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增长速度令人瞩目，2004年时不足100亿美元，2012年则接近800亿美元。绝大多数的中国投资，流向了美国以外的地方。例如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是对美国投资的两倍。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2年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累计不超过其全球投资总额的2%。
　　问题是，既然中国企业对进入美国市场有着明显的意愿，为什么投资数字却少得可怜？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设立于1975年，由政府官员组成，旨在监管外国对美投资。自2005年始，委员会审查的项目数量比十年前显著增长，被叫停的著名案例中，投资方是中国企业的，包括联想、中海油、华为、三一重工。有充分的事实论据可以证明，这些公司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在中国人看来，这种贸易壁垒不公正，而且很霸道。别忘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并没有阻拦以色列、德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投资。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美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智库和基金会，从而影响美国的政治意愿和政治理念。这些团体赞助各种可以对媒体、政界和国会山的有思想的谈话施加影响的项目。我曾为一家美国智库工作，也曾当选美国瑞士基金会的“杰出青年”。根据我在这些机构的工作经验，它们都拥有相同的目标，即影响那些决定国家政治议程。
　　通常的做法是，雇佣所谓专家参加电视、广播节目，就给定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拥有公关团队给各路媒体打电话、发邮件，确保专家受邀参加直播节目，刊发文章。
　　不仅如此，这些智库多由大公司设立，后者希望某些对他们有利的法案能够获得通过，从法律、道义和理性的角度为利益提供保障。这种方法有别于游说，因为游说只关注拉拢政客的选票。而智库影响的是美国民众的心意和想法，其效果更为持久，因为人们一旦被说服采取了某种立场，就很难改变。
　　在今天的华府，中国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的确，贸易协会是有很多，甚至有一个外交政策团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简称NCUSCR），我还是后者的委员。但是这些中国贸易协会不是与全体美国民众进行对话的，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基于美国利益而设立，理事中美国白人男性占有压倒性优势，因此不会总是与中国利益保持一致。如果中国想缓解目前美中两国的紧张态势，只依靠现有机构是不会成功的。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是对美国政治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团体。最富有的犹太亿万富翁都属于这个组织。一直以来，无论中东发生什么，他们都成功地保证了美国总是以色列最强有力的盟友。即使以色列采取了很多国际社会成员不认可的争议举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还是坚定不移，这就有赖于这个组织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商人如果不想继续在商业领域或者别的领域里遭遇政治阻击，明智之举应是模仿AIPAC的做法。这并不是一个短期举措；投资一个智库，雇佣正确的人才，发展与华府的关系是一个巨大的长期投资。中国公司联手启动一个智库，也许并不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首先会有一个学习曲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会逐渐显现，给下一代带来帮助。
　　我和一些中国商人聊过这个想法，许多人都踌躇不前，在他們看来，他们的大多数投资都在美国之外的土地上，因此联合其他中国商人建立一个这样的智库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思维，因为如果现在不建立一个智库，那么当中国公司真的需要在美国做更多的生意时，那就为时已晚。
　　想一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迫许多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的行为吧。这种行为不会就此打住。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人不学会如何联合起来与美国政治机器打交道，那么更多类似的行为将接踵而至。
　　我理解许多中国人，和一个并不熟悉的政治体制打交道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他们必须从某个节点开始。要知道，晚于中国人进入美利坚的印度人，在政治上正领先于中国人。印度人建立了各种智囊机构，比如由印度人主持的印度-中国-美国研究院。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现在是鼓起勇气，投身到美国政治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