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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言”“二拍”中刻画的商人形象从“重利轻义”的单一化形象呈现出义利并重的新特点。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形象;演变
一、明代以前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模糊性
商人作为一个重要群体，一直是中国文学进行审美观照的对象。然而，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却发现，从先秦到元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竟然罕见商人形象，即使有个别作品，商人也多是作为文学的配角，并不是文人笔下所描绘文学商人形象，这些形象或模糊、或简单、或雷同。这些零星散布于各类典籍中的商人形象大都被清一色简单描绘成“逐利薄情”之徒，这种模式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基本没有多大的改变。
（一）文学史中重利轻义的商人形象
最早涉及商人形象的的文学作品是《诗经》。《诗经·氓》中描写了一个“抱布贸丝”的小商人形象。婚前，氓对女子百般讨好，万般呵护，他用欺骗的手段获得女子的芳心后，却在婚后，女子的容颜逐渐衰老时，三心二意。不仅丝毫不顾及女子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爱和对家庭的付出，更是狠心的将女子赶出家门，断绝夫妻情谊。《诗经》中对负心汉“氓”的刻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小商人的虚伪阴险，喜新厌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世人对商人厌恶鄙视的态度。唐代元稹的《估客乐》生动地再现了估客以剥削起家、终成富商大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估客们奉行着“有利身即行”的原则，昧着良心，贩劣卖假，牟取暴利。唐诗对奸商的丑陋行为做了深刻的揭露，宋词和元曲继承了这一批判精神，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一面展现地更加淋漓尽致。江开的宋词《商妇怨》塑造了一个成年到头忙于生意，丝毫不顾及妻子的“薄情汉”形象。元朝著名曲作家徐再思的《中吕·阳春曲·闺怨》也记述了一个遭人怨恨的商人形象。
（二）文学史中义利兼济的商人形象
虽然明代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多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古典文献的字里行间中看到古代商人义利并重的一面。《左传·秦晋殽之战》记述了郑国商人弦高机智救国的故事。晚唐文人温庭筠小说集《乾子》中的窦乂可谓是古典文学中较早出现的一位具有“新质”的商人形象。温庭筠按照“货殖有端木之远志”的基调正面描写了商人窦乂的勤奋敬业， 精明能干。南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中的《茶肆高风》和《盐商义嫁》中就塑造了两位重义轻利的商人形象。元杂剧中正面商人形象最为大家熟知的是《东堂老》中刻画的东堂老子——李实。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头上，隐约笼罩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光环。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新变化
（一）从唯利是图到义利并重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求利”思想，因此在“三言”“二拍”中“求利”不再是商人的污点，“义利”在商人身上和谐统一起来，重义逐利、利欲并重成为商人形象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主人公施润泽便是新时代“守义求利”形象的代表。施复的拾金不昧，让我们看到了商人身上重义轻财的一面，这是对传统商人逐利思想的背叛。小说刻画了商人性格的两面性，宣扬的是对财富金钱的合理取舍态度，可见作者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述商人对利和义的取舍，突出了商人重义逐利、利欲并重的利益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同样展现了一个重义疏财的商人形象。
（二）从狡诈贪婪到诚信无私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不断繁荣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加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样的形势迫使许多商人走上了非法的经营道路，制假售假、以次充好。但是仍然有许多商人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诚信待人，无私奉献，向我们展现了新时代商人的职业精神。《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李秀卿与黄善聪二人就是诚信公平、无私厚道的代表。黄李二人的态度和行为打破了商人“只求利益、尔虞我诈”的常规，为后来商人的经商致富、为人处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无独有偶，《刘小官雌雄兄弟》这篇小说中到处充满诚信仁爱，刘德经商视钱财如等闲，刘方、刘奇诚信善良，这些商人们用自己的经营理念形成独特的商人魅力。无论是诚信善良，还是公平厚道以及视富贵如等闲的态度，这些商人形象中的正面精神都散发出人性之光、人性之美。
（三）从重利轻别离到重情重义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商人的情和利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三言”、“二拍”突破了对商人重利不重情的传统观念，表现和赞扬了商人重情的品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展现这一品质颇具特色的一篇。在封建社会妻子失节是对丈夫最大的侮辱，然而蒋兴哥出于对妻子的尊重和爱，并没有失去理智，多年的夫妻之情让他包容了妻子的“罪行”。而他对三巧的真情也让他抛弃了世俗的偏见，与三巧再续夫妻之缘。小说中的蒋兴哥虽然是求利的商人，但却并不是视金钱为一切，他珍惜与三巧的夫妻之情。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用自己朴实真诚的行动和“至诚君子”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佳人的芳心。小说塑造的这一形象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商人重利薄情的陈规陋见，把“情种”与寻常市井商人相对等，体现着一种精神的升华与人性的胜利。
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变革的原因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明代是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明代中叶更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市场交易的不断扩大。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基地，在商品经济中起着枢纽作用。明代的市场不仅种类多样，分工明确，数量更是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商业活动，而商人作为商业活动中最活跃的代表，也开始进入百姓和文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商品经济带来的物质利益使人们开始重视金钱的作用，并开始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评价商人的求利活动。由此可见，商业经济的发展是“三言”“二拍”商贾小说中商人形象转变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的革新
明朝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崛起，“重商”的社会思潮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当时如此的社会风气下，许多文人士子已不再轻视商业和商人了，他们开始将创作的笔触伸向商业活动和商人世界，作为社会缩影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充满了对商人商业的肯定之语和赞扬之词，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除了商业文化中的“重商”思想更新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外，明代中叶以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占据了时代思潮的主导地位。区别于程朱理学，心学在整体更偏重于强调人们自然欲求的合理性，体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再一次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为商人的求利活动正名。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社会风气的革新，直接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观念和价值取向，一种新的商人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的生活经历及价值观
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但又生长在商业经济十分活跃的苏州，年轻时常出入青楼酒馆，熟悉市民生活。这样的生活经历让他更加熟悉下层市民的生活环境，也让他接触到市民阶层的价值取向和“重商”思潮。凌濛初所遭受的农民起义虽然将他的理想、抱负碾的粉碎，但当时迎面扑来的社会各种新思潮却让他在思想上得到了重生，走进了市民阶层的世界。
社会观念的进步，举业不顺、怀才不遇的苦闷，商贾兴旺的诱惑，终使他们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价值观念大裂变的气候中，出现了“三言”“二拍”对商人的正面描写和对商业的颂扬，出现了对小商人的欣赏和赞赏描写。明代新兴市民的重视人性和解放思想，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呼应和弘揚。
伴随着晚明社会经济的繁荣、新思潮的兴起、商人意识的形成，在充分吸取前代商贾小说的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也迎来了繁荣的局面。与前代文学作品中单一化的商人形象不同，“三言”“二拍”中塑造的商人形象褪去了金钱与利益至上的外衣，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义利兼济”、“诚信无私”、“重情知趣”的内心渴望。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形象;演变
一、明代以前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模糊性
商人作为一个重要群体，一直是中国文学进行审美观照的对象。然而，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却发现，从先秦到元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竟然罕见商人形象，即使有个别作品，商人也多是作为文学的配角，并不是文人笔下所描绘文学商人形象，这些形象或模糊、或简单、或雷同。这些零星散布于各类典籍中的商人形象大都被清一色简单描绘成“逐利薄情”之徒，这种模式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基本没有多大的改变。
（一）文学史中重利轻义的商人形象
最早涉及商人形象的的文学作品是《诗经》。《诗经·氓》中描写了一个“抱布贸丝”的小商人形象。婚前，氓对女子百般讨好，万般呵护，他用欺骗的手段获得女子的芳心后，却在婚后，女子的容颜逐渐衰老时，三心二意。不仅丝毫不顾及女子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爱和对家庭的付出，更是狠心的将女子赶出家门，断绝夫妻情谊。《诗经》中对负心汉“氓”的刻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小商人的虚伪阴险，喜新厌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世人对商人厌恶鄙视的态度。唐代元稹的《估客乐》生动地再现了估客以剥削起家、终成富商大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估客们奉行着“有利身即行”的原则，昧着良心，贩劣卖假，牟取暴利。唐诗对奸商的丑陋行为做了深刻的揭露，宋词和元曲继承了这一批判精神，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一面展现地更加淋漓尽致。江开的宋词《商妇怨》塑造了一个成年到头忙于生意，丝毫不顾及妻子的“薄情汉”形象。元朝著名曲作家徐再思的《中吕·阳春曲·闺怨》也记述了一个遭人怨恨的商人形象。
（二）文学史中义利兼济的商人形象
虽然明代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多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古典文献的字里行间中看到古代商人义利并重的一面。《左传·秦晋殽之战》记述了郑国商人弦高机智救国的故事。晚唐文人温庭筠小说集《乾子》中的窦乂可谓是古典文学中较早出现的一位具有“新质”的商人形象。温庭筠按照“货殖有端木之远志”的基调正面描写了商人窦乂的勤奋敬业， 精明能干。南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中的《茶肆高风》和《盐商义嫁》中就塑造了两位重义轻利的商人形象。元杂剧中正面商人形象最为大家熟知的是《东堂老》中刻画的东堂老子——李实。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头上，隐约笼罩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光环。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新变化
（一）从唯利是图到义利并重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求利”思想，因此在“三言”“二拍”中“求利”不再是商人的污点，“义利”在商人身上和谐统一起来，重义逐利、利欲并重成为商人形象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主人公施润泽便是新时代“守义求利”形象的代表。施复的拾金不昧，让我们看到了商人身上重义轻财的一面，这是对传统商人逐利思想的背叛。小说刻画了商人性格的两面性，宣扬的是对财富金钱的合理取舍态度，可见作者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述商人对利和义的取舍，突出了商人重义逐利、利欲并重的利益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同样展现了一个重义疏财的商人形象。
（二）从狡诈贪婪到诚信无私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不断繁荣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加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样的形势迫使许多商人走上了非法的经营道路，制假售假、以次充好。但是仍然有许多商人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诚信待人，无私奉献，向我们展现了新时代商人的职业精神。《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李秀卿与黄善聪二人就是诚信公平、无私厚道的代表。黄李二人的态度和行为打破了商人“只求利益、尔虞我诈”的常规，为后来商人的经商致富、为人处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无独有偶，《刘小官雌雄兄弟》这篇小说中到处充满诚信仁爱，刘德经商视钱财如等闲，刘方、刘奇诚信善良，这些商人们用自己的经营理念形成独特的商人魅力。无论是诚信善良，还是公平厚道以及视富贵如等闲的态度，这些商人形象中的正面精神都散发出人性之光、人性之美。
（三）从重利轻别离到重情重义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商人的情和利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三言”、“二拍”突破了对商人重利不重情的传统观念，表现和赞扬了商人重情的品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展现这一品质颇具特色的一篇。在封建社会妻子失节是对丈夫最大的侮辱，然而蒋兴哥出于对妻子的尊重和爱，并没有失去理智，多年的夫妻之情让他包容了妻子的“罪行”。而他对三巧的真情也让他抛弃了世俗的偏见，与三巧再续夫妻之缘。小说中的蒋兴哥虽然是求利的商人，但却并不是视金钱为一切，他珍惜与三巧的夫妻之情。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用自己朴实真诚的行动和“至诚君子”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佳人的芳心。小说塑造的这一形象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商人重利薄情的陈规陋见，把“情种”与寻常市井商人相对等，体现着一种精神的升华与人性的胜利。
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变革的原因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明代是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明代中叶更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市场交易的不断扩大。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基地，在商品经济中起着枢纽作用。明代的市场不仅种类多样，分工明确，数量更是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商业活动，而商人作为商业活动中最活跃的代表，也开始进入百姓和文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商品经济带来的物质利益使人们开始重视金钱的作用，并开始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评价商人的求利活动。由此可见，商业经济的发展是“三言”“二拍”商贾小说中商人形象转变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的革新
明朝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崛起，“重商”的社会思潮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当时如此的社会风气下，许多文人士子已不再轻视商业和商人了，他们开始将创作的笔触伸向商业活动和商人世界，作为社会缩影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充满了对商人商业的肯定之语和赞扬之词，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除了商业文化中的“重商”思想更新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外，明代中叶以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占据了时代思潮的主导地位。区别于程朱理学，心学在整体更偏重于强调人们自然欲求的合理性，体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再一次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为商人的求利活动正名。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社会风气的革新，直接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观念和价值取向，一种新的商人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的生活经历及价值观
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但又生长在商业经济十分活跃的苏州，年轻时常出入青楼酒馆，熟悉市民生活。这样的生活经历让他更加熟悉下层市民的生活环境，也让他接触到市民阶层的价值取向和“重商”思潮。凌濛初所遭受的农民起义虽然将他的理想、抱负碾的粉碎，但当时迎面扑来的社会各种新思潮却让他在思想上得到了重生，走进了市民阶层的世界。
社会观念的进步，举业不顺、怀才不遇的苦闷，商贾兴旺的诱惑，终使他们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价值观念大裂变的气候中，出现了“三言”“二拍”对商人的正面描写和对商业的颂扬，出现了对小商人的欣赏和赞赏描写。明代新兴市民的重视人性和解放思想，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呼应和弘揚。
伴随着晚明社会经济的繁荣、新思潮的兴起、商人意识的形成，在充分吸取前代商贾小说的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也迎来了繁荣的局面。与前代文学作品中单一化的商人形象不同，“三言”“二拍”中塑造的商人形象褪去了金钱与利益至上的外衣，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义利兼济”、“诚信无私”、“重情知趣”的内心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