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大度。与宽容相对的不妥协，有时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高贵品质。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他对自己的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投靠日本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傅斯年发表声明道：“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他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场合。傅不满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北大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
　　北平的伪教员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北大录用。为此，伪北大教授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进行辩护，以示抗议。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平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他说：“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要说的”。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理直气壮地致信傅斯年，让傅把他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还说“你今日以为我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没几天，周作人便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容庚见傅斯年毫无通融的余地，尾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与傅理论。当容庚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傅时，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架了出去，扔到泥泞的马路上。次日，《新民报》登载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的新闻。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与其会面，但仍表示不予录用。此后，容庚到岭南大学任教，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大的门槛。
　　对于处理伪教职的不妥协，傅斯年后来说：“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脾气，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后来，一直到台北，傅斯年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并以此维护教育的独立和尊严。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因惊恐而高度警惕，在学校肆意逮捕师生。傅斯年挺身而出，不准军警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他拒绝在台大实行，说：“台大师生由我一人担保。”因此，有人撰文攻击他在台大优容共产党。傅斯年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宣称：“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傅斯年的确耿直倔强，刚烈果敢，疾恶如仇，直言不讳。正如胡适所说，“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具有一丝不苟的彻底精神；他方正刚直，体现着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