓展，以期揭开试题与教材及教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的“四民”说法，它不仅是职业区别，更是对社会阶层的严格界定。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让地位最高的“士”与最低的“商”趋于合流，似乎难以想象。而科举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流动效应，正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导致士大夫群体日益庞大，入仕艰难。秦、汉、魏晋时期，官员选拔实行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但荐举的官员数量有限，一经荐举，就有任职，同时薪俸可观，无时间也没必要经商。唐代虽然实行了科举制，但“贵族政治的残余依然顽强地存在着，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大多出身贵族……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向庶民开放，但是仍有门第的限制”[2] （p.40）。因此唐代科举及第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要经吏部再考核才被授职，降低了科举选官的吸引力。宋代科举取消了报考的门第限制，凡稍具文墨者，均可投牒自进。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参加发解试的士人有40万人以上，南宋士子已增至80万人。宋代开科期间每年录取的进士为唐代的4倍以上，各科录取的总人数是唐代的10倍左右。明清两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士人阶层日益庞大。
士人群体日益庞大，一方面彰显了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如上述2012年高考中体现的：有利于破除结党营私之弊；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特权；扩大了官员的来源；提高了从政人员的文化素质，等等。但另一方面，士子入仕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明代举人“循资待选，年老始得一官”。清乾隆时欲选用知县，约需三十年。“而清代秀才，太平天国以前大体为52万人，还有比秀才更多若干倍的童生，太平天国之前童生人数可能达到200万之多，清末童生当不下3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终生没有机会入仕”[3]。科举的唯一正途是做官，而官场的吸纳能力有限，这就决定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做官，只得另寻出路。 其次，选官标准的变异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士大夫的“义利观”发生变化。“重义轻利”与“安贫乐道”，是儒家生存理念中经典化的原则。唐宋以前德行在选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汉代察举首选“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之人，孝廉则以孝子、廉吏二科取人。士人被举“必采名誉”，因此，唐代以前的传统社会，士商之间泾渭分明，鲜有互动。但随着科举制度带来的选官标准变化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士商隔阂的社会风气出现变化，这种变化肇始于宋。
宋代统治者自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的惠商、恤商措施。“自仁祖临御以来……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4]。士人在此风气下受到了极大影响。仕宦之人“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迁往来，日取富足”[5]。同时，在科举选拔模式下，士人中举与否，又与品行无关。考生只需在文字上下工夫，无关乎个人名节，因而出现所谓“进士轻薄”、科场舞弊等问题。
至明中期，儒学内部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传统士大夫淡漠功利、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社会， 受到了猛烈冲击，如李赞认为：“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明末陈确提出：“天理中亦有人欲”，将天理寓于人欲之中。而经商生财的捷径，又大大引发了人们对发财致富的渴望。价值观的变化为士人改变贱商观念、投身商业活动提供了精神支柱。经商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所认可。
再次，由于士人队伍不断膨胀，宋代以后，官僚贫困化日益加剧。范仲淹说：“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6]明清时期士大夫薄薪状况也没多大改善。官员的贫困，从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士大夫经商热。
与官僚经商的原因相同，未入仕的士子们也因贫困的驱使经商，“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可见当时举人中以“白徒”占绝大多数，士子仅靠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其进取的要求，只好通过经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一旦商业有成，或是继续举业，或是资助子弟业儒，从而使举业与商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清人沈■所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7]至明中期以后，士与商突破了阶层的限定，很大程度即是科举所造就。
士人向商人逐渐转变，始自宋代，但庆历四年颁布的《贡举条例》规定：“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商人不能考试做官。士商真正合流，则在明清。
（一）士大夫纷纷涉足商业
明中期以后，士人经商成为普遍现象。在江南地区，“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8]。福建地区，士大夫之家多“资食于海”。士人经商遍及全国。上述2009年高考材料一、二所引用材料中，以徐阶内阁首辅这样的身份竟也“多蓄织妇”“与市为贾”，而徐光启一经中举，不但享有赋役优免权，还植蚕“市为贾，骤富焉”。正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官僚亦官亦商的现象比较普遍。到了清代，士人经商之风更烈。在山西上谷甚至形成了“吾郡之士半商人”的局面。至于清代官僚，则是“无官不贾”。
当然，士人的“弃儒”，表面看是对“仕途经济”的背离，但从更深层来看，这实际上是对“仕途经济”的一种曲线回归。他们往往在积累一定资产后，便通过对子弟的培养，来实现对“科举”与“仕途”的回归。从明清大量的方志中可以看出，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范金民教授的研究表明，明代89名状元中，江南八府占了21人，近25%。清代的江南更有所增加，112名汉人状元中，江南各府合计达58人，占半数以上。状元如此比例，更不用说进士举人了。所以“江南进士集中，呈现出科名层次高，地域分布不均衡，科名集中于有限的望族之家等特点”[9]。
（二）商人向士绅阶层的挤攀
明中叶后，商人在科举方面的成就成为一道风景。据《两淮盐法志》统计，明代两淮科考中盐商家庭出身的进士共106名，占总数的77%。由此可见，“弃儒经商是士子们在所谓由贱而贵，由贫而富的唯学道路旁开凿的一条充满希望之路，然而，先儒后贾，先贾后儒，亦贾亦儒却又使有着深厚儒学情结的商人们走向了回归传统之路”[10] （p.321）。
在科举竞技场上，个体力量远没有群体的力量来得强大，因此，宗族是科举体制的积极实践者。以称雄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为例，徽州的每一个宗族都把设学堂、培养宗族子弟作为族规、家训，谱写于祠堂之内，当他们凭借强大的财力和深厚的地域文化将子弟送入科场博取功名后，这些凭商入仕的官员必然使用政治上的特权来促进地方和家族经济的发展。徽商最兴盛的时期，也正是徽州人在朝廷内为官势力发展最显赫的时期，一旦徽州缙绅势力衰落，徽商也随之凋敝。所以，对于江南新兴家族而言，科举成为他们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家族地位与实力的象征。对此，陈其南先生作了最好的总结：“家族的荣耀只能透过读书入仕才能获得，即使从商以致巨富而无名秩，对传统中国人而言，仍然不算显亲扬名。这个终极的价值观念迫使大部分人投身于科举之业……进而完成光宗耀祖之人生理想。”[11]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士、商这两个原本对立的阶层，在明清时期形“士籍商以赡家计，商籍士以振家声”的局面，传统士家和富商攀附在一起，互相利用。士人经商的目的在于获取财富，经商致富的势家非“奕业科第，富贵难于长守”。
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是明清士商合流现象的背景和原因。反过来，士商合流的发生又对当时的社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对政治的影响
由于士商渗透，特别是官僚加入商人行列，使明清时期的官场逐渐成为商场的一部分，科举和做官都被视为挣钱的手段。所谓“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12]。傅璇琮先生指出：“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13] （p.442） 同时，在中国，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始终炙手可热。所以，商人、地主和庶民都在拼命地朝缙绅转化。由此，地主、商人和官僚渐趋三位一体，而这种牢固的政治经济统合功能，追根溯源还是由科举制导致的。可以说，科举制维护和延迟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它是中国社会在中古晚期落后于世界并在近代化的历程中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经济的影响
关于明中叶中国社会有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萌芽， 是史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士商合流”和“贾而好儒”的研究，有助于从一个新角度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显然，士人加盟商业，对明中叶商品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无论是“士商合流”，还是“贾而好儒”，作为商品经济活动主体之一的商人们，他们最终追求的价值观念以及作为商业资本的运营方式，都不是沿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展的。通过商品流通积累的商业资本，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再获取更大的利润，这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行商业而发家致富的大商贾，其商业资本最终还是通过向缙绅转化而增值。以徽商为例，“他们一方面耗费巨额利润来促使自己缙绅化，另一方面又将大量财富抛向非生产领域，诸如购置族田，建祠，修家谱，以及提倡程朱理学等，结果不是使徽州产生资本主义，而是成为一个顽固坚持传统宗法等级制的堡垒，这样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只能补充和强化自然经济”[14] （p.141）。明中叶的商品经济没有导致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体制。
（三）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士商合流现象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商人阶层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人才集结处，业贾经商也成为人们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人生抱负的途径之一。
同时，由于士商渗透提高了商人阶层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弃儒就贾使大量士人沉滞于商人阶层，商人成为士之外知识水平较高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对于明清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商人的经营之道、商人的信誉和形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也加大了对文化的投入。明清时期城市文化事业如诗社、画派、市民文学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商人资本的滋养。在明清时期，捐资助学、修桥补路、贩济施舍不仅成为富商的社会责任，也成为商人的一种时尚。如徽商倾大量的资本于兴办学校之中，促进了封建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徽州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美誉。其他凡是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学校文化设施都比较突出，如晋江安海出现了黄居中、黄樱父子的“千顷堂”，藏书多达8万余卷，为培育人才提供了优良条件。商业发达的南翔镇，建有大中丞赵公书院、槎溪小学、义塾等，成为苏松一带的文化中心之一。
（四）对社会风尚的影响
士商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商人与儒士的对立，冲击着封建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条，往昔那种“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以及轻视商人的社会风尚亦为之改观。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商人地位不断提高。政治上，商贾本人或子弟已可“读书登第”，可以入仕为官。经济上，他们“富几敌国”，这一方面造成了骄奢淫靡、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如上述2009年高考第2问“据材料三、四，士大夫的活动引起了江南社会风气的哪些变化？”正是从士大夫的崇尚奢侈、逾越传统伦理（道德沦丧）、好诉讼等角度来理解的。另一方面，士商合流在社会风尚的变更中又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如义利统一、虽利而不污等观念，它使士人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解除了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使商业意识弥漫于整个社会，商业精神浸透进思想文化领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清除思想和观念上的障碍，为社会带来蓬勃的活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是新高考的一大特点，而新课程的教学又未尝不是如此！如本文所讨论的科举制，如果单从教材的角度去分析，科举只是一个政治选官制度，学生只能理解科举对于选官的意义，绝不可能清楚科举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历史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任何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事件都有若干隐性的知识，所以，教师在教学中，需要立足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前因后果，深入研究和挖掘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帮助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便更好地把握历史的真谛。
【作者简介】袁廷虎，男，1962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测评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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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14]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