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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恒、李富春、谭震林、陶铸等为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开拓创新，励精图治，虽经风雨曲折，但仍成果丰硕：奠定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培养和积累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导
毛泽东见微知著、见近知远。从20世纪50年初开始，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发生的水土不服现象，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他曾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他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探索是艰辛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他还指出了认识探索的两种方法：一是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二是“一定要下一番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毛泽东率先垂范，他感到要搞好建设，就必须调整好各种关系，解决好各种矛盾，让人民敢于进言献策，营造宽松的环境。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9月，党的八大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2月，他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探索中形成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构想：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此，就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承认和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集中社会主义力量办大事。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断缩小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要允许发展多种产业，为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找出路。
在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对各种社会力量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文化建设方面，他提出要坚持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思想建设方面，他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思想。这些对于今天的建设仍有指导作用。
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之一。他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学校开展调查研究，以长于务实、善于理论思考和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难题著称。在党的八大上，他对即将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作了正确分析，对党的八大路线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党的八大后，他力排干扰，尽最大努力保持党的工作重心——经济建设不偏移。
刘少奇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重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他强调要对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他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针对过去对工商业、农产品购销限制过严过死的缺点，刘少奇提出“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他认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应当是多种，而不是一种。他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十分强调对外开放，向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刘少奇还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还指出：“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他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探索是曲折的。正如邓小平所说：“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为了纠正“左”倾错误，湘籍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披肝沥胆，据实执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之后，他们虽身处逆境，但始终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捍卫真理，威武不屈。
在艰辛曲折的探索中，湘籍革命家贺龙、罗荣恒、林伯渠、李维汉、邓华、谭震林等人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贺龙在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期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恒，多次反对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简单化的错误主张，他认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极为不妥。他曾题词：“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避免无的放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1959年先后到广东、浙江、江苏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批评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统战工作造成的损害。邓华从1960年开始，在5年多的时间里深入170多个县市、数百个厂矿和千余个农村社队进行调研，力倡实事求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1957年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艰苦努力的探索。
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湖南共产党人不怕艰苦，勇挑重担，起到了领导和先锋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后相继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提出和践行了许多科学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等。
王震在1956年以后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他领导农垦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和转业官兵，在祖国边陲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建了一大批军垦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支主要力量，成为国家生产粮食和油、棉、橡胶等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并创造了农工商贸一条龙的成功经验，锤炼出传承至今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交通部部长王首道是我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交通战线上奉献了整整12年，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为新中国交通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提出尽快建成我国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的目标，组织领导了青藏和川藏公路、鹰厦铁路等一批国家重点交通项目的建设。从1958年到1965年，新建公路22.45万公里，全国不通公路的县大为减少。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是新中国铁道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他带领铁道部班子，建立了分级管理、统一调度指挥的全国铁路管理新体制，并按照党中央决策，大力推动新线建设。到1958年底，全国通车里程达31000多公里，铁路轨道延长达53000公里。
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坚决落实毛泽东亲自面授的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带领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并先后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等，全面加强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湖南人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周光召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了贡献。宋任穷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大规模建设时期的主要领导者。此外，还有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方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西尧、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等人为国家尖端技术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作了大量的工作。
在地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湖南共产党人敢打头阵、敢开新路，做出了许多亮点。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领导浙江人民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人多地少，水、旱、虫、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条件下，浙江省提前一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棉、猪等主要指标，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巩固了农业基础，对国家作出了贡献。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省委主要负责人岗位上工作了10多年，为江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反映基层实际，使得中央能够及时采纳群众的意见。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领导西藏全区民主改革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到196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5.8亿多斤，牲畜发展到1800万头，与1958年相比，分别增长88%和54%。公路里程达1.5万公里，90%的县通了汽车。厂矿企业发展到70多个，中小学发展到826所，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群众自豪地把这个时期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在“大跃进”期间，他批评和制止了一些过火行为，减少了损失。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从黑龙江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
为了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历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都力倡农村经济改革。
陶铸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他主政广东15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过深入调查研究，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
曾希圣在1960年至1964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下边搞“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年3月6日起，在安徽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据省里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张平化大力推动以实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为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并将浏阳县北盛公社先锋生产队和黔阳县硖洲公社秀建大队的责任制命名为“先锋经验”和“秀建道路”，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至1962年秋，全省有25000多个生产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弘扬社会主义精神的模范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湖南共产党人凸现的精神风貌是十分可贵的。他们自强自立，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模范人物。
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短暂的一生助人无数，毛泽东于1963年3月5日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爱民模范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涌现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63年11月18日清晨，部队野营行至湖南省衡山火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283次列车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在农业科研和生产中，湖南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艰苦奋斗、不怕挫折、勇于开拓的建设精神。其中突出代表有袁隆平、刘春樵、李光庆、毕承松、唐纯银等人。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作为农民兄弟眼中的“米菩萨”，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可谓是大功至伟。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1964年至1966年在国内率先提出通过培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设想并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取得了成功。
刘春樵是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人）。1964年，他出任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副书记、书记。他针对该地“五山二水三分田，有水无水全靠天，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的严重情况，带领农民群众，自力更生，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同时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几年功夫，不但还清了贷款,还积累资金50万元。蔡家岗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曾在一份反映蔡家岗村企业发展的典型材料上批示：“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刘春樵后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著名劳动模范李光庆是桃源人。1961年春他担任枫树公社庄家桥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克服困难，改造低产田获得成功。他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历尽千辛万苦，取得重大科研成果，获得多种荣誉,9次评为湖南省农业劳动模范，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毕承松、唐纯银是全国植棉劳动模范。毕承松是澧县人，唐纯银是安乡人。1958年，毕承松开始进行棉花育苗移栽试验，他的试验田亩产皮棉多年稳定在200斤以上。1962年至1966年，他的植棉经验在全国得到广泛推广。唐纯银在195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植棉劳动模范。他总结了一整套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对于提高全国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作出了贡献。
除上述这些杰出人物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蔡畅、陈赓、萧劲光、谭政、粟裕、刘晓、张际春、萧克、许光达、胡耀邦、李立三、杨得志、谢觉哉、甘泗淇、帅孟奇、杨勇、周扬、李涛、李志民、苏振华、张启龙、廖汉生、章蕴、宋时轮、钟期光、李昌、唐亮、耿飚、田汉、李达、李寿轩、邱创成、孟少龙、钟赤兵、高文华、曾三、谭冠三等人，他们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奏响了无私奉献的时代最强音，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工业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同样是优秀的湘籍共产党员。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导
毛泽东见微知著、见近知远。从20世纪50年初开始，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发生的水土不服现象，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他曾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他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探索是艰辛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他还指出了认识探索的两种方法：一是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二是“一定要下一番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毛泽东率先垂范，他感到要搞好建设，就必须调整好各种关系，解决好各种矛盾，让人民敢于进言献策，营造宽松的环境。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9月，党的八大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2月，他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探索中形成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构想：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此，就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承认和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集中社会主义力量办大事。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断缩小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要允许发展多种产业，为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找出路。
在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对各种社会力量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文化建设方面，他提出要坚持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思想建设方面，他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思想。这些对于今天的建设仍有指导作用。
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之一。他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学校开展调查研究，以长于务实、善于理论思考和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难题著称。在党的八大上，他对即将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作了正确分析，对党的八大路线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党的八大后，他力排干扰，尽最大努力保持党的工作重心——经济建设不偏移。
刘少奇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重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他强调要对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他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针对过去对工商业、农产品购销限制过严过死的缺点，刘少奇提出“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他认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应当是多种，而不是一种。他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十分强调对外开放，向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刘少奇还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还指出：“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他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探索是曲折的。正如邓小平所说：“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为了纠正“左”倾错误，湘籍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披肝沥胆，据实执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之后，他们虽身处逆境，但始终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捍卫真理，威武不屈。
在艰辛曲折的探索中，湘籍革命家贺龙、罗荣恒、林伯渠、李维汉、邓华、谭震林等人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贺龙在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期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恒，多次反对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简单化的错误主张，他认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极为不妥。他曾题词：“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避免无的放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1959年先后到广东、浙江、江苏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批评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统战工作造成的损害。邓华从1960年开始，在5年多的时间里深入170多个县市、数百个厂矿和千余个农村社队进行调研，力倡实事求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1957年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艰苦努力的探索。
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湖南共产党人不怕艰苦，勇挑重担，起到了领导和先锋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后相继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提出和践行了许多科学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等。
王震在1956年以后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他领导农垦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和转业官兵，在祖国边陲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建了一大批军垦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支主要力量，成为国家生产粮食和油、棉、橡胶等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并创造了农工商贸一条龙的成功经验，锤炼出传承至今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交通部部长王首道是我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交通战线上奉献了整整12年，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为新中国交通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提出尽快建成我国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的目标，组织领导了青藏和川藏公路、鹰厦铁路等一批国家重点交通项目的建设。从1958年到1965年，新建公路22.45万公里，全国不通公路的县大为减少。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是新中国铁道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他带领铁道部班子，建立了分级管理、统一调度指挥的全国铁路管理新体制，并按照党中央决策，大力推动新线建设。到1958年底，全国通车里程达31000多公里，铁路轨道延长达53000公里。
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坚决落实毛泽东亲自面授的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带领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并先后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等，全面加强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湖南人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周光召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了贡献。宋任穷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大规模建设时期的主要领导者。此外，还有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方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西尧、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等人为国家尖端技术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作了大量的工作。
在地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湖南共产党人敢打头阵、敢开新路，做出了许多亮点。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领导浙江人民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人多地少，水、旱、虫、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条件下，浙江省提前一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棉、猪等主要指标，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巩固了农业基础，对国家作出了贡献。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省委主要负责人岗位上工作了10多年，为江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反映基层实际，使得中央能够及时采纳群众的意见。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领导西藏全区民主改革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到196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5.8亿多斤，牲畜发展到1800万头，与1958年相比，分别增长88%和54%。公路里程达1.5万公里，90%的县通了汽车。厂矿企业发展到70多个，中小学发展到826所，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群众自豪地把这个时期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在“大跃进”期间，他批评和制止了一些过火行为，减少了损失。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口号，从黑龙江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
为了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历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都力倡农村经济改革。
陶铸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他主政广东15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过深入调查研究，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
曾希圣在1960年至1964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下边搞“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年3月6日起，在安徽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据省里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张平化大力推动以实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为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并将浏阳县北盛公社先锋生产队和黔阳县硖洲公社秀建大队的责任制命名为“先锋经验”和“秀建道路”，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至1962年秋，全省有25000多个生产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弘扬社会主义精神的模范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湖南共产党人凸现的精神风貌是十分可贵的。他们自强自立，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模范人物。
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短暂的一生助人无数，毛泽东于1963年3月5日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爱民模范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涌现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63年11月18日清晨，部队野营行至湖南省衡山火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283次列车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在农业科研和生产中，湖南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艰苦奋斗、不怕挫折、勇于开拓的建设精神。其中突出代表有袁隆平、刘春樵、李光庆、毕承松、唐纯银等人。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作为农民兄弟眼中的“米菩萨”，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可谓是大功至伟。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1964年至1966年在国内率先提出通过培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设想并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取得了成功。
刘春樵是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人）。1964年，他出任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副书记、书记。他针对该地“五山二水三分田，有水无水全靠天，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的严重情况，带领农民群众，自力更生，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同时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几年功夫，不但还清了贷款,还积累资金50万元。蔡家岗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曾在一份反映蔡家岗村企业发展的典型材料上批示：“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刘春樵后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著名劳动模范李光庆是桃源人。1961年春他担任枫树公社庄家桥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克服困难，改造低产田获得成功。他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历尽千辛万苦，取得重大科研成果，获得多种荣誉,9次评为湖南省农业劳动模范，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毕承松、唐纯银是全国植棉劳动模范。毕承松是澧县人，唐纯银是安乡人。1958年，毕承松开始进行棉花育苗移栽试验，他的试验田亩产皮棉多年稳定在200斤以上。1962年至1966年，他的植棉经验在全国得到广泛推广。唐纯银在195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植棉劳动模范。他总结了一整套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对于提高全国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作出了贡献。
除上述这些杰出人物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蔡畅、陈赓、萧劲光、谭政、粟裕、刘晓、张际春、萧克、许光达、胡耀邦、李立三、杨得志、谢觉哉、甘泗淇、帅孟奇、杨勇、周扬、李涛、李志民、苏振华、张启龙、廖汉生、章蕴、宋时轮、钟期光、李昌、唐亮、耿飚、田汉、李达、李寿轩、邱创成、孟少龙、钟赤兵、高文华、曾三、谭冠三等人，他们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奏响了无私奉献的时代最强音，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工业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同样是优秀的湘籍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