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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呈增长平稳、支撑作用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然而，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高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多方面困难，其中，融资贷款难、市场开拓难以及企业转型难等问题依旧。除了上述持续存在的难点痛点外，今年以来还存在以下应该重点关注的潜在性风险，即全局层面因“幸存者偏差”放大了宏观统计和微观感受之间的差异，行业层面要高度重视“软件定义”的安全风险，地方层面的政策举措与企业高质量发展诉求之间不匹配，中央层面的部分政策在助推行业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给行业短期平稳发展帶来阵痛。为此，我们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大政府部门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有效构建全国基础性高技术产业信息集成与共享平台和探索建立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强化支持、破解难题，实现从“总量追赶”向“质量提升”的转变，推动以核心竞争力提升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高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多方面困难，其中，融资贷款难、市场开拓难以及企业转型难等问题依旧。调研时，据江苏省相关企业反映，在市场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一些有市场、有技术优势、有效益的高技术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很难从银行直接获得贷款，最终只能通过担保等方式获得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在10%以上。据重庆市相关企业反映，受经贸摩擦影响，其下游服务的芯片和面板等相关企业减缓既定投资，使得企业的市场开拓被迫放缓。同时，调研中，贵州省相关企业普遍反映，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企业缺乏既懂企业业务，又懂数据挖掘与分析的数字化转型人才，由此无法在业务运行中形成人、物、场景等数据的专业化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数字技术后的“商业模式并不清晰”“不会干”“不好干”等问题使得企业陷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发展困局。除了上述持续存在的难点痛点外，今年以来还存在以下应该重点关注的潜在性风险。
（一）全局层面：“幸存者偏差”放大了宏观统计和微观感受之间的差异
从宏观统计数据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依然相对乐观，但是从微观感受看，企业普遍面临运营成本不断上升、企业资金周转效率下降、市场拓展更加艰难、利润率持续下降等现实压力，整个行业进一步优胜劣汰且更加理性。我们认为，“幸存者偏差”可能是导致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即当前统计局的同口径、同范围、同一批企业（“三同”），是指当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所以他们计算的“累计同比”，是根据“三同”口径的企业今年和去年申报的数据为计算依据，由于只关注某种经过筛选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认知偏差或逻辑谬误。我们根据元素咨询数据统计显示，按照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口径，截至2019年8月底，全国在营高技术企业合计160143家，较去年同期增长10.37%，占全国企业总数比重约为0.39%，其中，高技术规上企业占比49.61%，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0.62个百分点。从调研也可以发现，一方面，绝大多数高技术中小企业认为，在市场格局变化加快和国内外要素环境约束趋紧的条件下生存压力不断增大，企业进入到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而另一方面，行业龙头企业无论是从既有市场还是从发展前景看，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忍耐性和应变能力。应该说，统计数据更多展现了“好”企业的发展状况而相对忽视了行业内其他大多数普通企业的困楚。
（二）行业层面：高度重视“软件定义”的安全风险
随着数据产生的速度和数量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数据量继续增长将达到每人每秒产生1.7MB的速度。“数据”这一关键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使得“软件定义”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同时，工业领域的软件应用贯穿研发、制造、营销、物流整个价值链和供应链，总体来看，“软件定义”的产业支撑作用日益显著。例如，据广东企业反映，工程模拟软件厂商 ANSYS在核工业、铁道、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能源、汽车交通、国防军工、电子、造船、生物医学等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现代科技产品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具之一。虽然“软件定义”作用日益突出，但是由于产值规模小、专业性相对强、开发时间长、紧密结合先进工艺、用户高度锁定、赢家通吃等特点，我国相关的软件市场长期被欧美企业垄断，如PLM领域的达索和西门子，而国内相关企业则因缺乏需求、知识、应用、数据等方面的经验和人才积累，难以应对外资企业的竞争，由此很容易被人“卡脖子”。
（三）地方层面：政策举措与企业高质量发展诉求之间不匹配
地方政府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把握并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的创新管理、协同合作和投资评价制度，为高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公平、透明和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据江苏部分高技术企业反映，尽管航空军工等战略性产业正在逐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开放，但是地方政府因土地资源匮乏而制定的相关投资强度、投资规模等方面的投资规范，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要么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导致项目无法开展，要么企业削足适履被迫接受带来的发展风险，都会给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隐忧。湖北的部分高技术企业则反映，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将财政补贴作为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对于处于快速发展初期的高技术企业，更需要政府在市场开拓方面的帮扶而非财政补贴;而且，财政补贴的获取往往根据企业参加各类答辩所做的书面文章而非项目的实地考察，这往往诱发了企业的投机心理，诱使企业更多去做如何获得政府资金的表面文章而非实实在在的项目攻关。
（四）中央层面：部分政策在助推行业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给行业短期平稳发展带来阵痛
部分政策虽有助于行业未来前行更稳更远，但在短期内却很可能会给行业内企业带来销售收入放缓的阵痛，特别是在外需萎缩冲击下，企业利润下滑将进一步压制投资的积极性加大就业压力，因而需要关注由此可能引发的中短期的社会后果。例如，在医药行业领域，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虽有助于未来仿制药产业链的结构优化和整合提升，并为高价值创新药开拓出市场空间，但短期看，将对仿制药企业带来发展阵痛。具体而言，随着带量采购范围逐步扩展至全国范围，从长期看，产业有望加速集约化生产，有助于助推品种丰富、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医药企业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但从短期看，如果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在三家或以上，则激烈的价格竞争将使得中标企业面临毛利大幅降低的局面，而非中标企业则意味着该品种的淘汰，之前通过加强非试点地区销售的红利不在。例如，广东省部分企业反映，受2018年国家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政策调整的影响，即为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型号核准测试服务承检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确定，由此导致市场竞争形势更为严峻，并给在位企业带来市场份额减少的短期阵痛。又如，江苏省部分化工新材料领域的民营企业反映，由于化工新材料的生产制造具有潜在的环保和安全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对于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愈来愈重视，相关环保和安全检查的力度和频度持续加强，且更倾向于针对问题相对较多的民营企业，由此给一直以来持续合法合规经营的民营企业增加了不少负担，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
（一）进一步加大政府部门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的集成协同高效
要在注重透明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基础上，持续优先向事关未来的关键使能技术投资，并根据“有能力、有潜力”的“兩力原则”，选择创新资源配置的重点。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交流，确保政策支持的分类型、规则化和可预期性，即根据企业的急切需要、发展规模和产品生命周期阶段、所处行业技术特点和技术创新周期阶段，为行业提供分类化指导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尽量减少一些运动式的反复，推动政策举措和相关制度安排更具针对性、一致性和连贯性。特别是要从制度、文化和人性的角度多思索，以做精品、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要依托于长期的经验积累、技术储备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避免低附加值化、泡沫化的迎合政绩式发展，将扶持重点真正落实到那些立志研发、基础技术，拥有技术沉淀的企业，而不是那些只有规模、没有技术贡献的企业，使得政策制度更加契合创新者。同时，还要通过完善的协调机制形成协同互动、合作互补的局面，进一步解决政策落实同步性差的突出问题，即加强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相互合作，要在部门间寻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并以明晰的政策目标、任务、措施，不断整合资源、改革管理体制，以期更有效地利用研发创新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二）有效构建全国基础性高技术产业信息集成与共享平台，为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
应坚持数据思维、平台思维，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建设全国范围的、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形成互联互通、统一接入、统筹利用、安全可控的高技术企业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大平台，推进信息的可视化，并扩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和利用。鼓励政府相关部门创新治理工具，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搜集、甄选和挖掘，加强对全国性和区域性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的感知和分析，通过绘制成可视化、可描述的“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景观”，及时有效地把握各地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和问题，推动政策设计更加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和支撑保障条件。
（三）探索建立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新型举国体制，助推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创新发展需要新视野、新观念、新思维，需要重塑发展理念和调整发展实践，需要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和全方位考虑，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排除创新发展实践中的各类障碍。作为制度和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工业软件、数字安全等领域探索建立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依靠自主创新内生的技术能力，已经势在必然。具体而言，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依托政府部门搭建的行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和出台的相关政策法律制度，完善信息沟通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进入退出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生态圈各利益相关者针对面向关键需求和明显短板的重大技术问题，共同开展竞争性的技术研发攻关，增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技术创新链各环节的产学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通过第三方评估“去劣存良”，推动利益相关者为共同目标进行动态性、适时性的调控整合和多元协调，最终形成企业竞合、产学研协同的利益共同体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在新型生态环境中互补合作、共生共赢、有序竞争的创新模式，实现核心关键产品从“不可用”到“基本可用”再到“基本好用”“领先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推动基于核心关键产品的行业生态优势的构建。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一、当前发展应关注的潜在性风险
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高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多方面困难，其中，融资贷款难、市场开拓难以及企业转型难等问题依旧。调研时，据江苏省相关企业反映，在市场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一些有市场、有技术优势、有效益的高技术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很难从银行直接获得贷款，最终只能通过担保等方式获得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在10%以上。据重庆市相关企业反映，受经贸摩擦影响，其下游服务的芯片和面板等相关企业减缓既定投资，使得企业的市场开拓被迫放缓。同时，调研中，贵州省相关企业普遍反映，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企业缺乏既懂企业业务，又懂数据挖掘与分析的数字化转型人才，由此无法在业务运行中形成人、物、场景等数据的专业化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数字技术后的“商业模式并不清晰”“不会干”“不好干”等问题使得企业陷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发展困局。除了上述持续存在的难点痛点外，今年以来还存在以下应该重点关注的潜在性风险。
（一）全局层面：“幸存者偏差”放大了宏观统计和微观感受之间的差异
从宏观统计数据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依然相对乐观，但是从微观感受看，企业普遍面临运营成本不断上升、企业资金周转效率下降、市场拓展更加艰难、利润率持续下降等现实压力，整个行业进一步优胜劣汰且更加理性。我们认为，“幸存者偏差”可能是导致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即当前统计局的同口径、同范围、同一批企业（“三同”），是指当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所以他们计算的“累计同比”，是根据“三同”口径的企业今年和去年申报的数据为计算依据，由于只关注某种经过筛选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认知偏差或逻辑谬误。我们根据元素咨询数据统计显示，按照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口径，截至2019年8月底，全国在营高技术企业合计160143家，较去年同期增长10.37%，占全国企业总数比重约为0.39%，其中，高技术规上企业占比49.61%，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0.62个百分点。从调研也可以发现，一方面，绝大多数高技术中小企业认为，在市场格局变化加快和国内外要素环境约束趋紧的条件下生存压力不断增大，企业进入到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而另一方面，行业龙头企业无论是从既有市场还是从发展前景看，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忍耐性和应变能力。应该说，统计数据更多展现了“好”企业的发展状况而相对忽视了行业内其他大多数普通企业的困楚。
（二）行业层面：高度重视“软件定义”的安全风险
随着数据产生的速度和数量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数据量继续增长将达到每人每秒产生1.7MB的速度。“数据”这一关键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使得“软件定义”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同时，工业领域的软件应用贯穿研发、制造、营销、物流整个价值链和供应链，总体来看，“软件定义”的产业支撑作用日益显著。例如，据广东企业反映，工程模拟软件厂商 ANSYS在核工业、铁道、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能源、汽车交通、国防军工、电子、造船、生物医学等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现代科技产品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具之一。虽然“软件定义”作用日益突出，但是由于产值规模小、专业性相对强、开发时间长、紧密结合先进工艺、用户高度锁定、赢家通吃等特点，我国相关的软件市场长期被欧美企业垄断，如PLM领域的达索和西门子，而国内相关企业则因缺乏需求、知识、应用、数据等方面的经验和人才积累，难以应对外资企业的竞争，由此很容易被人“卡脖子”。
（三）地方层面：政策举措与企业高质量发展诉求之间不匹配
地方政府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把握并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的创新管理、协同合作和投资评价制度，为高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公平、透明和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据江苏部分高技术企业反映，尽管航空军工等战略性产业正在逐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开放，但是地方政府因土地资源匮乏而制定的相关投资强度、投资规模等方面的投资规范，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要么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导致项目无法开展，要么企业削足适履被迫接受带来的发展风险，都会给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隐忧。湖北的部分高技术企业则反映，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将财政补贴作为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对于处于快速发展初期的高技术企业，更需要政府在市场开拓方面的帮扶而非财政补贴;而且，财政补贴的获取往往根据企业参加各类答辩所做的书面文章而非项目的实地考察，这往往诱发了企业的投机心理，诱使企业更多去做如何获得政府资金的表面文章而非实实在在的项目攻关。
（四）中央层面：部分政策在助推行业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给行业短期平稳发展带来阵痛
部分政策虽有助于行业未来前行更稳更远，但在短期内却很可能会给行业内企业带来销售收入放缓的阵痛，特别是在外需萎缩冲击下，企业利润下滑将进一步压制投资的积极性加大就业压力，因而需要关注由此可能引发的中短期的社会后果。例如，在医药行业领域，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虽有助于未来仿制药产业链的结构优化和整合提升，并为高价值创新药开拓出市场空间，但短期看，将对仿制药企业带来发展阵痛。具体而言，随着带量采购范围逐步扩展至全国范围，从长期看，产业有望加速集约化生产，有助于助推品种丰富、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医药企业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但从短期看，如果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在三家或以上，则激烈的价格竞争将使得中标企业面临毛利大幅降低的局面，而非中标企业则意味着该品种的淘汰，之前通过加强非试点地区销售的红利不在。例如，广东省部分企业反映，受2018年国家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政策调整的影响，即为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型号核准测试服务承检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确定，由此导致市场竞争形势更为严峻，并给在位企业带来市场份额减少的短期阵痛。又如，江苏省部分化工新材料领域的民营企业反映，由于化工新材料的生产制造具有潜在的环保和安全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对于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愈来愈重视，相关环保和安全检查的力度和频度持续加强，且更倾向于针对问题相对较多的民营企业，由此给一直以来持续合法合规经营的民营企业增加了不少负担，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
二、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政府部门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的集成协同高效
要在注重透明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基础上，持续优先向事关未来的关键使能技术投资，并根据“有能力、有潜力”的“兩力原则”，选择创新资源配置的重点。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交流，确保政策支持的分类型、规则化和可预期性，即根据企业的急切需要、发展规模和产品生命周期阶段、所处行业技术特点和技术创新周期阶段，为行业提供分类化指导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尽量减少一些运动式的反复，推动政策举措和相关制度安排更具针对性、一致性和连贯性。特别是要从制度、文化和人性的角度多思索，以做精品、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要依托于长期的经验积累、技术储备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避免低附加值化、泡沫化的迎合政绩式发展，将扶持重点真正落实到那些立志研发、基础技术，拥有技术沉淀的企业，而不是那些只有规模、没有技术贡献的企业，使得政策制度更加契合创新者。同时，还要通过完善的协调机制形成协同互动、合作互补的局面，进一步解决政策落实同步性差的突出问题，即加强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相互合作，要在部门间寻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并以明晰的政策目标、任务、措施，不断整合资源、改革管理体制，以期更有效地利用研发创新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二）有效构建全国基础性高技术产业信息集成与共享平台，为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
应坚持数据思维、平台思维，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建设全国范围的、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形成互联互通、统一接入、统筹利用、安全可控的高技术企业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大平台，推进信息的可视化，并扩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和利用。鼓励政府相关部门创新治理工具，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搜集、甄选和挖掘，加强对全国性和区域性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的感知和分析，通过绘制成可视化、可描述的“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景观”，及时有效地把握各地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和问题，推动政策设计更加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和支撑保障条件。
（三）探索建立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新型举国体制，助推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创新发展需要新视野、新观念、新思维，需要重塑发展理念和调整发展实践，需要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和全方位考虑，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排除创新发展实践中的各类障碍。作为制度和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工业软件、数字安全等领域探索建立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依靠自主创新内生的技术能力，已经势在必然。具体而言，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依托政府部门搭建的行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和出台的相关政策法律制度，完善信息沟通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进入退出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生态圈各利益相关者针对面向关键需求和明显短板的重大技术问题，共同开展竞争性的技术研发攻关，增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技术创新链各环节的产学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通过第三方评估“去劣存良”，推动利益相关者为共同目标进行动态性、适时性的调控整合和多元协调，最终形成企业竞合、产学研协同的利益共同体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在新型生态环境中互补合作、共生共赢、有序竞争的创新模式，实现核心关键产品从“不可用”到“基本可用”再到“基本好用”“领先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推动基于核心关键产品的行业生态优势的构建。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