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窃听门”波及范围广泛，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强烈关注。作为新闻人，我们经常讲维护新闻的真实性，需要认真反思的是，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以诚信的手段来追求新闻的真实，还是用非法的手段追求真实？强调以正当的方式追求新闻的真实，是不是就是对新闻自由的限制？笔者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模糊不清，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世界新闻报》以结束168年发行历史的方式与读者告别，不是在新闻的真实性上出了问题，而是采访手段的不合法性。内容真实与手段失信的矛盾一旦激化，必然不可收拾。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采访手段则是整个新闻工作生命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新闻报》报道出来的信息绝大多数是真实的，只强调真实，而忽视生命线中的重要环节，最终也会要“命”。诚信失去了，无异于自杀。
　　新闻报道出来的真相是一个结果，是新闻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结果是真实的，从采访目标来看按理应该有了良好效果，但如果采访过程中用的是非法手段，失去了应有的诚信，就有可能让“效果”贬值。新闻工作者不能因为目标正确、结果真实，就可以不顾法律和道德而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材料。
　　报道新闻真实时如何取舍，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种真实是可以公开的，公开出来以后社会反响是好的；还有一种情况，这种真实是不能够公布的。比如，《世界新闻报》把生病小孩的隐私都公开了，材料虽然真实，但伤害了小孩和家人，也引发众人的反感。即便是第一种情况，获取新闻的手段依然要讲诚信。新闻自由不能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为代价，危害国家安全、损害民族利益、伤害民众尊严，自由的底线就突破了。过度的、偏激的新闻自由，是不能提倡的。
　　报道新闻真相和获取新闻的手段有时会出现予盾，如何正确处理是个难点。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把真实的材料拿到手，靠的是功力，是新闻专业精神。核心的信息源能不能拿到手，用非法的手段还是用基本功力去获取，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素养的高低。披露真相，有些时候不能急于求成。《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在全国影响非常大，在舆论的影响下国家收容制度也取消了。其报道循序渐进，告诉读者孙志刚被收容进了收容所，然后又住到医院，最后死了，他的父亲为此上访。非常客观把这个过程反映出来，引发了新老媒体联合起来去披露这个事，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终于弄清孙志刚被打死的真相。这个例子说明，追求新闻真相是一个过程，要把这个真相拿出来，有时一次采访能弄清楚，有时则要经过多次采访报道，才能一步一步接近并最终揭露真相。《南方都市报》找到了结果，达到了采访的目的，且用的是正当手法，一步一步推进，可见真实和寻找真实的诚信完全可以结合好。
　　用非法手段获取官员政要、明星的资料，在西方的一些媒体中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为什么这一次的“窃听门”会像过街老鼠而共诛之？一般来说，对官场上发生的问题、丑闻去揭露一下，不少人会高兴甚至喝彩，也不管是从什么渠道、用什么手段得来的材料。但是这一次，《世界新闻报》连普通老百姓都给窃听了。西方很强调隐私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底线突破了，民众受不了，政府受不了，司法部门也受不了，这也是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量变引起质变，终于爆发。一旦达到爆发点，过去所发生的事都会翻出来算总账。所以，任何媒体都不能有侥幸心理，别把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得到的“喝彩”当作灵丹妙药。
　　用非法手段去窃取新闻，偏离了新闻人的新闻价值观和道德观。新闻人总喜欢讲“新闻价值”，这无可非议，但价值和新闻价值观、道德观是不同的。新闻揭露之后得到了赞许，也许“新闻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而新闻的价值观虽然也要体现其“价值”，但还需要新闻理论支撑这种看法。西方的新闻理论也是不允许用非法手段窃取新闻的，因此《世界新闻报》只强调“价值”而不讲价值观，就会作出错误的行动。
　　“窃听门”事件对中国媒体有很强的警示意义。现在，媒体越来越开放，有一些地方，过去记者进不了，现在可以进去了。获取材料越来越方便，采访设备也越来越先进，采访有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但是如果放松警惕，这种条件也可能为非法窃取“机密”或“隐私”提供便利。媒体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家媒体对抢新闻的记者都有激励机制，有些人为了本单位或自身的利益，可能会铤而走险。对此，媒体和媒体人要敲响警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新闻真实和用诚信获取真实的生命线。
　　
　　作者范以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