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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近日发布的《2018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2%，这一增幅低于2017年的3.9%。对于外贸驱动型的新加坡经济，外部需求的减弱使得经济增速放缓。
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预期增速下调至3.5%（2018年10月时预估为3.7%），贸易紧张局势加剧被列为主要风险来源。面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英国可能无协议脱离欧盟、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新加坡贸工部预测，新加坡在2019年的经济增幅将处在1.5%到3.5%区间，最终可能略低于这一区间的中间值。
新加坡副总理、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部长尚达曼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笼罩在全球经济上方的阴云可能变得更加黯淡，世界各国面对的挑战已经超出了一般全球经济衰退期所面临的情况，需要采取比一般周期性政策更多的应对措施。因此，新加坡的对策是在致力于加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大力支持开放的国际秩序。
新加坡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经于2018年底生效；去年新加坡完成了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新加坡与欧盟的自贸协定也在几个月前达成。
“世界经济正在转型中，全球正在重新平衡和设定贸易规则，尘埃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尚达曼说。最好的结果是，各国加强贸易规则和行为准则，全球进入一个全新、互相合作的国际秩序。
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则是中国的最大外资来源国。升级版的中新自贸协定除了对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6个领域进行升级外，还新增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环境等3个领域。
去年11月，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公布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财政部部长王瑞杰出任人民行动党的第一助理秘书长，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阵容初现。
尚达曼曾被认为是下一任总理的可能人选，但他在2016年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担任总理，他的志向不在于此，认为自己更擅长制定政策，为年轻同事提供建议。尚达曼表示，王瑞杰和其他第四代领导都在李显龙总理的内阁中担任要职，累积了丰富经验。“这一代的人民，观点比以往更多元，也更愿意做出贡献，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我和第四代領导班子共事多年，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完成这项使命。”
《财经》：你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称，笼罩在全球经济上方的阴云可能变得更暗。新加坡将如何应对这一形势？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外部需求减弱对新加坡有何影响？
尚达曼：当前，新加坡和所有开放经济体面对的挑战超出了一般全球经济衰退期面对的情况。因此，所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得多于一般的周期性政策。
在未来两年内，美国和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很可能陷入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可是，我们同时也面对前所未有的长期风险——经济民族主义、全球价值链的疲软，以及科技竞争的加剧。下一轮的经济衰退，会在这些长期风险的笼罩下发生。目前，因这些问题而形成的不确定因素，已导致全球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
新加坡将如何应对这项挑战？新加坡向来要面对四周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并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应对之道。我们必须不断地发掘机遇及发展空间，而不是采取防御性措施。
这基本上涉及两种策略。首先是针对我们在国际上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不断加强我们的实力，精益求精。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策略——我们将致力于培育年轻一代，确保他们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竭尽所能协助工友提升技能以应对科技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积极在研发方面增加投资，并全面加强我们创新领域的生态系统，提升我国大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价值。
我们的第二种策略是大力支持和巩固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便继续从中受益。我们签署了多项重大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工作也正在进行。此外，我们也不断加强与伙伴国的双边合作关系。近期，我们同中国签署了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也与欧盟签署了新的自贸协定。我们目前正积极地与欧亚经济联盟（EAEU）商讨签署自贸协定。
正因阴云笼罩，深化技能、加强实力以及与世界各地伙伴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对新加坡而言，更显得格外重要。
《财经》：如何评价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你说中美贸易冲突是更持久问题的征兆，指的是哪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尚达曼：中美贸易冲突所带来的冲击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尽管中美贸易冲突对本区域经济所造成的短期影响正负面掺杂，但长期来说，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这场贸易冲突对各个供应链的干扰将日益加剧，进而降低消费者和企业对本区域的信心。
尚达曼曾被认为是下一任总理的可能人选，但他在2016年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担任总理。图/视觉中国
中美贸易冲突背后的问题并不是这届美国政府上台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不会在近期内获到解决。
中美双方贸易谈判涉及了其中的好几个议题，包括有关知识产权的改革以及市场准入等。中国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落实其中部分改革措施，实际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冲突也凸显了全球经济正进入大转型。
世界经济正在转型中，全球正在重新平衡和设定贸易规则，尘埃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其结果可能是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加剧，贸易、投资和科技的发展也会进一步碎片化。
反之，转型也可能促使各国加强贸易规则和行为准则，让全球进入一个全新且互相合作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下，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能够维持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继续从全球繁荣中取得巨大利益。 对各国而言，第二种情况无疑是最好的结果；这不但能促成大家持续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还能让各国更有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实现这样的国际秩序，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必须接受中国也已成为经济强国的事实。同样的，中国也必须满足世界对它的期望，并承担作为大国和全球市场主要参与者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多边机构进行改革，以反映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以及更广泛的共同责任。
《财经》：在去年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RCEP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了，阻碍谈判达成的症结是什么？另一方面，CPTPP已经于去年底开始生效，没有美国的参与，它还能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尚达曼：少了美国的参与，CPTPP的影响力自然不免减弱。美国的退出意味着这项协定不包括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如此，其他协定成员国还是必须跨步向前。纵使美国不加入，这项协定还是能为其成员国带来显著的益处，并且促进全球贸易朝更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
CPTPP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随着协定的生效，我们正在探讨如何扩大这个组织，以让更多新成员加入。
RCEP成立的宗旨与CPTPP相似。RCEP一旦达成，将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市场，涵盖全球近半的人口，并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左右。RCEP的谈判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所有的自贸协定谈判都是关乎如何在各国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经济情况。我相信再过不久，我们将能解决余下的问题。
《财经》：新加坡和中国去年完成了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其中覆盖了金融服务、电子商务这些新的领域。你期待它会给双边经贸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尚达曼：中新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市场准入以及其他条规。我相信这项协定能让新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更上一层楼。
我认为中新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在三个层面上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协定为两国企业带来新机遇。它将让新加坡公司更容易进入中国的法律、海运和建筑服务市场，中国公司也能进军新加坡的航空运输、速递和环境领域。
第二，协定凸显了中新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双方可以如何紧密合作，以取得实质成果。新加坡将给予第三家中资银行特许全面银行执照（QFB）。该银行将能够在新加坡提供全面的銀行服务，使我们的金融生态系统更多元化。此外，它也能在中新之间以及新加坡金融中心所服务的广大区域做出贡献，促进贸易和融资流量。
第三，协定是两国发出的正面信号，表明我们对自由开放贸易的共同承诺。同时，这也显示两国能够在遵守双方议定贸易规则的基础上，取得建设性的发展。
《财经》：新加坡积极参与了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几年你是否看到一些具体的成果？
尚达曼：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能够使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潜力获得释放。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中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各项合作，已取得具体和实质的成果。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旗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以下简称“陆海新通道”）就是一例。目前，陆海新通道开通才两年，货物流通量就相当可观。这个通道也大大减少了运输货品的时间和成本。今天，从中国西部一些地区运送货品到东南亚的所需时间已缩短，是以往的三分之一，这大大推动了中国西部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货运流通。通道下一阶段的发展将实现铁海联运的无缝衔接，以及贸易信息的电子化，这将让通道在未来几年发挥更大的潜能。
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发展，新加坡也一直同中国紧密合作，发展相关网络和软基础设施。金融互联互通就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融资生态系统，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中国建设银行自2017年4月起就在新加坡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中心。另外，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保险财团也已设立，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风险管理服务，至今承保的建设和重型货运项目，总保险额超过12亿美元。
由于需求强劲，想把可融资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引进市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新加坡会在这方面尽一份力。我们已设立了亚洲基础建设办公室，让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的参与者一起为基础设施交易和项目进行良好的规划、设计和组织。他们也将提供工程和运营方面的专业知识，为这些项目提供指导。我们也正与中国合作，建立法律机制以应对跨境和长期投资项目所可能出现的商业纠纷。
《财经》：新加坡正在为领导层交接做准备。你认为对于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尚达曼：虽然新加坡国家利益基本上和过去相同，但每一代领导人都会面对新的挑战。我们的第四代领导班子将面对新的情况，也必须确定未来的重点领域。
今天的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比过去更有凝聚力。然而，加强社会凝聚力是一项持续不断的任务，不断巩固社会凝聚力对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和人民的福祉更是至关重要。
新加坡和许多其他社会一样，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维持社会流动性，并确保每名弱势孩童都有机会取得成功，出人头地。而随着科技发展瞬息万变，我们更迫切需要帮助人民适应这股新趋势，帮助他们不断再学习提升技能。这才能确保人们可以从事各种优质的工作，为我国经济注入活力，生活也持续获得提升。
最后，我们希望让国人在晚年也能过上活跃、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
第四代领导班子已经在积极应对目前的这些挑战。王瑞杰部长和其他第四代领导都在李显龙总理的内阁中担任要职，掌管过各个不同的部门，从中累积了丰富经验。
这也意味着，即使第四代领导班子正在调整思维，以开辟新加坡前进的道路，攸关国家基本利益的政策还是会延续下去。
和现任以及过去几代的领导人一样，第四代领导班子会以自己的方式与人民交流和沟通，并且努力赢得人民的信任，以便带领国家向前迈进。这一代的人民，观点比以往更多元，也更愿意做出贡献，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我和第四代领导班子共事多年，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完成这项使命。
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预期增速下调至3.5%（2018年10月时预估为3.7%），贸易紧张局势加剧被列为主要风险来源。面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英国可能无协议脱离欧盟、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新加坡贸工部预测，新加坡在2019年的经济增幅将处在1.5%到3.5%区间，最终可能略低于这一区间的中间值。
新加坡副总理、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部长尚达曼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笼罩在全球经济上方的阴云可能变得更加黯淡，世界各国面对的挑战已经超出了一般全球经济衰退期所面临的情况，需要采取比一般周期性政策更多的应对措施。因此，新加坡的对策是在致力于加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大力支持开放的国际秩序。
新加坡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经于2018年底生效；去年新加坡完成了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新加坡与欧盟的自贸协定也在几个月前达成。
“世界经济正在转型中，全球正在重新平衡和设定贸易规则，尘埃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尚达曼说。最好的结果是，各国加强贸易规则和行为准则，全球进入一个全新、互相合作的国际秩序。
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则是中国的最大外资来源国。升级版的中新自贸协定除了对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6个领域进行升级外，还新增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环境等3个领域。
去年11月，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公布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财政部部长王瑞杰出任人民行动党的第一助理秘书长，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阵容初现。
尚达曼曾被认为是下一任总理的可能人选，但他在2016年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担任总理，他的志向不在于此，认为自己更擅长制定政策，为年轻同事提供建议。尚达曼表示，王瑞杰和其他第四代领导都在李显龙总理的内阁中担任要职，累积了丰富经验。“这一代的人民，观点比以往更多元，也更愿意做出贡献，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我和第四代領导班子共事多年，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完成这项使命。”
前所未有的长期风险
《财经》：你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称，笼罩在全球经济上方的阴云可能变得更暗。新加坡将如何应对这一形势？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外部需求减弱对新加坡有何影响？
尚达曼：当前，新加坡和所有开放经济体面对的挑战超出了一般全球经济衰退期面对的情况。因此，所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得多于一般的周期性政策。
在未来两年内，美国和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很可能陷入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可是，我们同时也面对前所未有的长期风险——经济民族主义、全球价值链的疲软，以及科技竞争的加剧。下一轮的经济衰退，会在这些长期风险的笼罩下发生。目前，因这些问题而形成的不确定因素，已导致全球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
新加坡将如何应对这项挑战？新加坡向来要面对四周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并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应对之道。我们必须不断地发掘机遇及发展空间，而不是采取防御性措施。
这基本上涉及两种策略。首先是针对我们在国际上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不断加强我们的实力，精益求精。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策略——我们将致力于培育年轻一代，确保他们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竭尽所能协助工友提升技能以应对科技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积极在研发方面增加投资，并全面加强我们创新领域的生态系统，提升我国大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价值。
我们的第二种策略是大力支持和巩固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便继续从中受益。我们签署了多项重大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工作也正在进行。此外，我们也不断加强与伙伴国的双边合作关系。近期，我们同中国签署了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也与欧盟签署了新的自贸协定。我们目前正积极地与欧亚经济联盟（EAEU）商讨签署自贸协定。
正因阴云笼罩，深化技能、加强实力以及与世界各地伙伴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对新加坡而言，更显得格外重要。
《财经》：如何评价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你说中美贸易冲突是更持久问题的征兆，指的是哪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尚达曼：中美贸易冲突所带来的冲击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尽管中美贸易冲突对本区域经济所造成的短期影响正负面掺杂，但长期来说，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这场贸易冲突对各个供应链的干扰将日益加剧，进而降低消费者和企业对本区域的信心。
中美贸易冲突背后的问题并不是这届美国政府上台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不会在近期内获到解决。
中美双方贸易谈判涉及了其中的好几个议题，包括有关知识产权的改革以及市场准入等。中国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落实其中部分改革措施，实际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冲突也凸显了全球经济正进入大转型。
世界经济正在转型中，全球正在重新平衡和设定贸易规则，尘埃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其结果可能是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加剧，贸易、投资和科技的发展也会进一步碎片化。
反之，转型也可能促使各国加强贸易规则和行为准则，让全球进入一个全新且互相合作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下，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能够维持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继续从全球繁荣中取得巨大利益。 对各国而言，第二种情况无疑是最好的结果；这不但能促成大家持续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还能让各国更有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实现这样的国际秩序，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必须接受中国也已成为经济强国的事实。同样的，中国也必须满足世界对它的期望，并承担作为大国和全球市场主要参与者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多边机构进行改革，以反映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以及更广泛的共同责任。
《财经》：在去年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RCEP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了，阻碍谈判达成的症结是什么？另一方面，CPTPP已经于去年底开始生效，没有美国的参与，它还能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尚达曼：少了美国的参与，CPTPP的影响力自然不免减弱。美国的退出意味着这项协定不包括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如此，其他协定成员国还是必须跨步向前。纵使美国不加入，这项协定还是能为其成员国带来显著的益处，并且促进全球贸易朝更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
CPTPP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随着协定的生效，我们正在探讨如何扩大这个组织，以让更多新成员加入。
RCEP成立的宗旨与CPTPP相似。RCEP一旦达成，将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市场，涵盖全球近半的人口，并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左右。RCEP的谈判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所有的自贸协定谈判都是关乎如何在各国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经济情况。我相信再过不久，我们将能解决余下的问题。
中新合作前景广阔
《财经》：新加坡和中国去年完成了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其中覆盖了金融服务、电子商务这些新的领域。你期待它会给双边经贸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尚达曼：中新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市场准入以及其他条规。我相信这项协定能让新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更上一层楼。
我认为中新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在三个层面上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协定为两国企业带来新机遇。它将让新加坡公司更容易进入中国的法律、海运和建筑服务市场，中国公司也能进军新加坡的航空运输、速递和环境领域。
第二，协定凸显了中新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双方可以如何紧密合作，以取得实质成果。新加坡将给予第三家中资银行特许全面银行执照（QFB）。该银行将能够在新加坡提供全面的銀行服务，使我们的金融生态系统更多元化。此外，它也能在中新之间以及新加坡金融中心所服务的广大区域做出贡献，促进贸易和融资流量。
第三，协定是两国发出的正面信号，表明我们对自由开放贸易的共同承诺。同时，这也显示两国能够在遵守双方议定贸易规则的基础上，取得建设性的发展。
《财经》：新加坡积极参与了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几年你是否看到一些具体的成果？
尚达曼：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能够使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潜力获得释放。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中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各项合作，已取得具体和实质的成果。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旗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以下简称“陆海新通道”）就是一例。目前，陆海新通道开通才两年，货物流通量就相当可观。这个通道也大大减少了运输货品的时间和成本。今天，从中国西部一些地区运送货品到东南亚的所需时间已缩短，是以往的三分之一，这大大推动了中国西部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货运流通。通道下一阶段的发展将实现铁海联运的无缝衔接，以及贸易信息的电子化，这将让通道在未来几年发挥更大的潜能。
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发展，新加坡也一直同中国紧密合作，发展相关网络和软基础设施。金融互联互通就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融资生态系统，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中国建设银行自2017年4月起就在新加坡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中心。另外，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保险财团也已设立，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风险管理服务，至今承保的建设和重型货运项目，总保险额超过12亿美元。
由于需求强劲，想把可融资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引进市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新加坡会在这方面尽一份力。我们已设立了亚洲基础建设办公室，让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的参与者一起为基础设施交易和项目进行良好的规划、设计和组织。他们也将提供工程和运营方面的专业知识，为这些项目提供指导。我们也正与中国合作，建立法律机制以应对跨境和长期投资项目所可能出现的商业纠纷。
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的挑战
《财经》：新加坡正在为领导层交接做准备。你认为对于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尚达曼：虽然新加坡国家利益基本上和过去相同，但每一代领导人都会面对新的挑战。我们的第四代领导班子将面对新的情况，也必须确定未来的重点领域。
今天的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比过去更有凝聚力。然而，加强社会凝聚力是一项持续不断的任务，不断巩固社会凝聚力对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和人民的福祉更是至关重要。
新加坡和许多其他社会一样，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维持社会流动性，并确保每名弱势孩童都有机会取得成功，出人头地。而随着科技发展瞬息万变，我们更迫切需要帮助人民适应这股新趋势，帮助他们不断再学习提升技能。这才能确保人们可以从事各种优质的工作，为我国经济注入活力，生活也持续获得提升。
最后，我们希望让国人在晚年也能过上活跃、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
第四代领导班子已经在积极应对目前的这些挑战。王瑞杰部长和其他第四代领导都在李显龙总理的内阁中担任要职，掌管过各个不同的部门，从中累积了丰富经验。
这也意味着，即使第四代领导班子正在调整思维，以开辟新加坡前进的道路，攸关国家基本利益的政策还是会延续下去。
和现任以及过去几代的领导人一样，第四代领导班子会以自己的方式与人民交流和沟通，并且努力赢得人民的信任，以便带领国家向前迈进。这一代的人民，观点比以往更多元，也更愿意做出贡献，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我和第四代领导班子共事多年，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完成这项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