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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纾在其译著《黑奴吁天录》中,对原著主人公汤姆叔叔的形象进行了改写,将原来的“黑色基督”变形为“忠义老仆”。由此,原著通过汤姆形象的塑造而体现出的宗教诉求在译作中也被淡化得了无痕迹。这是译者所采取的政治化改写的必然后果,这种改写策略又是由西方文学在晚清文学多元系统中的边缘地位所决定。西方文学的边缘性与当时对西方文学的普遍推重形成了悖论。而这一悖论的根本成因在于晚清盛行的功利化诗学观。
关键词:政治化改写 规范 西方文学 文学多元系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被林纾译介到中国之后,它的中译本《黑奴吁天录》立刻在国内掀起了狂澜。当时国人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使译作与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顺利融合。有识之士从黑奴今日之苦况联想到了异日黄种灭种之痛:“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从而激起了国人强国保种之心。译作强大的感召力得益于其对黑奴悲惨处境细致入微的刻画,尤其是主人公汤姆的悲惨命运令读者唏嘘不已。
一 汤姆叔叔的变形
汤姆不仅对主人对朋友至仁至义,对恶人也不怨不怒。读者不禁要探询这种仁义的源头何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模式我们会将其归结于一个模糊的“善”。但细读原著我们就会找到汤姆之善的原动力——宗教。
《The Marty》(烈士)一章是原著的高潮,也是作者宗教诉求的集中体现。它记述了汤姆因拒绝告诉奴隶主出逃女奴的下落而惨死的悲剧。在作者看来,汤姆是为了遵循基督教的教义而死,虽死犹荣,是烈士。在原著中,汤姆之死神圣得如同耶稣殉道。对常人避之不及的死亡,他非但不恐惧反而当成一种荣耀:
“I’ve got the victory! The Lord Jesus has given it to me!Glory be to His name!”
对置他于死地的元凶他没有丝毫怨尤:
“He an’t done me no real harm,—only opened the gate of the kingdom for me;that’s all!”
汤姆临死仍坚守基督徒的美德:坚忍,宽容。通过对这些美德浓墨重彩的渲染,作者强烈的宗教诉求已清晰凸现。为汤姆安排死亡的结局能激起读者的同情,更是原著宗教主题的升华,死对汤姆而言是救赎“原罪”升入天国的途径,是“求仁得仁”:
“Bless the Lord! It is, it’s all I wanted!”
这样的结局甚至比重归故里,骨肉团聚更圆满。自耶稣殉道以来,以大无畏的精神接受死亡被看成基督徒对死应有的态度。死亡被看成脱离肉身禁锢,回归本真状态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向永生的天梯。汤姆以生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对信仰的忠诚,因此,面对死亡,他毫无惧色,对向他施暴的人不怨不怒。通过对汤姆之死的着力刻画,作者塑造了一位“黑色基督”。
但译文中却不见这种神圣的铺陈,只有对惨状的渲染。汤姆之死被浓缩成“心胃之间,喜气充周,忽而气逆,奄然遂逝。”短短16字,仿佛一张中医病理诊断书。而且,汤姆之喜也并非因为天堂近在咫尺,而是因为能在死前见到他心心念念的小主人,死而无憾。令人读罢不禁感喟:好一位义仆!中国文化对现世的特别关注使我们无暇对死做深度思考,也鲜有基督教中对“彼岸”的向往。因此在死亡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与恐惧。而“忠义观”则成了化解对死之恐惧的良方。“忠义”被高置于生命之上。汤姆宁死也不泄露出逃女奴的下落。这是典型的“舍生取义”。于是,道成肉身的黑色基督在中译本里变身为千古义仆。
黑色基督和忠义老仆,虽然体现的都是仁爱,但前者是宗教之爱而后者却是儒家君子的立身之道。这种变形难道是因为林纾担心中国读者宗教意识淡漠,理解力不够?但通观译本,我们可以发现对某些宗教内容林纾做了忠实译介。如“天主”、“祷告”、“礼拜”等,同为宗教内容,为何林纾会厚此薄彼呢?
二 变形的成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揭露蓄奴制度的黑暗之外,斯托夫人的根本诉求还是奉劝人们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宽恕仁爱。除了汤姆这位黑色基督外,另一主人公乔治的命运更清晰地体现了作者的宗教诉求。他的勇敢叛逆与汤姆的逆来顺受形成了鲜明对比。年少时的他血气方刚,所作所为常被基督徒视为离经叛道——敢于为黑奴身受的苦难质问上帝。为了保全妻孥,他毅然出逃,终获自由,骨肉团聚。他在法国求学4年之后,眼界学识大为开阔。但他却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了志向:要回到非洲,献身于提高黑人国际地位的事业。在信中,他还一再强调了自己基督徒的立场:
“As a Christian patriot,as a teacher of Christianity,I go to my country…”
昔日叛逆也终于自觉地皈依上帝。这是使该书主题得到进一步提升的点睛之笔,再次彰显了上帝的威力。这封信也被大段删除。在原著中,斯托夫人还通过叙事者之口表达了对非洲美好未来的信心。她深信非洲的崛起是神的旨意,因为非洲人民具有诸多为基督教所赞赏的美德:“温和”;“柔顺”;“赤子般的单纯”。而“宽容”在译作中被“过绝于人者”这一模糊语替换了。
显然,对汤姆形象的有意误读、将乔治的信大段删除、用模糊语替代原著提及的非洲人民的美德都是译者为了回避原著的宗教主题而采取的颠覆手段。这是因为译者译书的诉求与作者的创作诉求发生了冲突。
作者倡导的宽恕仁爱固然动听,但当时中国缺少的并非这种“仁爱”。以“仁爱”为处世之本的谦谦君子们挡不住外国列强的铁蹄阵阵。从黑奴遭受的非人待遇,国人沉痛却无奈地承认了“弱国无外交”这一定势。痛定思痛,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根柢时,有识之士总结出“尚文轻武”是我们在近代屡遭欺辱的原因:“吾华开化早,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因此,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以振奋民心,抗击外辱是林纾译介的目的。而对恶势力,斯托夫人倡导的是一种非暴力抵抗,在上帝引导下的消极抵抗。她所谓的胜利也是精神胜利。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抵牾且极有可能成为麻痹国人的精神鸦片。由此可见,林纾对原著宗教主题的颠覆其实是保证其“强国保种”这一诉求实现的手段。
三 边缘中的西方文学
1 政治化改写
汤姆的变形在晚清译界具有典型意义。林纾和他同代的译者们一样,鲜有尊重原作的意识,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暴力改写”(rewriting):或增或删,兴之所至还会凭空发论。亡国忧虑催生了晚清文学界西学东渐的高潮。士大夫们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被惊醒,开始放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维新志士遍寻救国良方,最终把希望放到了文学上。为了给积弱的社会一剂猛药,他们不惜创造出文学救国的神话来:“彼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而传统小说又不能胜任改革社会这一重任。如此一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出现了真空,急需填补。师法来自欧美等强势文化的外国小说无疑就是最佳捷径了:“不能不以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也”,由此西方小说便得以而入。
从当时国人对西方小说的推重来看,译者们对原著采取的这种随意的改写令人费解。一般来说,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接受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有关翻译文学的地位问题,多元系统理论的首创者伊文·佐哈尔有过阐述。他认为翻译文学通常居于接受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地位,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它会跃至中心:1、接受国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2、文学多元系统在世界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时;3、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根据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入语文化的传统规范往往会被打破,译者会看重译文的“充分性”(adequacy)而遵守出发语文化的规范;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译者往往会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模式,此时译者看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会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既然西方文学是为了填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真空而引进的,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西方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应取得中心地位,相应的翻译策略也应是尊重原著“充分性”的“直译”。但晚清译界“意译”成风却是不争的事实。西方文学的地位与当时通行的翻译策略发生了矛盾。这一悖论的成因何在呢?
2 政治功利化诗学观
溯本追源,我们还得从统摄所有文学活动的规范——诗学观上找原因。诗学观是一种文学态度,包含两个因素,一是所有文学手段的集合,如体裁,主题,原型人物,象征等;二是对文学的作用或应起作用的一种认识。中国传统诗学观对小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极为轻浮随便的游戏态度,将其视为“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的文字游戏;一种则是文以载道诗学观,引申孔子的“必有可观者”,强调小说可以“资政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可以“劝善惩恶,幼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晚清中国的“亡国忧虑”促使小说的读者和作者摒弃“游戏消遣”的小说观。小说被当成一剂解中国社会燃眉之急的速效药被士大夫们罩上光环。但“资政体,助名教”的大帽子一旦扣到了小说头上,小说也必须要向“政体”、“名教”靠拢,否则仍是不入九流的“小道”。“政治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也成了翻译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在“政治化改写”这一主流翻译规范的统摄下,译作必须经过政治化过滤方能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顺利进入中国的话语范畴。林译小说的成功也部分归因于他善于用政治来包装自己的译作。连书中提到的儿女私情也要为其披上政治化的外衣。比如他在序言中表明自己译《雾中人》就不是出于对主人公抱得美人归的羡慕,而是民族危机感使然:“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
正如雨果所言:翻译是一种“暴力行为”(an act of violence against itself)。晚清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促使译者对原著进行“暴力改写”以增强其颠覆力,配合主流阶层的政治活动。晚清文学翻译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的外表下,骨子里还是被传统诗学观统摄。翻译小说作为一种“政治需要”的产物,并未在社会上确立其独立的文学地位。在盼望用翻译小说扭转乾坤的知识分子笔下,翻译小说成为救世神符。但沉重的政治期望却排斥了它作为艺术的独立价值。因此,当时翻译尽管数量之盛、规模之大、空前绝后,但仍改变不了翻译文学的边缘地位。当时的译者们也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矛盾中:他们明确了学习外国小说的新主导方向,但却始终处于封建传统旧文学观念的笼罩下,小心翼翼地恪守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翻译规范。在这种新旧矛盾的相持中,终于爆发了中国文学的新变革——“五四”文学革命。
注:本文系2009年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研究:兼论翻译中的解殖民策略。项目编号:09C1030。
参考文献: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Stowe,Harriet B.Uncle Tom’s Cabin.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4年版。
[3]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45年版。
[4]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Even-Zohar,Itamar..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1978.121).
作者简介:何敏,女,1978—,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政治化改写 规范 西方文学 文学多元系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被林纾译介到中国之后,它的中译本《黑奴吁天录》立刻在国内掀起了狂澜。当时国人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使译作与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顺利融合。有识之士从黑奴今日之苦况联想到了异日黄种灭种之痛:“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从而激起了国人强国保种之心。译作强大的感召力得益于其对黑奴悲惨处境细致入微的刻画,尤其是主人公汤姆的悲惨命运令读者唏嘘不已。
一 汤姆叔叔的变形
汤姆不仅对主人对朋友至仁至义,对恶人也不怨不怒。读者不禁要探询这种仁义的源头何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模式我们会将其归结于一个模糊的“善”。但细读原著我们就会找到汤姆之善的原动力——宗教。
《The Marty》(烈士)一章是原著的高潮,也是作者宗教诉求的集中体现。它记述了汤姆因拒绝告诉奴隶主出逃女奴的下落而惨死的悲剧。在作者看来,汤姆是为了遵循基督教的教义而死,虽死犹荣,是烈士。在原著中,汤姆之死神圣得如同耶稣殉道。对常人避之不及的死亡,他非但不恐惧反而当成一种荣耀:
“I’ve got the victory! The Lord Jesus has given it to me!Glory be to His name!”
对置他于死地的元凶他没有丝毫怨尤:
“He an’t done me no real harm,—only opened the gate of the kingdom for me;that’s all!”
汤姆临死仍坚守基督徒的美德:坚忍,宽容。通过对这些美德浓墨重彩的渲染,作者强烈的宗教诉求已清晰凸现。为汤姆安排死亡的结局能激起读者的同情,更是原著宗教主题的升华,死对汤姆而言是救赎“原罪”升入天国的途径,是“求仁得仁”:
“Bless the Lord! It is, it’s all I wanted!”
这样的结局甚至比重归故里,骨肉团聚更圆满。自耶稣殉道以来,以大无畏的精神接受死亡被看成基督徒对死应有的态度。死亡被看成脱离肉身禁锢,回归本真状态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向永生的天梯。汤姆以生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对信仰的忠诚,因此,面对死亡,他毫无惧色,对向他施暴的人不怨不怒。通过对汤姆之死的着力刻画,作者塑造了一位“黑色基督”。
但译文中却不见这种神圣的铺陈,只有对惨状的渲染。汤姆之死被浓缩成“心胃之间,喜气充周,忽而气逆,奄然遂逝。”短短16字,仿佛一张中医病理诊断书。而且,汤姆之喜也并非因为天堂近在咫尺,而是因为能在死前见到他心心念念的小主人,死而无憾。令人读罢不禁感喟:好一位义仆!中国文化对现世的特别关注使我们无暇对死做深度思考,也鲜有基督教中对“彼岸”的向往。因此在死亡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与恐惧。而“忠义观”则成了化解对死之恐惧的良方。“忠义”被高置于生命之上。汤姆宁死也不泄露出逃女奴的下落。这是典型的“舍生取义”。于是,道成肉身的黑色基督在中译本里变身为千古义仆。
黑色基督和忠义老仆,虽然体现的都是仁爱,但前者是宗教之爱而后者却是儒家君子的立身之道。这种变形难道是因为林纾担心中国读者宗教意识淡漠,理解力不够?但通观译本,我们可以发现对某些宗教内容林纾做了忠实译介。如“天主”、“祷告”、“礼拜”等,同为宗教内容,为何林纾会厚此薄彼呢?
二 变形的成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揭露蓄奴制度的黑暗之外,斯托夫人的根本诉求还是奉劝人们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宽恕仁爱。除了汤姆这位黑色基督外,另一主人公乔治的命运更清晰地体现了作者的宗教诉求。他的勇敢叛逆与汤姆的逆来顺受形成了鲜明对比。年少时的他血气方刚,所作所为常被基督徒视为离经叛道——敢于为黑奴身受的苦难质问上帝。为了保全妻孥,他毅然出逃,终获自由,骨肉团聚。他在法国求学4年之后,眼界学识大为开阔。但他却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了志向:要回到非洲,献身于提高黑人国际地位的事业。在信中,他还一再强调了自己基督徒的立场:
“As a Christian patriot,as a teacher of Christianity,I go to my country…”
昔日叛逆也终于自觉地皈依上帝。这是使该书主题得到进一步提升的点睛之笔,再次彰显了上帝的威力。这封信也被大段删除。在原著中,斯托夫人还通过叙事者之口表达了对非洲美好未来的信心。她深信非洲的崛起是神的旨意,因为非洲人民具有诸多为基督教所赞赏的美德:“温和”;“柔顺”;“赤子般的单纯”。而“宽容”在译作中被“过绝于人者”这一模糊语替换了。
显然,对汤姆形象的有意误读、将乔治的信大段删除、用模糊语替代原著提及的非洲人民的美德都是译者为了回避原著的宗教主题而采取的颠覆手段。这是因为译者译书的诉求与作者的创作诉求发生了冲突。
作者倡导的宽恕仁爱固然动听,但当时中国缺少的并非这种“仁爱”。以“仁爱”为处世之本的谦谦君子们挡不住外国列强的铁蹄阵阵。从黑奴遭受的非人待遇,国人沉痛却无奈地承认了“弱国无外交”这一定势。痛定思痛,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根柢时,有识之士总结出“尚文轻武”是我们在近代屡遭欺辱的原因:“吾华开化早,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因此,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以振奋民心,抗击外辱是林纾译介的目的。而对恶势力,斯托夫人倡导的是一种非暴力抵抗,在上帝引导下的消极抵抗。她所谓的胜利也是精神胜利。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抵牾且极有可能成为麻痹国人的精神鸦片。由此可见,林纾对原著宗教主题的颠覆其实是保证其“强国保种”这一诉求实现的手段。
三 边缘中的西方文学
1 政治化改写
汤姆的变形在晚清译界具有典型意义。林纾和他同代的译者们一样,鲜有尊重原作的意识,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暴力改写”(rewriting):或增或删,兴之所至还会凭空发论。亡国忧虑催生了晚清文学界西学东渐的高潮。士大夫们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被惊醒,开始放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维新志士遍寻救国良方,最终把希望放到了文学上。为了给积弱的社会一剂猛药,他们不惜创造出文学救国的神话来:“彼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而传统小说又不能胜任改革社会这一重任。如此一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出现了真空,急需填补。师法来自欧美等强势文化的外国小说无疑就是最佳捷径了:“不能不以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也”,由此西方小说便得以而入。
从当时国人对西方小说的推重来看,译者们对原著采取的这种随意的改写令人费解。一般来说,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接受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有关翻译文学的地位问题,多元系统理论的首创者伊文·佐哈尔有过阐述。他认为翻译文学通常居于接受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地位,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它会跃至中心:1、接受国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2、文学多元系统在世界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时;3、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根据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入语文化的传统规范往往会被打破,译者会看重译文的“充分性”(adequacy)而遵守出发语文化的规范;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译者往往会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模式,此时译者看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会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既然西方文学是为了填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真空而引进的,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西方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应取得中心地位,相应的翻译策略也应是尊重原著“充分性”的“直译”。但晚清译界“意译”成风却是不争的事实。西方文学的地位与当时通行的翻译策略发生了矛盾。这一悖论的成因何在呢?
2 政治功利化诗学观
溯本追源,我们还得从统摄所有文学活动的规范——诗学观上找原因。诗学观是一种文学态度,包含两个因素,一是所有文学手段的集合,如体裁,主题,原型人物,象征等;二是对文学的作用或应起作用的一种认识。中国传统诗学观对小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极为轻浮随便的游戏态度,将其视为“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的文字游戏;一种则是文以载道诗学观,引申孔子的“必有可观者”,强调小说可以“资政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可以“劝善惩恶,幼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晚清中国的“亡国忧虑”促使小说的读者和作者摒弃“游戏消遣”的小说观。小说被当成一剂解中国社会燃眉之急的速效药被士大夫们罩上光环。但“资政体,助名教”的大帽子一旦扣到了小说头上,小说也必须要向“政体”、“名教”靠拢,否则仍是不入九流的“小道”。“政治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也成了翻译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在“政治化改写”这一主流翻译规范的统摄下,译作必须经过政治化过滤方能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顺利进入中国的话语范畴。林译小说的成功也部分归因于他善于用政治来包装自己的译作。连书中提到的儿女私情也要为其披上政治化的外衣。比如他在序言中表明自己译《雾中人》就不是出于对主人公抱得美人归的羡慕,而是民族危机感使然:“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
正如雨果所言:翻译是一种“暴力行为”(an act of violence against itself)。晚清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促使译者对原著进行“暴力改写”以增强其颠覆力,配合主流阶层的政治活动。晚清文学翻译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的外表下,骨子里还是被传统诗学观统摄。翻译小说作为一种“政治需要”的产物,并未在社会上确立其独立的文学地位。在盼望用翻译小说扭转乾坤的知识分子笔下,翻译小说成为救世神符。但沉重的政治期望却排斥了它作为艺术的独立价值。因此,当时翻译尽管数量之盛、规模之大、空前绝后,但仍改变不了翻译文学的边缘地位。当时的译者们也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矛盾中:他们明确了学习外国小说的新主导方向,但却始终处于封建传统旧文学观念的笼罩下,小心翼翼地恪守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翻译规范。在这种新旧矛盾的相持中,终于爆发了中国文学的新变革——“五四”文学革命。
注:本文系2009年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研究:兼论翻译中的解殖民策略。项目编号:09C1030。
参考文献: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Stowe,Harriet B.Uncle Tom’s Cabin.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4年版。
[3]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45年版。
[4]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Even-Zohar,Itamar..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1978.121).
作者简介:何敏,女,1978—,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