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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1948年3月1日出版的 《自由丛刊》 第12期上找到一封通信 《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 复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先生函》，该函还曾以《郭沫若致张德修函》 为题目出现在1948年第118和119期的 《风下》 杂志，分两期刊登。刊登的内容基本一致，只不过 《自由丛刊》 比 《风下》 杂志多了最后一句：“泗水文化服务社列位先生均此恕不另。”王继权、童炜钢编的 《郭沫若年谱》 和龚济民、方仁念编的 《郭沫若年谱》 对此信均有记载。前者记载较为简略：“2月12日，作通信 《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复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先生函》。批判胡适等人。”后者则对该信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写信复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谢为文化人捐款。信中赞美毛泽东、周恩来‘为和平合作奔走呼号’，痛斥蒋介石‘不惜全面破裂，屠杀人民’，谴责胡适‘曲为辩护’，坚信‘胜利必属于人民，今日已成定局，为期当不出两年’。”但它并未见于已出版的郭沫若书信集（包括 《三叶草》 《沫若书信集》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 《樱花书简》 《郭沫若书信集》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至今没有全文披露过，也不见其他研究者提及阐释。故将该信照录如下：
德修先生赐鉴：
三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惠函，业早奉读。承由大华贸易公司汇来港币一千九百三十四元五角，亦已如数拜领。谨代此间文化界人士致谢。该款自当遵嘱“分配文化人”，唯查此间原有文化事业基金会之设，沫若及沈雁冰先生等来港之后，被邀参加，组织扩大，故今邀得多数文化友人之同意，已将该款提交该会统筹办理，想先生明达，当荷同意也。
惠函曾再四捧诵，对先生之思想及泗水文化服务社贵同人等之精神，实甚钦佩。先生言在华侨社会中有中华民国国民与中华帝国臣仆之派别，精论不可移易。然此种派别殆不仅华侨社会为然，全中国莫不皆然也。当今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实亦民国与帝国之争，人民与臣仆之争。特所谓“中华帝国”者，实乃“中美帝国”，尤可悯耳。花旗勢力骎骎可畏，才二三年间，海陆空军事基地已布满三分之二之国境，在此三分之二之区域中，不仅经济财政军事政治悉听美人指挥，即教育文化，一国之精神命脉所系，亦仰鼻息于金发碧眼之法利赛人，举凡爱新觉罗、袁世凯辈之所不肯为、不敢为者，而今之当局竟恬然悍然而为之。然则所谓“帝国之臣仆者”要不过臣仆之臣仆，奴才之奴才而已。沫若力量薄弱，未能力挽狂澜，而临危且不得不逃栖海外，承誉殊增愧悚。然当勉自策励，以期不负厚望。文化界中志趣坚定，能力卓越者颇不乏人，此固国家前途之福，足可告慰者也。我中国人民富有不屈不挠之精神，过往历史，如南北朝，如辽金元，如满清三百年之统治，均先后亘长久之岁月而被推翻，固其明证。即最近抗日之战，绵亘八年，在当局虽属幸获惨胜，然在我人民，即侨居海外者亦不知流尽了多少血汗也。中国精神诚如尊言孔门智仁勇之教者为多。在现代人物中，先生更推许列宁，认为“完全具有这等条件”，洵属至公至允之卓论。沫若敢冒昧更为尊论作一补充，在国内并世人物中，如毛泽东、周恩来诸先生，实亦“完全具有这等条件”。沫若与毛周诸先生交游甚久，间尝细察其思想行事，无不合乎智仁勇之三大达德。回忆抗战初期，国共恢复合作时，两先生曾以四语号召天下，曰“光明磊落”，曰“大公无私”，曰“仁至义尽”，曰“委曲求全”，曲者为人民而委曲，求全者为竟抗战之全功也。此是何等精神，何等气魄云。
近人有等量齐观者，谓国共伯仲之间耳，真乃肤浅之尤，不仅不知毛周诸先生，且亦不知中国精神为何物者也。抗战幸告结束，毛周诸先生为和平合作呼号之精神犹照耀天壤。所可痛恨者，蒋在美国全力支持下，竟不惜全面破裂，屠杀人民，置全中国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之人民愿望于不顾。在蒋美一时固自诩得计，然而“顺民者昌，失民者亡”，乃古今中外之通例。曾几何时，往日之自鸣得意者，不已骇汗流涕，而自岌岌告危耶？胜利必属于人民，今日已成定局，为期当不出两年，可刮目而待也。
先生认为“应有一种刊物，事事阐求真理，指出胡适梁启超的封建或半封建资本主义的谬论”，此间同人均有同感。梁启超时代已属过去，其早年文字，感情丰富，颇有革新情趣，于中国启蒙运动上，功绩有不可没者。中岁反动，谬倡君主立宪，甚至附和科学文明破产之说，实属谬妄，然梁之言论在第一次大战前后已失去魅力，青年志学之士已不复加之一顾矣。胡适学无功底，侥幸成名，近二三年，更复大肆狂妄，蒋介石独裁专擅，祸国殃民，而胡为文宣扬“宪法”，粉饰“民主”，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更复蛊惑青年，媚外取宠，美兵强奸沈崇，竟多方为之开脱，平日蒙上“自由主义者”之假面具，高唱“理未易明，善未易察”之滥调，以乡愿贼德，毒害学生。近在报端见其发表致周鲠生教授之公开函，公开反苏媚美，美国反动派认敌作友，互助日本复兴，也不惜曲为辩护。昔之未易察未易明者，今则明之察之，亦何易易。揣其用意，盖在竞选副总统，故不惜揭去假面目，以图争取蒋之同意，美之欢心。然其贻误国族，有玷士林，殊属言语道断。此间文化人士对胡均致不满，预计必有驳斥其谬论者络绎出现。惟创办刊物一事，颇不易易，以文化人之财力有限，而国内销路复被封锁，创刊纵可勉强办到，欲求长久继续，是一大难事也。不久在马叙伦先生主持下，其 《民主旬刊》 将见恢复，另有进步人士将出《大众文艺丛刊》，每两月一期，均有意集群策群力，向反动思想搏击，而为民主文化大事开拓，尚望爱国如先生者鼎力赞助，方克有济耳。
近闻恶党打风，延及海外，泗水“臣仆”竟效较场口故技有所蠢动，并辱及长者。逖听之余，不胜愤怒。此间文化界同仁已有联名公函，共致慰问，不日当可到达左右，敬祈为国珍重。有暇望时赐教督，以匡不逮，专复顺颂
健安
郭沫若再拜
信的末尾没有注明写信日期，只在信的开头指出本信是回复张德修“三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函;但从目前已出的两种 《郭沫若年谱》 都可以在2月12日条查到郭沫若复信张德修事，基本可以断定郭沫若复信日期为1948年2月12日。张德修是印尼东爪哇省省会泗水市的爱国华侨，曾任泗水孔教会会长，同时也是泗水文化服务社的负责人。郭沫若此前因白色恐怖严重，于1947年从上海秘密到达香港，负责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这封信是他收到泗水文化服务社“由大华贸易公司汇来港币一千九百三十四元五角”及张德修的来函后的回信。郭沫若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泗水文化服务社同人鼎力赞助的感谢，接着痛斥国民党政府意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的行为;同时就张德修提出的智仁勇道德标准，认为在国内外伟大人物中，不仅列宁，即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具有这等条件。信件的后半部分指出蒋介石必败的命运，同时对胡适的相关言论进行驳斥;最后对泗水恶党狂吠表示愤怒，对泗水文化服务社部分同人的遭遇表示慰问。 郭沫若早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郭沫若愤而撰写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他也因此受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回到中国，积极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可以说，郭沫若一直是站在共产党这一边的。1948年身在香港的郭沫若更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和它的背后靠山美国的言论：1月1日在香港 《自由丛刊》 发表 《要有力量赢得战争，然后才能赢得和平！》，指出美国和封建残余势力、四大家族以及一切官僚政客集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大敌”，“必须彻底发动人民武力”打倒它们，那种“幻想着无条件的和平”，不过是“白痴式的幻想”。2月18日在香港 《华商报》 发表 《还要警惕着不流血的“二二八”》，预言“蒋朝不搞垮，‘二二八’惨史不仅要再发生于台湾，而且要普及于全国”，然而这“只有增加老百姓的愤恨而已”。4月20日又在上海 《国讯》 周刊发表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抨击 《大公报》 社评“弯弯曲曲地创造出一些代名词”反苏亲美，对“苏联没有政治民主”的谬论进行驳斥，指出类似苏联那样的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这些言论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舆论支持，也是郭沫若这封信的补充和延伸。
郭沫若在这封信中对胡适大加诋毁，说他“学无功底，侥幸成名”“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最后下了“贻误国族，有玷士林”的断语。可以说正是从这封信开始，郭沫若与胡适趋于公开决裂了。在给张德修回信后不久，郭沫若就在 《光明报》 发表 《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抨击胡适“把美国塑成了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苏联影射成了一个魔鬼”，指出苏联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胡适的“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在郭沫若的另一篇文章里也被看作是否定人民革命事业正义性的言论：“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这在我们看来是‘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而在同年5月14日香港 《华商报》 发表的 《〈三无主义〉 疏证》 一文中，郭沫若再次指责自称“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胡适。郭沫若在文中说：“‘三无’倒确是三无，只是内容要另外改定一番，那便是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这时候郭沫若对胡适的态度已经由批评转为无节制的谩骂了。
两人公开决裂的原因在于一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许的胡适面对当时纷乱的时局，站在了國民党和美国那一边。早在1947年，胡适就发表了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重申他对自由、民主信念的坚持。他强调“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后来，胡适又在《独立时论》 发表 《自由主义是什么》 一文，对自由主义的含义进行具体阐释。显然，胡适在这个时候宣扬“自由”“民主”，其意在反对由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有着鲜明的反共色彩。至于郭沫若信中提到的“致周鲠生教授之公开函”，即是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写了一篇题为 《历史要重演吗？》 的文章，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醒人们要防止重蹈欧洲列国“一战”后扶植战败的德国以对抗苏联的覆辙。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写了一封给周鲠生的题为 《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的公开信，为美国扶植战后的日本辩护，并公开表示对苏联的不信任和反感。作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忠实拥护者的郭沫若自然不会对胡适以上的种种言论无动于衷，而是要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胡适了。
事实上，郭沫若和胡适二人可谓是“积怨甚深”。早在1922年，双方就因为郁达夫发表在 《创造》 季刊上的 《夕阳楼日记》 打起了笔墨官司。郁达夫在该文中指出“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从英文转译德国威铿的 《人生意义与价值》 一书有许多的翻译错误，并用了“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类骂人的话。胡适看到后就在 《努力周报》 刊出《骂人》 一文，指出郁达夫译文中的错误，并指责郁达夫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作为郁达夫“盟友”的郭沫若立马挺身而出，撰写了 《反响之反响》 一文，抓住胡适改译中的不通之处，进行攻击。这场争论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郁达夫写信“求和”而告一段落，显示了胡适的大度和谦逊。谁知到了1930年，郭沫若开始在学术领域向胡适发起挑战。他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的“自序”中说道：“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的精神是要‘实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1937年，郭沫若专门写了 《责问胡适—— 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驳斥胡适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发表的 《说儒》 一文，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并证明胡适说的孔子“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其实也是周代的贵族思想的传统”。对于郭沫若的这些略显尖锐的批评，一向以宽容自命的胡适没有直接作出回应。
但二人也有和平相处甚至充满温情的时候，特别是关于郭沫若亲吻胡适的说法，颇有意思。据1923年10月15日《志摩日记》 记载：“前日（案：指13日） 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胡适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也说：“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 《女神》，曾取 《女神》 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这一吻既可说明郭沫若的浪漫性情，也可以看出彼时的胡适在郭沫若心里是有相当分量的。由甜蜜的吻到形同陌路以致公开决裂，胡适与郭沫若两人的关系令人叹息。更有意思的是，就在郭沫若写了这封语含讥讽的信后不久 （1948年3月25日），胡适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选举出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八十一位，其中人文组二十八位，郭沫若位列其中。郭沫若当选院士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不少阻力。比如朱家骅就认为郭沫若参与了内乱，应该等同于汉奸罪;吴正之怕郭沫若当选院士后乱发议论带来不好的影响;萨本栋则觉得郭沫若的当选可能会刺激政府，进而影响到经费的下放。这时候，胡适挺身而出，认为应以学术立场为重，坚持把郭沫若选为院士。胡适的大度和公正可见一斑，要知道胡适对郭沫若的大肆攻击表面上没有作出回应，但私下里并非毫无反应。他在当时写给王世杰的信中就说：“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 （如 《文萃》，如 《文汇报》） 用全力攻击我，……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
“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最终没有成为现实，但胡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七年之后，八大册 《胡适思想批判》 出现了。郭沫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成为批判胡适的急先锋。他先后撰文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指出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完全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论，“胡适就是以这祥的方法和态度，否认了屈原的存在，否认了 《红楼梦》 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否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否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接着，郭沫若给胡适做了盖棺定论：“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不知道此时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读到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时，会不会想起当初那个“甜蜜”的吻？
（选自《粤海风》2018年第1期）
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 复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先生函
德修先生赐鉴：
三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惠函，业早奉读。承由大华贸易公司汇来港币一千九百三十四元五角，亦已如数拜领。谨代此间文化界人士致谢。该款自当遵嘱“分配文化人”，唯查此间原有文化事业基金会之设，沫若及沈雁冰先生等来港之后，被邀参加，组织扩大，故今邀得多数文化友人之同意，已将该款提交该会统筹办理，想先生明达，当荷同意也。
惠函曾再四捧诵，对先生之思想及泗水文化服务社贵同人等之精神，实甚钦佩。先生言在华侨社会中有中华民国国民与中华帝国臣仆之派别，精论不可移易。然此种派别殆不仅华侨社会为然，全中国莫不皆然也。当今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实亦民国与帝国之争，人民与臣仆之争。特所谓“中华帝国”者，实乃“中美帝国”，尤可悯耳。花旗勢力骎骎可畏，才二三年间，海陆空军事基地已布满三分之二之国境，在此三分之二之区域中，不仅经济财政军事政治悉听美人指挥，即教育文化，一国之精神命脉所系，亦仰鼻息于金发碧眼之法利赛人，举凡爱新觉罗、袁世凯辈之所不肯为、不敢为者，而今之当局竟恬然悍然而为之。然则所谓“帝国之臣仆者”要不过臣仆之臣仆，奴才之奴才而已。沫若力量薄弱，未能力挽狂澜，而临危且不得不逃栖海外，承誉殊增愧悚。然当勉自策励，以期不负厚望。文化界中志趣坚定，能力卓越者颇不乏人，此固国家前途之福，足可告慰者也。我中国人民富有不屈不挠之精神，过往历史，如南北朝，如辽金元，如满清三百年之统治，均先后亘长久之岁月而被推翻，固其明证。即最近抗日之战，绵亘八年，在当局虽属幸获惨胜，然在我人民，即侨居海外者亦不知流尽了多少血汗也。中国精神诚如尊言孔门智仁勇之教者为多。在现代人物中，先生更推许列宁，认为“完全具有这等条件”，洵属至公至允之卓论。沫若敢冒昧更为尊论作一补充，在国内并世人物中，如毛泽东、周恩来诸先生，实亦“完全具有这等条件”。沫若与毛周诸先生交游甚久，间尝细察其思想行事，无不合乎智仁勇之三大达德。回忆抗战初期，国共恢复合作时，两先生曾以四语号召天下，曰“光明磊落”，曰“大公无私”，曰“仁至义尽”，曰“委曲求全”，曲者为人民而委曲，求全者为竟抗战之全功也。此是何等精神，何等气魄云。
近人有等量齐观者，谓国共伯仲之间耳，真乃肤浅之尤，不仅不知毛周诸先生，且亦不知中国精神为何物者也。抗战幸告结束，毛周诸先生为和平合作呼号之精神犹照耀天壤。所可痛恨者，蒋在美国全力支持下，竟不惜全面破裂，屠杀人民，置全中国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之人民愿望于不顾。在蒋美一时固自诩得计，然而“顺民者昌，失民者亡”，乃古今中外之通例。曾几何时，往日之自鸣得意者，不已骇汗流涕，而自岌岌告危耶？胜利必属于人民，今日已成定局，为期当不出两年，可刮目而待也。
先生认为“应有一种刊物，事事阐求真理，指出胡适梁启超的封建或半封建资本主义的谬论”，此间同人均有同感。梁启超时代已属过去，其早年文字，感情丰富，颇有革新情趣，于中国启蒙运动上，功绩有不可没者。中岁反动，谬倡君主立宪，甚至附和科学文明破产之说，实属谬妄，然梁之言论在第一次大战前后已失去魅力，青年志学之士已不复加之一顾矣。胡适学无功底，侥幸成名，近二三年，更复大肆狂妄，蒋介石独裁专擅，祸国殃民，而胡为文宣扬“宪法”，粉饰“民主”，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更复蛊惑青年，媚外取宠，美兵强奸沈崇，竟多方为之开脱，平日蒙上“自由主义者”之假面具，高唱“理未易明，善未易察”之滥调，以乡愿贼德，毒害学生。近在报端见其发表致周鲠生教授之公开函，公开反苏媚美，美国反动派认敌作友，互助日本复兴，也不惜曲为辩护。昔之未易察未易明者，今则明之察之，亦何易易。揣其用意，盖在竞选副总统，故不惜揭去假面目，以图争取蒋之同意，美之欢心。然其贻误国族，有玷士林，殊属言语道断。此间文化人士对胡均致不满，预计必有驳斥其谬论者络绎出现。惟创办刊物一事，颇不易易，以文化人之财力有限，而国内销路复被封锁，创刊纵可勉强办到，欲求长久继续，是一大难事也。不久在马叙伦先生主持下，其 《民主旬刊》 将见恢复，另有进步人士将出《大众文艺丛刊》，每两月一期，均有意集群策群力，向反动思想搏击，而为民主文化大事开拓，尚望爱国如先生者鼎力赞助，方克有济耳。
近闻恶党打风，延及海外，泗水“臣仆”竟效较场口故技有所蠢动，并辱及长者。逖听之余，不胜愤怒。此间文化界同仁已有联名公函，共致慰问，不日当可到达左右，敬祈为国珍重。有暇望时赐教督，以匡不逮，专复顺颂
健安
郭沫若再拜
泗水文化服务社列位先生均此恕不另
信的末尾没有注明写信日期，只在信的开头指出本信是回复张德修“三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函;但从目前已出的两种 《郭沫若年谱》 都可以在2月12日条查到郭沫若复信张德修事，基本可以断定郭沫若复信日期为1948年2月12日。张德修是印尼东爪哇省省会泗水市的爱国华侨，曾任泗水孔教会会长，同时也是泗水文化服务社的负责人。郭沫若此前因白色恐怖严重，于1947年从上海秘密到达香港，负责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这封信是他收到泗水文化服务社“由大华贸易公司汇来港币一千九百三十四元五角”及张德修的来函后的回信。郭沫若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泗水文化服务社同人鼎力赞助的感谢，接着痛斥国民党政府意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的行为;同时就张德修提出的智仁勇道德标准，认为在国内外伟大人物中，不仅列宁，即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具有这等条件。信件的后半部分指出蒋介石必败的命运，同时对胡适的相关言论进行驳斥;最后对泗水恶党狂吠表示愤怒，对泗水文化服务社部分同人的遭遇表示慰问。 郭沫若早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郭沫若愤而撰写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他也因此受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回到中国，积极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可以说，郭沫若一直是站在共产党这一边的。1948年身在香港的郭沫若更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和它的背后靠山美国的言论：1月1日在香港 《自由丛刊》 发表 《要有力量赢得战争，然后才能赢得和平！》，指出美国和封建残余势力、四大家族以及一切官僚政客集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大敌”，“必须彻底发动人民武力”打倒它们，那种“幻想着无条件的和平”，不过是“白痴式的幻想”。2月18日在香港 《华商报》 发表 《还要警惕着不流血的“二二八”》，预言“蒋朝不搞垮，‘二二八’惨史不仅要再发生于台湾，而且要普及于全国”，然而这“只有增加老百姓的愤恨而已”。4月20日又在上海 《国讯》 周刊发表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抨击 《大公报》 社评“弯弯曲曲地创造出一些代名词”反苏亲美，对“苏联没有政治民主”的谬论进行驳斥，指出类似苏联那样的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这些言论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舆论支持，也是郭沫若这封信的补充和延伸。
郭沫若在这封信中对胡适大加诋毁，说他“学无功底，侥幸成名”“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最后下了“贻误国族，有玷士林”的断语。可以说正是从这封信开始，郭沫若与胡适趋于公开决裂了。在给张德修回信后不久，郭沫若就在 《光明报》 发表 《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抨击胡适“把美国塑成了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苏联影射成了一个魔鬼”，指出苏联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胡适的“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在郭沫若的另一篇文章里也被看作是否定人民革命事业正义性的言论：“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这在我们看来是‘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而在同年5月14日香港 《华商报》 发表的 《〈三无主义〉 疏证》 一文中，郭沫若再次指责自称“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胡适。郭沫若在文中说：“‘三无’倒确是三无，只是内容要另外改定一番，那便是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这时候郭沫若对胡适的态度已经由批评转为无节制的谩骂了。
两人公开决裂的原因在于一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许的胡适面对当时纷乱的时局，站在了國民党和美国那一边。早在1947年，胡适就发表了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重申他对自由、民主信念的坚持。他强调“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后来，胡适又在《独立时论》 发表 《自由主义是什么》 一文，对自由主义的含义进行具体阐释。显然，胡适在这个时候宣扬“自由”“民主”，其意在反对由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有着鲜明的反共色彩。至于郭沫若信中提到的“致周鲠生教授之公开函”，即是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写了一篇题为 《历史要重演吗？》 的文章，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醒人们要防止重蹈欧洲列国“一战”后扶植战败的德国以对抗苏联的覆辙。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写了一封给周鲠生的题为 《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的公开信，为美国扶植战后的日本辩护，并公开表示对苏联的不信任和反感。作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忠实拥护者的郭沫若自然不会对胡适以上的种种言论无动于衷，而是要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胡适了。
事实上，郭沫若和胡适二人可谓是“积怨甚深”。早在1922年，双方就因为郁达夫发表在 《创造》 季刊上的 《夕阳楼日记》 打起了笔墨官司。郁达夫在该文中指出“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从英文转译德国威铿的 《人生意义与价值》 一书有许多的翻译错误，并用了“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类骂人的话。胡适看到后就在 《努力周报》 刊出《骂人》 一文，指出郁达夫译文中的错误，并指责郁达夫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作为郁达夫“盟友”的郭沫若立马挺身而出，撰写了 《反响之反响》 一文，抓住胡适改译中的不通之处，进行攻击。这场争论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郁达夫写信“求和”而告一段落，显示了胡适的大度和谦逊。谁知到了1930年，郭沫若开始在学术领域向胡适发起挑战。他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的“自序”中说道：“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的精神是要‘实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1937年，郭沫若专门写了 《责问胡适—— 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驳斥胡适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发表的 《说儒》 一文，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并证明胡适说的孔子“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其实也是周代的贵族思想的传统”。对于郭沫若的这些略显尖锐的批评，一向以宽容自命的胡适没有直接作出回应。
但二人也有和平相处甚至充满温情的时候，特别是关于郭沫若亲吻胡适的说法，颇有意思。据1923年10月15日《志摩日记》 记载：“前日（案：指13日） 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胡适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也说：“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 《女神》，曾取 《女神》 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这一吻既可说明郭沫若的浪漫性情，也可以看出彼时的胡适在郭沫若心里是有相当分量的。由甜蜜的吻到形同陌路以致公开决裂，胡适与郭沫若两人的关系令人叹息。更有意思的是，就在郭沫若写了这封语含讥讽的信后不久 （1948年3月25日），胡适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选举出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八十一位，其中人文组二十八位，郭沫若位列其中。郭沫若当选院士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不少阻力。比如朱家骅就认为郭沫若参与了内乱，应该等同于汉奸罪;吴正之怕郭沫若当选院士后乱发议论带来不好的影响;萨本栋则觉得郭沫若的当选可能会刺激政府，进而影响到经费的下放。这时候，胡适挺身而出，认为应以学术立场为重，坚持把郭沫若选为院士。胡适的大度和公正可见一斑，要知道胡适对郭沫若的大肆攻击表面上没有作出回应，但私下里并非毫无反应。他在当时写给王世杰的信中就说：“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 （如 《文萃》，如 《文汇报》） 用全力攻击我，……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
“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最终没有成为现实，但胡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七年之后，八大册 《胡适思想批判》 出现了。郭沫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成为批判胡适的急先锋。他先后撰文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指出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完全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论，“胡适就是以这祥的方法和态度，否认了屈原的存在，否认了 《红楼梦》 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否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否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接着，郭沫若给胡适做了盖棺定论：“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不知道此时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读到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时，会不会想起当初那个“甜蜜”的吻？
（选自《粤海风》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