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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海外谋生不易，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他们是怎样运用头脑，据理力争，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呢?
中国人中有这样一个族群：他们背井 离乡，远离故土万里之遥。为在异乡立足， 他们都曾辛苦拼搏，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 力与耐力，弥合那跨越了文化的隔阂。全 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德国汉堡 中国酒家总经理邝伟森就是其中的一员。 40余载海外生活，这位广州老华侨对其纲中 的苦楚与荣耀可谓再清楚不过。以下就是 他对笔者讲述的故事：
广州·香港·德国
我祖上生活在中国广东省番禺县，是个掌勺世家。父亲自小即得祖父的厨艺真传，刚成年就和我的五叔闯荡香港，在中餐馆里辛苦打工。1942年，母亲正怀着我的时候，传闻日本人要攻打香港，全家逃到了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市)。日本人被打跑后，父母选择回到家乡广州，重新创业。
我随父母回到家乡后，先后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在一家机械工厂里做学徒工。由于我家被错划成了地主，父亲为此受到歧视，他和五叔又跑到了香港谋生。我这时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指派下乡劳动改造。对此，我怎么也想不通，心情坏极了。到了1961年，父亲在香港渐渐站稳了脚，我也去了香港。只有母亲不愿离开家乡而留在了国内。
到香港的最初几年，我和父亲、五叔凭借着辛勤劳动，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在生意最红火的年头，我父亲和五叔拥有2家中餐馆和3家烧烤铺，可以说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说心里话，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并没怎么想冢，更没有漂泊在外的感觉。一是因为香港和广州离得近，又都是讲广东话；二是自己没有想到会离开家乡那么久，总盼望着赚了钱回到家乡孝敬母亲。
可是祸福相伴，到了1967年，香港社会出现动荡，餐饮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辛苦创下的基业在这场动荡中毁于一旦。怎么办?香港自然是没法继续呆下去了，家乡又回不去，摆在父亲和五叔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国外搏一搏。刚好叔父有朋友在德国餐馆里做工，于是就介绍五叔于1969年先去了德国，一年之后父亲也去了德国。1971年，我在父亲的帮助下，也踏上了远赴德国的旅途。没想到这一走又是一个10年。
少小离家老大回
到了德国，我经人介绍在德国中部地区的一家中餐馆里打工。这家餐馆的老板为人很好，也经营有方，在德国四五个城市都有餐馆。他看我肯吃苦，做事本分，厨艺也不错，因而很是看重我，让我轮着在他的几个餐馆里做工，并且给了我各种机会锻炼厨艺。而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平日里虚心向餐馆里的老师傅们请教，下班后就呆在家里自己琢磨。刚开始工友们还找过我去赌场或是打麻将，在吃了几次闭门羹后，都说我“人怪”，以后也不找我了。久而久之，我的厨艺有了很大提高，在德国的中餐业界也有了点小名气。
就在我潜心研习厨艺的时候，我的父亲却于1972年撒手人寰，这是我离开家乡后心灵上遭受的一次重创，那个在坎坷路上一直为我挡风遮雨的人去了。可是我却不敢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万里之外的母亲，担心母亲没法承受这一事实。没想到这一隐瞒，就是8年之久。
1976年起，受老板指派，我开始在他汉堡的中餐馆里做工，后来又替他打理店面。那时候，我的生活已有了很大保障，可思乡的情绪却随着离乡日久而农厚起来。平日里一有空就给母亲写信，一旦有朋友从广州过来，总要请来问一问家乡的情况。听说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社会秩序恢复稳定，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后来又听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就萌发了回家看一看的念头。而且我也想亲眼再看看自己日思夜想的老母亲。
1980年，我收拾好行装，带上3岁的儿子在离乡20午后第一次回到了广州。这次回家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那天，母亲就坐在家门外的一只板凳上向临街的马路张望。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我们就如同入定般对视了足有一分钟，仿佛不敢相信这阔别后重聚的真实，直到泪如雨下，我奔向了年迈的母亲，与她紧紧拥抱。那次回家，我足足陪伴母亲一个多月。
德国邻居的脸色
回到德国后不久，我的老板因为年岁已高，不想再从事餐饮业，就把汉堡的中餐馆转让给了我，我在辛苦打工了20年后终于自己做了老板。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我做上了饭店经理后，我才发现在德国经营中餐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时候，德国人对待外国人非常苛刻，尤其是对亚洲人。不说时不时地要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刁难，就连身边的德国邻居也要常常给我们中国人脸色看。特别是我的餐馆周围都是德国人经营的宾馆和饭店，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经营的饭店总是投以歧视的眼光，一有事情就往中餐馆泼脏水。
我刚接手餐馆就遇到了两件棘手的事情：有一次环保部门进行卫生检查时在我们这条街上发现了老鼠，周围的邻居都说是从我的餐馆跑出来的。我心里虽然青楚做宾馆餐饮业根本无法保证灭绝老鼠，不仅仅我餐馆里有，其他饭店和宾馆里也都会有，但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交了罚金。检查之后，我专门找了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卫生青洁公司签订合同，委托他们定期来餐馆灭鼠。等到下一次卫生检查时，又发现了老鼠，周围 的宾馆饭店老板自然又把责任推到了我身 上。可当我拿出卫生合同以及那家公司每 次做完卫生后的记录时，他们再也无话可 说，老老实实地接受罚款。
还有一次，隔壁宾馆的经理向我发难说餐馆的油烟太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于是我就带着这位经理找到一家厨房青洁公司，让他把他的要求告诉清洁公司后，我同这家公司签订厨房清洁合同，即便以后厨房油烟再大，我的这位邻居也不吭声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刻给我警醒：中国人在海外谋生不易，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要多用用头脑，据理力争，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在我加强治理餐馆卫生的同时，我还特别庄重提高餐馆的餐饮服务质量，要求员工们不能因为经常光顾餐馆的多是外国人而随意糊弄，要在每一道菜肴和每一项服务上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不能为了省事而坏了中国菜的名声，还鼓励厨师们开发新的菜肴。虽然经营成本提高了，可餐馆的客人也增加了很多。
特别让我引以自豪的是，中国书画界的泰斗刘存粟老先生在其94岁(1989年)高龄客居及堡时，因为喜好活鱼菜肴常常光临我的餐馆，并为我题下了“味珍”二字，鼓励我在厨艺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正因为我用心在厨艺上下功夫，才使我以后有聿被选为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的理事。
全新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还只是关注 自己餐馆的生意，对于参与侨团事务并不 是很积极。一是自己还没有一份像样的基 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侨务；另一方面 是认为中国人太少，难以形成气候。但有两 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我们称为“晨曦事件”：1993年的一个清晨，德国劳工局以“清查黑工”为名， 同时在德国各大城市联合对100多冢中餐馆进行大搜查，新闻媒体也对这次行动作了大量负面报道。结果中餐馆正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一些中餐业者的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第二件事情是“狗肉事件”：1995年，德国最大的报纸《图片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中餐馆杀狗卖狗肉的事情，语气极其恶劣。该文不加区别地将个别现象与整个中餐业联系起来，使得视狗如同家庭成员的德国人对中餐业者十分反感，中餐馆的业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这两起事件中，因为我从事餐饮业时间比较久，对德国>匕较了解，人也本分，同业者都信任我，我就和德国的几位老华侨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组织和领导中餐业主联手反击的职责，并且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迫使事件的责任方向我们中餐业主道了歉。
事件过后，我回想起事件中积极参与的中餐业主和众多中国同胞，猛然发觉原来今天的华侨华人数量已经比我初来德国时增长了十几倍，难怪德国人开始庄意到势力逐渐强大的中国人群体了。中国人增多了，就需要自己的社团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那时德国和汉堡的华侨社团还非常少。刚好我的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于是主动投身到了各种侨团事务中去并担负了一些领导职务。
在投身侨团事务的这些年里，我经常往家乡跑，亲身体验到了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冢乡面貌和居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我是由衷地高兴。再看看德国的城下，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感觉它们反而落在了我们的后面。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在国外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并且越来越多地得到当地人的认同。
我青楚地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走在德国的马路上，德国人总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可要换作现在，德国人多半会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有的德国人还会用汉语“你好”向你问候。那时候中国人去德国的旅，存景点参观，基本上看不到中文介绍，更不用说中文解说了；可是现在如果你参观新天鹅石宫等著名景点，不仅有中文介绍，还有中文导游。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再也不用点头哈腰、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了，，可以说，祖国的发展同我们这些海外华侨华人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
中国人中有这样一个族群：他们背井 离乡，远离故土万里之遥。为在异乡立足， 他们都曾辛苦拼搏，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 力与耐力，弥合那跨越了文化的隔阂。全 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德国汉堡 中国酒家总经理邝伟森就是其中的一员。 40余载海外生活，这位广州老华侨对其纲中 的苦楚与荣耀可谓再清楚不过。以下就是 他对笔者讲述的故事：
广州·香港·德国
我祖上生活在中国广东省番禺县，是个掌勺世家。父亲自小即得祖父的厨艺真传，刚成年就和我的五叔闯荡香港，在中餐馆里辛苦打工。1942年，母亲正怀着我的时候，传闻日本人要攻打香港，全家逃到了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市)。日本人被打跑后，父母选择回到家乡广州，重新创业。
我随父母回到家乡后，先后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在一家机械工厂里做学徒工。由于我家被错划成了地主，父亲为此受到歧视，他和五叔又跑到了香港谋生。我这时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指派下乡劳动改造。对此，我怎么也想不通，心情坏极了。到了1961年，父亲在香港渐渐站稳了脚，我也去了香港。只有母亲不愿离开家乡而留在了国内。
到香港的最初几年，我和父亲、五叔凭借着辛勤劳动，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在生意最红火的年头，我父亲和五叔拥有2家中餐馆和3家烧烤铺，可以说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说心里话，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并没怎么想冢，更没有漂泊在外的感觉。一是因为香港和广州离得近，又都是讲广东话；二是自己没有想到会离开家乡那么久，总盼望着赚了钱回到家乡孝敬母亲。
可是祸福相伴，到了1967年，香港社会出现动荡，餐饮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辛苦创下的基业在这场动荡中毁于一旦。怎么办?香港自然是没法继续呆下去了，家乡又回不去，摆在父亲和五叔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国外搏一搏。刚好叔父有朋友在德国餐馆里做工，于是就介绍五叔于1969年先去了德国，一年之后父亲也去了德国。1971年，我在父亲的帮助下，也踏上了远赴德国的旅途。没想到这一走又是一个10年。
少小离家老大回
到了德国，我经人介绍在德国中部地区的一家中餐馆里打工。这家餐馆的老板为人很好，也经营有方，在德国四五个城市都有餐馆。他看我肯吃苦，做事本分，厨艺也不错，因而很是看重我，让我轮着在他的几个餐馆里做工，并且给了我各种机会锻炼厨艺。而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平日里虚心向餐馆里的老师傅们请教，下班后就呆在家里自己琢磨。刚开始工友们还找过我去赌场或是打麻将，在吃了几次闭门羹后，都说我“人怪”，以后也不找我了。久而久之，我的厨艺有了很大提高，在德国的中餐业界也有了点小名气。
就在我潜心研习厨艺的时候，我的父亲却于1972年撒手人寰，这是我离开家乡后心灵上遭受的一次重创，那个在坎坷路上一直为我挡风遮雨的人去了。可是我却不敢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万里之外的母亲，担心母亲没法承受这一事实。没想到这一隐瞒，就是8年之久。
1976年起，受老板指派，我开始在他汉堡的中餐馆里做工，后来又替他打理店面。那时候，我的生活已有了很大保障，可思乡的情绪却随着离乡日久而农厚起来。平日里一有空就给母亲写信，一旦有朋友从广州过来，总要请来问一问家乡的情况。听说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社会秩序恢复稳定，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后来又听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就萌发了回家看一看的念头。而且我也想亲眼再看看自己日思夜想的老母亲。
1980年，我收拾好行装，带上3岁的儿子在离乡20午后第一次回到了广州。这次回家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那天，母亲就坐在家门外的一只板凳上向临街的马路张望。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我们就如同入定般对视了足有一分钟，仿佛不敢相信这阔别后重聚的真实，直到泪如雨下，我奔向了年迈的母亲，与她紧紧拥抱。那次回家，我足足陪伴母亲一个多月。
德国邻居的脸色
回到德国后不久，我的老板因为年岁已高，不想再从事餐饮业，就把汉堡的中餐馆转让给了我，我在辛苦打工了20年后终于自己做了老板。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我做上了饭店经理后，我才发现在德国经营中餐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时候，德国人对待外国人非常苛刻，尤其是对亚洲人。不说时不时地要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刁难，就连身边的德国邻居也要常常给我们中国人脸色看。特别是我的餐馆周围都是德国人经营的宾馆和饭店，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经营的饭店总是投以歧视的眼光，一有事情就往中餐馆泼脏水。
我刚接手餐馆就遇到了两件棘手的事情：有一次环保部门进行卫生检查时在我们这条街上发现了老鼠，周围的邻居都说是从我的餐馆跑出来的。我心里虽然青楚做宾馆餐饮业根本无法保证灭绝老鼠，不仅仅我餐馆里有，其他饭店和宾馆里也都会有，但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交了罚金。检查之后，我专门找了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卫生青洁公司签订合同，委托他们定期来餐馆灭鼠。等到下一次卫生检查时，又发现了老鼠，周围 的宾馆饭店老板自然又把责任推到了我身 上。可当我拿出卫生合同以及那家公司每 次做完卫生后的记录时，他们再也无话可 说，老老实实地接受罚款。
还有一次，隔壁宾馆的经理向我发难说餐馆的油烟太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于是我就带着这位经理找到一家厨房青洁公司，让他把他的要求告诉清洁公司后，我同这家公司签订厨房清洁合同，即便以后厨房油烟再大，我的这位邻居也不吭声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刻给我警醒：中国人在海外谋生不易，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要多用用头脑，据理力争，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在我加强治理餐馆卫生的同时，我还特别庄重提高餐馆的餐饮服务质量，要求员工们不能因为经常光顾餐馆的多是外国人而随意糊弄，要在每一道菜肴和每一项服务上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不能为了省事而坏了中国菜的名声，还鼓励厨师们开发新的菜肴。虽然经营成本提高了，可餐馆的客人也增加了很多。
特别让我引以自豪的是，中国书画界的泰斗刘存粟老先生在其94岁(1989年)高龄客居及堡时，因为喜好活鱼菜肴常常光临我的餐馆，并为我题下了“味珍”二字，鼓励我在厨艺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正因为我用心在厨艺上下功夫，才使我以后有聿被选为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的理事。
全新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还只是关注 自己餐馆的生意，对于参与侨团事务并不 是很积极。一是自己还没有一份像样的基 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侨务；另一方面 是认为中国人太少，难以形成气候。但有两 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我们称为“晨曦事件”：1993年的一个清晨，德国劳工局以“清查黑工”为名， 同时在德国各大城市联合对100多冢中餐馆进行大搜查，新闻媒体也对这次行动作了大量负面报道。结果中餐馆正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一些中餐业者的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第二件事情是“狗肉事件”：1995年，德国最大的报纸《图片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中餐馆杀狗卖狗肉的事情，语气极其恶劣。该文不加区别地将个别现象与整个中餐业联系起来，使得视狗如同家庭成员的德国人对中餐业者十分反感，中餐馆的业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这两起事件中，因为我从事餐饮业时间比较久，对德国>匕较了解，人也本分，同业者都信任我，我就和德国的几位老华侨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组织和领导中餐业主联手反击的职责，并且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迫使事件的责任方向我们中餐业主道了歉。
事件过后，我回想起事件中积极参与的中餐业主和众多中国同胞，猛然发觉原来今天的华侨华人数量已经比我初来德国时增长了十几倍，难怪德国人开始庄意到势力逐渐强大的中国人群体了。中国人增多了，就需要自己的社团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那时德国和汉堡的华侨社团还非常少。刚好我的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于是主动投身到了各种侨团事务中去并担负了一些领导职务。
在投身侨团事务的这些年里，我经常往家乡跑，亲身体验到了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冢乡面貌和居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我是由衷地高兴。再看看德国的城下，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感觉它们反而落在了我们的后面。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在国外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并且越来越多地得到当地人的认同。
我青楚地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走在德国的马路上，德国人总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可要换作现在，德国人多半会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有的德国人还会用汉语“你好”向你问候。那时候中国人去德国的旅，存景点参观，基本上看不到中文介绍，更不用说中文解说了；可是现在如果你参观新天鹅石宫等著名景点，不仅有中文介绍，还有中文导游。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再也不用点头哈腰、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了，，可以说，祖国的发展同我们这些海外华侨华人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