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以王维“诗中有画”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作为题材的巅峰开始于唐朝，这是根据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产生的。这和王维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从外部因素即时代宗教和文学发展的影响和内部因素即王维对各门艺术的通习两方面去分析。
关键词：诗中有画；宗教；艺术
一、外部因素—时代宗教和文学发展的影响。
唐代社会的发展与文学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突厥被唐朝打败归顺后，唐朝陆续打败各个小国成为一代盟主。到天宝年间，唐朝势力达到顶峰。国力强盛和政治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维所处的时代，恰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他写作期间社会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
正是因为处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开放的大好时期，才有力的促进了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各方面空前繁荣的局面。正如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所描述的这一时期艺术发展的盛况：“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样的文化艺术盛世，精神追求、艺术风格在逐步显现。 唐代是一个对思想能兼收并蓄、打破陈规的时代，唐人以其广阔的胸怀气度和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促进了文化思想上儒、释、道思想长足的发展 。
唐代诗人们读书山林的学习风气也为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以及王维“诗中有画”艺术特色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突破仕隐二难的理想境界最早在孔子时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即“咏而归”的艺术境界，说“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这是一种“ 圆满自足”的境界。然而，按一般情况而论，在朝为官之人的退隐归耕，要不是对当朝政治彻底绝望一般不会采取这种策。因此，“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 3人们一直认为“仕”即积极入世，而 “隐”则为消极避世，二者之间，是“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冲突。正因为如此，突破仕与隐的二难困境，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王维不仅突破了仕隐之间的关系，而且调和了它们的关系，同时把这一“二难选择”变成了一种诗的境界，使其具有了实践性意义的智慧。在山林里可以独善其身，在官场中未必不能实现。隐要隐得自由，仕要仕得自然。钱穆认为：“中国人一方面极重自然，一方面又极重实用，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把 ‘实用’与‘自然’调和起来。”究其本质，都是为了解决现世生活中及其实际的利益关系问题，并不是说要人们抛弃现实利益而做官。王维的人生形式，缓和了仕隐两极对抗的形态，不坚持入世，也不坚持出世，在官场不仅可以安于现状，也可以修身养性，从而实现了人生命的超越和人性的升华。
王维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但不管是在仕还是隐居都为王维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的心灵家园。王维没有这种隐逸的生活体验，那么他就不能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上有所突破，更不用说在诗作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难以形成“诗中有画”的艺术风格。
唐朝对思想上的包容，使得儒、释、道三种思想得到长足发展。这三种思想相互融合，构成了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传统文人群中，王维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在于诗歌而又不局限于诗歌范围，他对人文化遗产兼收并蓄，他引绘画画技和音乐入诗的创新思想，他变宗教精神为审美精神的艺术敏感，他在亲和山水中表现出来的风流情怀，他寄情山水的审美人生方式，都给了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启发。
谈到宗教对王维的影响，人们最先想到的自然是禅。在唐代禅宗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里。禅宗即是印度佛教同道教和儒家思想融合的产物。禅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绩、沈侄期、宋之问、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作品中，都渗入了一些禅宗思想。有的在诗中透露出禅理，有的则表现出禅趣和禅机。在这些诗人中，禅宗思想对王维的影响是最为持久的。王维除了有一些直接谈禅的诗外，还写出了很多有禅意的山水田园诗，而且这些作品因为受到了参禅的影响，也被赋予空灵流动的诗歌意境和“诗中有画”的特色。
王维很娴熟地运用了参禅悟道的思维辨证方法，很好地处理了审美与禅的辩证关系，实现了对山水自然的深观远照，在具体的实践中，达到“去尘累”、“悟灵境”的类似于“禅定”的审美领悟，而产生了一种虚实相生的独特的幻觉。在王维诗中就有不少类似于这种追求“直观领悟”的描写，诗人潜心体会自然界花开云起的自然旋律，进入了一种诗禅一体的境界。王维的诗更在于强调悟禅的一致性。
正是由于王维对中国深邃的传统哲学和文化兼收并蓄，才使他在思想上更广泛地汲取各家的美学观念，更深刻地认识生命的审美意义，从而在作品中生动地展示了生命力的顽强和盎然。王维虽然号称“诗佛”，但其山水诗却与一般“僧诗”的唯心空洞全然不同的根本原因。他更倾向于追求的心的自由，个性的张扬。
二、内部因素-各门艺术的通习
王维“ 诗中有画”艺术特色的建立与其是杰出的画家、音乐家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王维在音乐、绘画方面的天赋与经历利于王维在山水田园诗方面的探索，王维在诗歌创作中借鉴了绘画的方法和原理使他的诗达到了诗情画意的高度统一。
王维出身书香门第，在童年时代就收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音乐的启蒙。他天资聪明而又勤奋好学，《新唐书》中记载，说他九岁就会写词；《旧唐书》中也指出，王维博学多才。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都使王维成为了盛唐灿烂文化的完美体现者。
王维突出的音乐才华在他青少年时代就展现出来。他早年就曾担任太乐丞。这是指太常寺下太乐署的官员。太乐署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掌管祭祀等有关乐舞，正职为太乐令，副职为太乐丞。能被任命为这个官职，就能够证明王维对音乐是十分精通的。
我国古代绘画，特别讲究虚实、远近、大小的处理，王维就特别注意在诗中运用这些技巧。王维的诗就像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既有对景物深层次的生动描摹，又有千变万化的“诡状殊形”，还适当留有空白，给欣赏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的余地。
王维作为一名艺术天才，同时兼备诗、画、音乐多种艺术才能，且造诣深厚。因而他能够以画家敏锐的视觉能力观察事物，用体察入微的洞察力捕捉特定时刻的某种美，并注意到不同时刻的光线变化，从而描述出“色”、“光”、“态”的有机融合；他能以音乐家的耳朵去捕捉大自然中的各种声音，不管是小虫的爬行声，还是鸟儿的鸣叫声。画家与音乐家的才能无疑使得王维相对于其他诗人说好像多了一双眼睛与耳朵，这就使得他将更加广泛的对象纳入到审美当中，诗歌内容也增加了艺术层次。他对各种各样的声音与景物描写细致生动，其山水田园诗作充满了召唤力与启发性，这就更好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从而使他的诗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高度。
笔者就从两方面简略分析了王维“诗中有画”形成的原因。而这些成因为王维山水田园诗歌创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宋）苏轼撰，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
[2]《旧唐书·隐逸传》，卷一百九十二，中华书局，1975。
[3] （宋）苏轼撰，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
[4] 钱穆著《中国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5]《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关键词：诗中有画；宗教；艺术
一、外部因素—时代宗教和文学发展的影响。
唐代社会的发展与文学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突厥被唐朝打败归顺后，唐朝陆续打败各个小国成为一代盟主。到天宝年间，唐朝势力达到顶峰。国力强盛和政治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维所处的时代，恰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他写作期间社会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
正是因为处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开放的大好时期，才有力的促进了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各方面空前繁荣的局面。正如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所描述的这一时期艺术发展的盛况：“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样的文化艺术盛世，精神追求、艺术风格在逐步显现。 唐代是一个对思想能兼收并蓄、打破陈规的时代，唐人以其广阔的胸怀气度和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促进了文化思想上儒、释、道思想长足的发展 。
唐代诗人们读书山林的学习风气也为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以及王维“诗中有画”艺术特色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突破仕隐二难的理想境界最早在孔子时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即“咏而归”的艺术境界，说“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这是一种“ 圆满自足”的境界。然而，按一般情况而论，在朝为官之人的退隐归耕，要不是对当朝政治彻底绝望一般不会采取这种策。因此，“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 3人们一直认为“仕”即积极入世，而 “隐”则为消极避世，二者之间，是“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冲突。正因为如此，突破仕与隐的二难困境，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王维不仅突破了仕隐之间的关系，而且调和了它们的关系，同时把这一“二难选择”变成了一种诗的境界，使其具有了实践性意义的智慧。在山林里可以独善其身，在官场中未必不能实现。隐要隐得自由，仕要仕得自然。钱穆认为：“中国人一方面极重自然，一方面又极重实用，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把 ‘实用’与‘自然’调和起来。”究其本质，都是为了解决现世生活中及其实际的利益关系问题，并不是说要人们抛弃现实利益而做官。王维的人生形式，缓和了仕隐两极对抗的形态，不坚持入世，也不坚持出世，在官场不仅可以安于现状，也可以修身养性，从而实现了人生命的超越和人性的升华。
王维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但不管是在仕还是隐居都为王维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的心灵家园。王维没有这种隐逸的生活体验，那么他就不能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上有所突破，更不用说在诗作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难以形成“诗中有画”的艺术风格。
唐朝对思想上的包容，使得儒、释、道三种思想得到长足发展。这三种思想相互融合，构成了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传统文人群中，王维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在于诗歌而又不局限于诗歌范围，他对人文化遗产兼收并蓄，他引绘画画技和音乐入诗的创新思想，他变宗教精神为审美精神的艺术敏感，他在亲和山水中表现出来的风流情怀，他寄情山水的审美人生方式，都给了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启发。
谈到宗教对王维的影响，人们最先想到的自然是禅。在唐代禅宗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里。禅宗即是印度佛教同道教和儒家思想融合的产物。禅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绩、沈侄期、宋之问、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作品中，都渗入了一些禅宗思想。有的在诗中透露出禅理，有的则表现出禅趣和禅机。在这些诗人中，禅宗思想对王维的影响是最为持久的。王维除了有一些直接谈禅的诗外，还写出了很多有禅意的山水田园诗，而且这些作品因为受到了参禅的影响，也被赋予空灵流动的诗歌意境和“诗中有画”的特色。
王维很娴熟地运用了参禅悟道的思维辨证方法，很好地处理了审美与禅的辩证关系，实现了对山水自然的深观远照，在具体的实践中，达到“去尘累”、“悟灵境”的类似于“禅定”的审美领悟，而产生了一种虚实相生的独特的幻觉。在王维诗中就有不少类似于这种追求“直观领悟”的描写，诗人潜心体会自然界花开云起的自然旋律，进入了一种诗禅一体的境界。王维的诗更在于强调悟禅的一致性。
正是由于王维对中国深邃的传统哲学和文化兼收并蓄，才使他在思想上更广泛地汲取各家的美学观念，更深刻地认识生命的审美意义，从而在作品中生动地展示了生命力的顽强和盎然。王维虽然号称“诗佛”，但其山水诗却与一般“僧诗”的唯心空洞全然不同的根本原因。他更倾向于追求的心的自由，个性的张扬。
二、内部因素-各门艺术的通习
王维“ 诗中有画”艺术特色的建立与其是杰出的画家、音乐家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王维在音乐、绘画方面的天赋与经历利于王维在山水田园诗方面的探索，王维在诗歌创作中借鉴了绘画的方法和原理使他的诗达到了诗情画意的高度统一。
王维出身书香门第，在童年时代就收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音乐的启蒙。他天资聪明而又勤奋好学，《新唐书》中记载，说他九岁就会写词；《旧唐书》中也指出，王维博学多才。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都使王维成为了盛唐灿烂文化的完美体现者。
王维突出的音乐才华在他青少年时代就展现出来。他早年就曾担任太乐丞。这是指太常寺下太乐署的官员。太乐署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掌管祭祀等有关乐舞，正职为太乐令，副职为太乐丞。能被任命为这个官职，就能够证明王维对音乐是十分精通的。
我国古代绘画，特别讲究虚实、远近、大小的处理，王维就特别注意在诗中运用这些技巧。王维的诗就像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既有对景物深层次的生动描摹，又有千变万化的“诡状殊形”，还适当留有空白，给欣赏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的余地。
王维作为一名艺术天才，同时兼备诗、画、音乐多种艺术才能，且造诣深厚。因而他能够以画家敏锐的视觉能力观察事物，用体察入微的洞察力捕捉特定时刻的某种美，并注意到不同时刻的光线变化，从而描述出“色”、“光”、“态”的有机融合；他能以音乐家的耳朵去捕捉大自然中的各种声音，不管是小虫的爬行声，还是鸟儿的鸣叫声。画家与音乐家的才能无疑使得王维相对于其他诗人说好像多了一双眼睛与耳朵，这就使得他将更加广泛的对象纳入到审美当中，诗歌内容也增加了艺术层次。他对各种各样的声音与景物描写细致生动，其山水田园诗作充满了召唤力与启发性，这就更好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从而使他的诗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高度。
笔者就从两方面简略分析了王维“诗中有画”形成的原因。而这些成因为王维山水田园诗歌创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宋）苏轼撰，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
[2]《旧唐书·隐逸传》，卷一百九十二，中华书局，1975。
[3] （宋）苏轼撰，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
[4] 钱穆著《中国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5]《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