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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一书所收集的信件跨越了40年，从1941到1981，从抗日战争到解放，从国内到国外，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既突显了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夫妇的战斗友谊，也反映了他们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在对外传播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众多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因而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阅读这些信件，对我们了解宋庆龄与爱氏夫妇，了解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了解中国人民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路程，都会有所帮助。所以，我认为，它们是极其珍贵的史料。由于作者在撰写时完全未想到有朝一日会公开发表，信件的鲜活性也就更为突出，原汁原味，没有丝毫保留。
相 遇
爱泼斯坦于1938年广州抗日大游行中第一次遇到宋庆龄。之后不久，他在香港参加了宋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并负责编辑该组织的“新闻通讯”，自此开始了他们长期的合作。宋与爱氏夫妇的友谊是建筑在共同事业、相互关怀和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信中这种情谊跃然纸上。从交换意见、探讨问题，互相询问生活、身体状况（小到互赠礼品，大到关心彼此的健康和安全）。如，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也受到影响，宋立即写信给爱，邀请爱氏夫妇去上海她的住处避难，生动地展示了双方亲密无间的深情厚意。中国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依靠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的努力和无数先烈的牺牲，但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援助。对外传播的中心任务，就是赢得国际方面的理解和同情。从《保盟通讯》到《中国建设》（现为《今日中国》杂志），宋庆龄、爱氏夫妇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所应尽的义务。
交 流
不少信件反映了他们——首先是宋庆龄，对《中国建设》的关怀和支持。应该说，宋庆龄就是杂志的创办人、组织者和带头人。是宋邀请爱氏夫妇从美国来华协助创办《中国建设》。宋对杂志的任务和特色有着清晰的看法，对选题、文章的写法、发表时机、作者身份、封面设计、图片选择都有所考虑。特别是建国初期，编辑部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并不熟悉对外传播，需要像宋、爱氏夫妇以及陈翰笙这样的高手给予引导。宋庆龄不仅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30篇之多），而且经常根据时局的变化提出新的选题。对编辑部、发行部等都做出指示，关心杂志的人事和干部配备，甚至关心到个别人的去留，真可以说关怀到“无微不至”的程度。宋与爱都是办刊的“老手”，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国际形势乃至西方文化有着很好的掌握，他们无疑是《中国建设》的灵魂。早在1953年，也就是创刊后的第二年，宋就考虑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并要求编辑部为此做出准备，后来又提出更改刊名的设想。即使到了晚年，尽管深受种种病痛的干扰，宋也时刻关注着杂志的发展。
通过他们之间的书信，我们对宋为何决定由爱为自己撰写传记有了更确切的了解。此事发端于国外一本《孙中山传》的出版。由于其中有对宋孙联姻的歪曲，宋与爱商议如何促使作者改正错误，经过反复推敲，由爱草拟了一份有说服力的信件，最后终于使作者同意改正。这一事件，加上国内外纷纷提出为宋写传的要求，使宋联想到由谁担当这一工作的问题，最后决定请爱为自己作传。
著 传
读了书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请爱写传绝非偶然。长期合作使宋对爱的人品和能力有了充分的了解。爱对中国革命的忠诚是先决条件。从爱之前发表的几本书籍可以看出他的写作能力和特点：1.宏观和微观的掌握，对重大事件的恰当估价和对细节的认真论证；2.强烈的历史感，想方设法对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个完整的了解；3.实事求是、掌握分寸。
宋庆龄一生具有多种身份：革命者、孙中山夫人、政治家、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全面而又恰当地加以刻画，实非易事。这些都要求一位“大家”用大手笔来完成。当初，爱曾建议由宋本人来撰写一本自传，或由她口授由爱代笔，对此，爱曾提出过周密的设计。但1981年，宋突然离去，不但未能落实这一设想，反而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事实证明，爱兑现了他对宋的承诺。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外进行调研，找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十年磨一剑，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此时，爱本人也已高龄，还因为受到许多社会工作的干扰，耽误了他的计划，最后不得不寻找一处“避难所”（宋庆龄故居），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领会到的，不仅是爱与宋庆龄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责任心。爱认为，应该充分估价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她是20世纪伟大的女性，不仅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的伟人。爱著传记以其学术价值和可读性在这一领域独领风骚，同时也间接地驳斥了现存的歪曲与诋毁宋庆龄的一本传记（“Madame Sun Yat-sen, Soong Ching-Ling”, by Jung Chang and John Halliday）。
珍贵的历史照片、大量的注释，以及优美的编排和装帧设计为《挚友情深》一书增色，无疑将为有心的读书人和藏书人所珍惜。
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新闻传播人，阅读此书，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穿越时间隧道，进入业已逝去的时代和岁月，触摸先辈们的爱憎、期盼、思考、理想和斗争。但愿他们能从此书中得到启发，更深切地领会到对外传播事业的重大意义，不断创新，将其推向更高的境界！
阅读这些信件，对我们了解宋庆龄与爱氏夫妇，了解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了解中国人民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路程，都会有所帮助。所以，我认为，它们是极其珍贵的史料。由于作者在撰写时完全未想到有朝一日会公开发表，信件的鲜活性也就更为突出，原汁原味，没有丝毫保留。
相 遇
爱泼斯坦于1938年广州抗日大游行中第一次遇到宋庆龄。之后不久，他在香港参加了宋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并负责编辑该组织的“新闻通讯”，自此开始了他们长期的合作。宋与爱氏夫妇的友谊是建筑在共同事业、相互关怀和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信中这种情谊跃然纸上。从交换意见、探讨问题，互相询问生活、身体状况（小到互赠礼品，大到关心彼此的健康和安全）。如，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也受到影响，宋立即写信给爱，邀请爱氏夫妇去上海她的住处避难，生动地展示了双方亲密无间的深情厚意。中国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依靠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的努力和无数先烈的牺牲，但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援助。对外传播的中心任务，就是赢得国际方面的理解和同情。从《保盟通讯》到《中国建设》（现为《今日中国》杂志），宋庆龄、爱氏夫妇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所应尽的义务。
交 流
不少信件反映了他们——首先是宋庆龄，对《中国建设》的关怀和支持。应该说，宋庆龄就是杂志的创办人、组织者和带头人。是宋邀请爱氏夫妇从美国来华协助创办《中国建设》。宋对杂志的任务和特色有着清晰的看法，对选题、文章的写法、发表时机、作者身份、封面设计、图片选择都有所考虑。特别是建国初期，编辑部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并不熟悉对外传播，需要像宋、爱氏夫妇以及陈翰笙这样的高手给予引导。宋庆龄不仅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30篇之多），而且经常根据时局的变化提出新的选题。对编辑部、发行部等都做出指示，关心杂志的人事和干部配备，甚至关心到个别人的去留，真可以说关怀到“无微不至”的程度。宋与爱都是办刊的“老手”，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国际形势乃至西方文化有着很好的掌握，他们无疑是《中国建设》的灵魂。早在1953年，也就是创刊后的第二年，宋就考虑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并要求编辑部为此做出准备，后来又提出更改刊名的设想。即使到了晚年，尽管深受种种病痛的干扰，宋也时刻关注着杂志的发展。
通过他们之间的书信，我们对宋为何决定由爱为自己撰写传记有了更确切的了解。此事发端于国外一本《孙中山传》的出版。由于其中有对宋孙联姻的歪曲，宋与爱商议如何促使作者改正错误，经过反复推敲，由爱草拟了一份有说服力的信件，最后终于使作者同意改正。这一事件，加上国内外纷纷提出为宋写传的要求，使宋联想到由谁担当这一工作的问题，最后决定请爱为自己作传。
著 传
读了书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请爱写传绝非偶然。长期合作使宋对爱的人品和能力有了充分的了解。爱对中国革命的忠诚是先决条件。从爱之前发表的几本书籍可以看出他的写作能力和特点：1.宏观和微观的掌握，对重大事件的恰当估价和对细节的认真论证；2.强烈的历史感，想方设法对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个完整的了解；3.实事求是、掌握分寸。
宋庆龄一生具有多种身份：革命者、孙中山夫人、政治家、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全面而又恰当地加以刻画，实非易事。这些都要求一位“大家”用大手笔来完成。当初，爱曾建议由宋本人来撰写一本自传，或由她口授由爱代笔，对此，爱曾提出过周密的设计。但1981年，宋突然离去，不但未能落实这一设想，反而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事实证明，爱兑现了他对宋的承诺。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外进行调研，找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十年磨一剑，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此时，爱本人也已高龄，还因为受到许多社会工作的干扰，耽误了他的计划，最后不得不寻找一处“避难所”（宋庆龄故居），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领会到的，不仅是爱与宋庆龄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责任心。爱认为，应该充分估价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她是20世纪伟大的女性，不仅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的伟人。爱著传记以其学术价值和可读性在这一领域独领风骚，同时也间接地驳斥了现存的歪曲与诋毁宋庆龄的一本传记（“Madame Sun Yat-sen, Soong Ching-Ling”, by Jung Chang and John Halliday）。
珍贵的历史照片、大量的注释，以及优美的编排和装帧设计为《挚友情深》一书增色，无疑将为有心的读书人和藏书人所珍惜。
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新闻传播人，阅读此书，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穿越时间隧道，进入业已逝去的时代和岁月，触摸先辈们的爱憎、期盼、思考、理想和斗争。但愿他们能从此书中得到启发，更深切地领会到对外传播事业的重大意义，不断创新，将其推向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