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不是在反映南明历史，文学不负载“真实”描写历史的使命；不是在总结亡国教训，它超越了浅层次的功利目的，没有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也不是写宗教，七位“作者”是避世而居的贤者，而不是斩断世情的道徒，侯李入道也只是理想破灭后的迷惘困惑，“非入道也”。作品追求的是富有哲学性的悲剧目的而不是历史目的。作者只是借历史的框架抒写“天崩地解”历史巨变之后对士林群体人格的反思，成为吴敬梓的先导；对等级制度的怀疑动摇，士大夫支撑着封建的大厦，是社会的栋梁，但这栋梁已支撑不住倾斜的大厦了。作家也不是要重建社会人格，为社会提供疗治的药方，他意识到传统道德已无力挽救社会的危亡。作家是在用心灵感悟历史，借历史抒写心灵，写对人生对历史对社会的探求，充满天才孤寂之感和痛苦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